長期以來,中國在對外宣傳上,過於強調中國的歷史久遠、博大精深、神秘古老。年輕人也普遍認為,當代文化符號落後於傳統文化符號。這會給外國人造成中國屬於“另一個世界”的印象,而神秘化就意味著會被邊緣化。另一方面,中國通過舉辦盛會不斷的宣告著大國崛起的主題,在強烈的國家榮譽感以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下,中國形象更多的以一個集體的面孔出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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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功夫、書法、中醫等傳統文化元素”、“中華美食、中式建築、旗袍等流行元素”、“熊貓、長城、兵馬俑等特有物種或歷史遺跡”、“孫子兵法、儒家思想等古代思想”,這是最受公眾認可的中國元素。未來必須融入現代化、國際化因素,形成既有歷史傳承,又有現代感和親和力的新的國家形象符號系統,才能融入世界話語體系,為國家形象增添新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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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盛會:大國崛起的必經之路自19世紀晚期以來,舉辦盛會就成為一個國家在全球階梯上晉級的必要標誌。這些盛會既是對迄今為止的成就的慶祝,也是對潛在實力的展示。而中國也認為,諸如此類的宏大敘事能夠激發國民的榮耀感和自豪感,也最能直觀地向世界宣示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但中國只是在重復過去大國發展的道路。某一天它將用另一種安靜的方式來顯示它的實力和地位。 |
中國希望在國際社會中樹立和平發展、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然而外國人説起中國,喜歡用的比喻都是“巨人”、“龍”、“獅子”等富有壓迫感的“龐然大物”。當西方用“崛起”一詞形容中國時,常常包含了對中國未來發展不確定性的憂懼,其中又混雜著嫉妒與敬畏。或許中國應該向好萊塢和西方媒體學學,官方做不到潤物細無聲,而民間和非官方的市場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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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世紀中國形象整體或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的整體上看,中國具有兩種肯定與否定截然相反的形象。一方面,“中國製作的國際形象宣傳片,效果往往很難衡量。”,而另一方面,“在西方新聞從業者人本主義思想的背景下,記者的眼光更多地關注到百姓的日常生活。”30年來的發展巨變,導致了中國的城市與鄉村、北方與南方、老人與年輕一代之間都出現了天壤之別。外國媒體意識到,在談到或者在報道中國的時候,最重要的是弄清楚對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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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到趨勢:《時代週刊》的中國視角在《時代》等西方主流媒體的觀察維度中,100年來,中國及中國人的形象如萬花筒一般更疊變換,西方世界以自己的價值觀和文明,將這個國家正在創造的歷史進行了充分的過濾和淘洗,挑選出符合他們口味的人物和事件。於是,中國在西方世界的眼裏,呈現出了另一番風味。 |
從宏大敘事到普通人:外媒如何報道中國控制國際話語權的這些西方主流媒體最為關心中國的經濟情況,其次是外交、政治。而涉及死刑等法律問題是外媒攻擊最多的領域。同時,醫療衛生、環境也給中國人的形象帶來不利影響。顯然,它們更多以自身的標準來評價中國、甚至無視發展階段的不同來説三道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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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1979年之後逐步融入國際社會,因社會制度的不同造成的諸多隔閡在今日的政治與經濟交往活動中有加強之勢。在此背景下,展現今日中國公民的日常生活形態,更有助於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畢竟,一個鮮活的生命、一段幸福的生活、一顆保有尊嚴的心,比數字與産品更能打動人,更能將隔膜化解。每一個普通中國人,都是中國的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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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外交:中國啟動國家公關無論是政府還是公民個人,在對外交往中都會給外界傳遞關於中國形象的資訊。中國經濟整體實力現在確實強大了,但並不表明中國的軟實力也強大了。如何來表達中國形象,什麼能夠代表中國形象,如何用外國人能夠聽得懂的語言來表達形容中國,以容易被外國人所接受的形式來展示中國,便成為一個新問題。 |
國家形象宣傳片:沒人可被代表國家形象在畫家羅中立看來是《父親》;在作家史鐵生看來,是廣袤的黃土高原。而對更多的個體來説,“國家形象”來自於切身的體驗,來自於“小人物”的“小敘事”。宏大敘事讓步入真實關懷的“國家形象宣傳片”蘊涵著進步和文明,意味著一個民族的自信不再維繫于“宏大”,更表徵著公眾不再被“抽象”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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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能否認,國際公眾眼中的國家形象往往就是由負責任的政府形象所直接代表,但企業輸出的産品也是國家形象不可剝離的部分,至於國民個體,他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品質,也成為國家形象不可棄用的現實注腳。正是這種種魔方般的組合,搭建出了原本虛無的國家間意象。 |
詩人余光中説:“當你不在中國,你便變成了全部的中國”。費孝通曾説,在自己的國家,你是一個公民;在國外,你是一個國家的代表。即便你不出國,也不與外國人打交道,但你生産的産品有可能代表著“中國製造”的形象,你工作的狀態有可能通過各種傳媒走進外國人的視線。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不需要刻意作秀,也不需要拔高苛求。形象就在生活中,形象就在細節中,形象就在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