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沃斯年會中國影響力備受關注

面對突如其來的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國實施了“所有”計劃，不僅保持了本國經濟穩定和較快增長，也為世界經濟復蘇作出了重要貢獻。當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出現負增長之時，中國等發展中大國經濟迅速回穩和保持較快增長，極大地增強了世界戰勝國際金融危機的信心。

中國式退出政策

所謂宏觀經濟“退出”政策，是指特定時期刺激總需求政策發生顯著調整或方向性轉變。09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政策調整顯然具有部分“退出”含義，相比較以上調利率作為最重要標誌的慣常退出機制，中國的退出方式具有鮮明特點，包括工具更為多樣、更具行政性、涉及更多的經濟領域等。

中國企業能否走出去，並能征服世界，企業和國家必須密切配合。企業的困惑在於缺乏人才，經驗和靈活的公司治理機制；而國家的困惑在於如何評估每項投資的經濟外部性，用什麼樣的補貼和手段來幫助企業成功的走出去。不管如何，中國企業對外擴張將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

一群中國工人躋身於美國《時代》雜誌的2009年“年度風雲人物”，讓世界無比感慨，幾乎異口同聲：“是中國工人撐起了中國的天空，因此不能只有外國媒體讚揚他們，中國政府應該牢記工人才是經濟的支柱。沒有他們，中國不能闊步前進；有了他們，世界才會感激中國。”

雖然弱勢群體成分複雜，但有個共同特徵就是“弱勢心態”：我不想一直窮下去。窮成為窮的宿命，富成為富的理由，權成為權的源泉。在財富和權力的分配中永遠被排斥在邊緣，這種弱勢心態的蔓延才是最大威脅。“中國夢”裏不應該有弱勢群體，更不能消極默認“下流社會”。

我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依然還是以密集型、粗放型為主。農民進城搖身變成農民工，填補了大量的勞動空白，使得我國的經濟能夠扶搖直上、快速發展。可是經濟發展上去，卻並沒有惠及我們的農民，金融危機的到來，首當其衝的犧牲者是大量的農民工，當然這種情況不是常態性的。

白領用透支未來的方式買了房子，買了車，表面上好像進入“中産”了，但是即使這虛幻的好景也不長久，“房奴”、“車奴”、“卡奴”、“孩奴”……結婚、生子的壓力斷然打破了年輕白領的“中産階級”美夢，使得迅速成為“中産階級”的願望瞬間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畫餅。

從理念到實踐，在實力提升的基礎上，中國已在樹立責任大國形象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績，並且得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一定認同。可以説，目前興起的“中國責任論”正是在對中國實力與責任某種認同的前提下才出現的。但是，與此同時，中國樹立責任大國形象的努力也正面臨著諸多挑戰。

要從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入手，規範政府行為，杜絕權力運作不規範對社會財富的攫取和掠奪。在此基礎上，建立科學、合理、規範、嚴謹的社會分配體制和分配機制。同時，通過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社會保障機制，減少和消除貧富差距拉大對社會帶來的震蕩和影響。

民富是“十二五”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關鍵。民富才能提高民眾的消費能力，才能根本上拉動經濟增長。反過來，經濟增長了，又使得民眾更加富裕，從而激發更高層次的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向更高階段發展。形成這種良性迴圈後，中國經濟才能徹底走向良性發展軌道。

許多年來，GDP的數據增速明顯高於人們工資收入的增長速度，説明普通人群的實際收入明顯沒有跑過GDP，所以GDP的增長對於普通人來説意義不大。相反，CPI對於普通民眾來説，影響就太大了。收入多年未曾增長或者增長很慢，在不斷高攀的CPI面前，人們的生活水準將明顯下降。

2010年第二季度，日本GDP為1.28萬億美元，中國GDP為1.33萬億美元，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引發市場關注。關於中國經濟崛起、中國應承擔更多責任的言論此起彼伏。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奧巴馬提出以G20取代G8，反映了當今世界現狀，也凸顯了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重要性，中國等國將會贏得更多話語權和更大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