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煙花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夜空綻放出短暫的“升龍”奇觀時，這場由藝術家蔡國強與知名戶外品牌始祖鳥聯手打造的視覺盛宴，很快便因生態爭議墜入輿論漩渦。事件發生後，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委、市政府迅速成立的調查組，不僅要核查煙花燃放對高原環境的實際影響，更需直面公眾對社會基層治理體系的深層質疑。在生態保護紅線日益清晰的今天，這起事件暴露出的基層治理生態缺失問題，為我們敲響了警鐘——高原生態的脆弱性與治理能力的不匹配，已成為生態文明建設亟待填補的短板。

一、審批流程的形式主義陷阱

事件初期，當地生態環境部門一句“手續合規”的回應，未能平息公眾疑慮，反而引發了對審批流程的更多追問。

根據日喀則市生態環境局江孜縣分局負責人的解釋，此次活動因使用“環保材料”而未開展環境影響評價，僅通過鄉、村、縣三級政府同意即可實施。這種將“材料環保”與“生態無害”簡單畫等號的邏輯，顯然違背了《西藏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辦法》中“生態保護第一，自然恢復為主”的基本原則。

法律層面的矛盾尤為突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明確要求，可能對環境造成影響的建設項目必須進行環評，而青藏高原作為特殊生態敏感區，依據今年8月剛實施的地方法規，理應執行更嚴格的管控標準。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劉新海指出，即使不在核心保護區，涉及高山草甸和野生動物棲息地的活動也應進行生態影響專項評估，僅憑基層三級審批顯然存在程式瑕疵。

這種“以備案代審批”的操作，本質上是將複雜的生態評估簡化為行政流程的形式主義，暴露出基層執法中“重程式合規、輕實質影響”的治理偏差。

更值得警惕的是環保標準的簡單移植問題。主辦方宣稱煙花材料通過了國際奧會及多國驗證，但西藏自治區生態環境廳專家張惠芳明確指出，低溫低氧的高原環境會顯著減緩材料降解速度，平原地區的環保標準根本不適用於海拔5500米的極端環境。這種將國際標準直接套用於高原生態的做法，反映出基層審批缺乏針對特殊環境的科學研判能力，陷入了“唯標準論”的教條主義誤區。

當法律條文與地方實際出現落差時，基層治理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銜接機制，最終釀成了“合法不合情”的治理困境。

二、多元治理主體的責任斷層

這場高原煙花秀引發的爭議，很大程度上源於治理主體間的協同失靈。根據“五社聯動”的現代治理理論，基層治理需要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社區志願者和社會慈善資源的有機配合，但在此次事件中，多元主體的責任鏈條出現了明顯斷裂。活動主辦方雖制定了“預防—監測—恢復”的全鏈條方案，卻未能充分徵求當地社區意見；基層政府完成了審批流程，卻忽視了生態影響的長期評估；環保組織提出了專業質疑，卻缺乏有效的事前介入渠道。

文化敏感性的缺失尤為刺眼。熱龍鄉所在的江孜縣屬於“乃欽康桑”神山體系，當地牧民世代遵循“春不伐木、冬不鳴金”的生態禁忌，但藝術團隊在獲得行政許可的同時，卻未與社區進行充分的文化溝通。

這種對地方知識體系的漠視，使得本應成為生態守護者的當地居民，變成了被動的旁觀者甚至反對者。當地網友那句“滿足了歐美標準，唯獨沒滿足高原同胞標準”的尖銳批評，直指治理過程中文化維度的嚴重缺位。《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産法》要求尊重當地居民意願的條款，在基層治理實踐中淪為了紙上規定。

企業社會責任的錯位同樣值得反思。作為戶外品牌，始祖鳥本應成為生態保護的踐行者，卻在行銷活動中暴露出急功近利的傾向。儘管事後品牌方發佈致歉信並承諾補救，但公眾更關注的是：為何將商業行銷置於高原生態風險之上？這種“先破壞後修復”的邏輯，與真正的生態保護理念背道而馳。

對比美國Patagonia品牌在巴塔哥尼亞高原的實踐——所有活動需通過生態學家、原住民社區和政府部門的三重評估，並預留十年生態修復資金——更凸顯出我國企業在生態責任意識上的差距，而這種差距的背後，正是基層治理對企業行為引導和約束的乏力。

三、高原治理生態的制度創新路徑

日喀則市成立的調查組已開啟問責程式，但事件的真正價值在於為高原地區治理體系改革提供了契機。重構基層治理生態，需要從制度設計、能力建設和文化融合三個維度同步發力，建立起適應高原特點的治理新模式。

在制度層面，當務之急是建立“海拔梯度環評標準”。現行環評體系未能充分考慮高原特殊性，導致基層執法無據可依或簡單套用標準。應依據《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實施辦法，針對不同海拔、不同生態類型區域制定差異化的評估指標，將冰川穩定性、凍土保護、生物多樣性等特殊要素納入強制評估範圍。特別需要規範“環保材料”的認證標準，要求企業提供高海拔環境下的降解實驗數據，杜絕“環保噱頭”式的商業宣傳。同時應明確審批權責，將公安、生態環境、文旅等部門的審批流程制度化，避免出現“多頭審批卻無人負責”的局面。

技術賦能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關鍵支撐。青藏高原生態監測長期面臨技術薄弱的困境，此次事件中“肉眼觀察即判定生態未受影響”的做法，暴露出基層監測能力的不足。參考西藏林芝、日喀則等地已啟用的無人機巡查和AI監控系統，應加快構建覆蓋重點生態區域的智慧監測網路，對大型活動實施全程動態監控。同時可借鑒2022年北京冬奧會使用LED虛擬煙花的經驗，推廣生態友好型的藝術表達方式，從源頭上降低環境風險。技術創新不僅能提升監管效能，更能為藝術表達與生態保護的平衡提供新可能。

文化融合是構建治理共同體的基礎。基層治理必須打破“重行政命令、輕文化認同”的慣性思維，將藏族傳統生態智慧納入現代治理體系。可建立“社區議事會”制度，對涉及生態敏感區的活動實行“社區一票否決”，讓世代居住於此的牧民真正參與到決策過程中。在審批流程中增設“文化影響評估”環節，邀請民族學者和社區代表對項目的文化適宜性進行論證，避免因文化隔閡引發治理衝突。只有將現代環保理念與傳統生態倫理相結合，才能培育出真正紮根高原的生態治理文化。

煙花易逝，但其引發的治理反思應長久留存。喜馬拉雅山脈作為“世界第三極”，其生態安全關乎數十億人的水源保障，容不得半點治理試錯。蔡國強日喀則煙花事件警示我們：基層治理生態的修復與高原生態的保護同樣重要，前者是後者的制度保障，後者是前者的價值依歸。當法律的剛性約束、技術的精準賦能、文化的柔性滋養在基層治理中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築牢青藏高原的生態安全屏障，讓高原的星空既留住自然的純凈，也承載文明的溫度。這既是此次爭議留給我們的深刻啟示，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高原地區的必然要求。

（本文作者：胡俊，係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中國網＞資深編輯、記者；吳瑞雄，農工黨北京市委綠色發展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