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面臨兩種不同的應對思路。一種是建議通過大規模經濟刺激，使中國經濟走出資産負債狀況惡化的困境。另一種是採取所有增量政策，解決短期國內需求不足、中期內生動力不足、長期高品質發展轉型面臨的問題。1998年至2002年的結構性改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參考樣本。

彼時，國家發行6600億的長期建設國債，撬動3.2萬億投資需求，短期解決了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中期解決了國企三年脫困、銀行業剝離不良資産推動股份制改革等結構性的問題，長期解決基礎設施等歷史欠賬等問題，2002年至2008年GDP年均增長11%，全要素生産率年均增長4.2%。這段歷史經驗是通過改革調整解決問題。

或許有人質疑，如今的國內外環境已與1998年大相徑庭，那時的經驗教訓是否仍具有借鑒意義。誠然，國際環境確實發生了根本性深刻變化，但就國內而言，短期解決國內需求不足、中期解決內生動力不足，以及長期解決轉型障礙和歷史欠賬等問題的緊迫性，與1998年有著諸多相似之處。

當前中國實施所有增量政策，不應是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而應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結構性改革政策。在這四年(2024—2027年)裏，通過實施短中長期增量政策的綜合施策，不僅要解決短期國內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中期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還要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2028年中國經濟轉向高品質發展新軌道奠定堅實基礎。

國家最近出臺的所有增量政策，聚焦加大宏觀政策逆週期調節、擴大國內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幫扶力度、推動房地産市場止跌回穩、提振資本市場等五個方面，問題判斷得很準。

第一點是宏觀政策要逆週期調節。1998年是逆週期調節的一個成功案例。如果將宏觀政策逆週期調節放在中美宏觀經濟治理能力競爭角度看，未來4年中國名義GDP佔美國名義GDP的比重是上升、下降還是平移，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核指標和試金石。

第二點是擴大國內需求。要想叫老百姓花錢，首先要解決老百姓有錢的問題，提升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提升工資性收入、財産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轉移性收入水準；其次要解決老百姓的基礎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後顧之憂，讓老百姓敢花錢；第三是要優化消費環境，讓老百姓放心花錢。擴大內需戰略不僅是國內供給和需求平衡的問題，更是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關係的問題，擴大內需有助於改善中國與世界的經貿關係。

第三點是加大助企幫扶力度。所有增量政策就是要解決企業信心和未來預期的問題，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部門接連走到前臺，與市場對話、與投資人對話、與全社會民眾對話，實際上是在管理預期，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政府如果學會和市場溝通對話，市場就會更好地理解政府政策，也會配合政策發揮作用。市場明白，與政策對立就會賠錢，配合政策就會賺錢。

第四點是房地産問題。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産業之一，房地産既要解決探索發展新模式的問題，同時要解決背後的體制機制問題，包括央地財稅體制改革等，讓房地産真正回歸到市場加保障功能主導的軌道上來，這需要很多深層次改革，包括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場化改革，服務和資源市場化改革等。

第五點是資本市場問題。資本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高端重要組成部分，改革已進入攻堅克難的深水區。如何給老百姓帶來可持續的財富效應、給科技創新帶來可持續的激勵效應、給市場主體帶來可持續的融投資效應，需要進行脫胎換骨的資本市場體制改革，如進一步推動制度型開放，加強資本市場與國際市場的互聯互通。

所有增量政策能否解決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資産負債惡化的狀況，關鍵環節還是要真抓實幹，要防止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只説不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我們搞好經濟工作最重要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們要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改革精神貫穿到所有增量政策實施過程中，充分調動地方政府、企業、老百姓的積極性，協同發力、走出困境。

目前國家提出要建立健全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工作機制，把非經濟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有效解決非經濟政策制定者可能因不了解經濟工作特點而出臺對經濟工作産生不利影響的政策。要多措並舉確保所有增量政策真正落實，就需要各部門之間的統籌協調，共同消除不利於高品質發展作為新時代硬道理的干擾因素，使所有增量政策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總之，千言萬語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就是一定要把經濟搞上去。通過所有增量政策，讓經濟可持續運作在合理區間，進入高品質發展的軌道。

作者：張燕生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國家發展改革委學術委員會原秘書長

(“三里河”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