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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等國家文化公園，和以前的文化、文物、遺址、歷史文化名城等單位、場所、城鎮不同，是更大尺度的歷史文化空間，也是今天生活生産重要的國土和社會空間，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富集區，是物質文化、非物質文化的富集區。因此，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要走系統整合、內容融合、整體推進、綜合施策的路子，堅持共建共用、協調協同。

中國共産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建立文化遺産保護傳承工作協調機構，建立文化遺産保護督察制度，推動文化遺産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

建設國家文化公園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推動新時代文化繁榮的重大工程，對推進文化自信自立自強，對打造中華文化重要標識、建設文化強國、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復興偉業，至關重要。這正如2019年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就《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答記者問時所説的，“建設國家文化公園，是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發掘好、利用好豐富文物和文化資源，讓文物説話、讓歷史説話、讓文化説話，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承革命文化、發展先進文化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舉措，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確定的國家重大文化工程”。如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及其通過的《決定》，為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和文化傳承發展體制機制的創新指明瞭方向。

一、新時代與國家文化公園

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提出：“規劃建設一批國家文化公園，成為中華文化重要標識。”同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提到：“依託長城、大運河、黃帝陵、孔府、盧溝橋等重大歷史文化遺産，規劃建設一批國家文化公園，形成中華文化重要標識。”2019年12月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2020年10月29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建設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等國家文化公園”。2022年1月，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印發通知，部署啟動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同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建好用好國家文化公園”。2023年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遊部、國家文物局等部門聯合印發《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2023年10月，《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實施方案》印發。

“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義、重要影響、重大主題的文物和文化資源，實施公園化管理運營，實現保護傳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務、旅遊觀光、休閒娛樂、科學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開放空間的公共文化載體，集中打造中華文化重要標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就《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答記者問，新華社，2019年12月5日）

“國家文化公園”是新時代涌現的熱詞。建設國家文化公園在新時代提上日程，並非偶然。新時代，中國大踏步走上世界舞臺的聚光區，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新階段，必須構建深層次的國家文化標識、提高中華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在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強國的背景下，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提上日程，是水到渠成、時代之變的必然選擇。

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五大國家文化公園的主題選擇，每一個都主題宏闊、結構深遠、意義重大，縱到底、橫到邊，縱橫交織、渾然一體、氣象壯闊，構成我們的門楣、梁柱和徽記，具有鮮明的象徵意義，一望便知，足可代表中國、中華、中華民族。這樣的文化主題空間選擇，是基於我國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遼闊的疆土、眾多的民族，構築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共同體、歷史共同體、疆域共同體，建設共有精神家園的需要，具有大歷史、大尺度、大結構、大體量的特點，能夠體現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彰顯深厚的價值底蘊和生動的現代意義。

“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在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中，一曲《長城謠》《義勇軍進行曲》，長城被定格為愛國主義的精神象徵。長城見證中華文明的發展變遷、民族融合，承載中華民族歷史記憶、精神寄託，挺起不屈不撓、牢不可破、團結統一的脊梁。長城是一個整體，誰也無法割斷長城，長城是歷史共用的，一部長城史，是中華民族內部遊牧力量和農耕力量交織激蕩、共同書寫的長卷，是一道金光閃閃的焊縫，是歷史脈搏跌宕起伏的心電圖。從大海到高原，這條不斷延伸、起伏顫動的曲線，可以看到兩千多年的合奏合唱，可以體會中華文化和審美精神中鏗鏘有力、壯懷激烈的血氣、勇氣和陽剛之氣。“在建設範圍上，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包括戰國、秦、漢長城，北魏、北齊、隋、唐、五代、宋、西夏、遼具備長城特徵的防禦體系，金界壕，明長城。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15個省區市。”（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就《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答記者問，新華社，2019年12月5日）

大運河是中國古代工程技術的傑出代表，連接了南北的經濟命脈和文化脈絡，不僅是貿易和運輸的要道，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大運河是大運之河，打通中華文明“一體化”的任督二脈，挽起黃河長江，並轡同行，是經濟、社會、文化一體化的象徵。“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包括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浙東運河3個部分，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會通河、中（運）河、淮揚運河、江南運河、浙東運河、永濟渠（衛河）、通濟渠（汴河）10個河段。涉及北京、天津、河北、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8個省市。”（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就《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答記者問，新華社，2019年12月5日）

長征在中國革命中具有典型的象徵意義，象徵中國革命的道路。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産黨和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長征國家文化公園，以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軍（中央紅軍）長征線路為主，兼顧紅二、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長征線路。涉及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重慶、四川、貴州、雲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15個省區市。”（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就《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答記者問，新華社，2019年12月5日）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中華文化的發祥地，民族精神的根與魂。黃河中上游流域，一直是農耕和遊牧緊密交織的區域。黃河是農耕的大河，也是遊牧的大河，孕育農耕和遊牧兩個兒女。黃河穿過晉陜大峽谷，衝出第二台地，在晉陜豫交界處的喇叭口，月明星稀，魚躍龍門，重瓣花朵，中國在這裡最早進入文明時代。毛澤東説，“沒有黃河，就沒有中華民族”。中華文明數千年，三千年重心在黃河流域。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範圍“包括黃河流經的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山東9個省（區），以黃河干支流流經的縣級行政區為核心區，各地可根據實際情況和黃河故道發展歷史延伸至聯繫緊密區域”。（《〈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出臺》，新華社，2023年7月17日）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長江、黃河是中華民族的“雙螺旋”，長江與黃河猶如姐妹，猶如文明的雙弓巨矢，向北向南、向東向西，孕育輻射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範圍綜合考慮長江幹流區域和長江經濟帶區域，涉及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青海13個省區市。”（《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正式啟動》，新華社，2022年1月3日）

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行行復行行，沉澱著深沉的歷史足跡，是中華民族最突出的文化符號。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表達對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的深厚感情。2019年8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嘉峪關，察看關城並聽取長城保護情況介紹時強調：“當今世界，人們提起中國，就會想起萬里長城；提起中華文明，也會想起萬里長城。長城、長江、黃河等都是中華民族的重要象徵，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標誌。”2023年9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紹興浙東運河文化園考察時強調：“大運河是世界上最長的人工運河，是十分寶貴的文化遺産。大運河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在保護、傳承、利用上下功夫，讓古老大運河煥發時代新風貌。”2016年7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寧夏固原參觀三軍會師紀念館時強調：“我們要繼承和弘揚好偉大的長征精神。有了這樣的精神，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我們完全有信心有決心有恒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2019年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鄭州主持召開的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品質發展座談會上強調：“九曲黃河，奔騰向前，以百折不撓的磅薄氣勢塑造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華民族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2016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主持召開的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強調：“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重要支撐。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必須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使綠水青山産生巨大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使母親河永葆生機活力。”建設國家文化公園展現了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大視野、大格局、大境界。

二、建設國家文化公園，創新文化傳承發展體制機制

尊重文脈、尊重文化生成發展規律，以整體、系統、綜合的理念，提出和實施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工程，是中國首創，是新生事物，在世界範圍內無現成經驗可循，有顯著的創新性與獨特性。從位階看，國家文化公園是國家層面的重大文化工程，由中央倡導、規劃和統籌，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遊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十幾家國家部委合力推進，體現黨和國家意志，具有更高的協調性和綜合性。從內容、性質和定位上看，文化是主題詞，不同於以自然遺産為主的國家公園。我國建設了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國家公園，針對性保護具有稀缺性、獨特性的自然遺産，而國家文化公園聚焦文化，聚集文化遺産、文脈文象。文脈文象真宰淋漓、蜿蜒衝騰，沒有固定的空間物理邊界，只能通過最近鄰距離法、核密度估計法、平均中心法等方法進行空間分佈類型分析和描述範圍。因此，此公園非彼公園，不同於國家公園或我們常見的城市公園，有一個確定的邊界。從功能上看，公園姓公、文化為民，國家文化公園的主體是人民，要堅持共建共用，堅守人民的主體地位，建設全民共有的精神家園。

我國現行的文化管理體制機制，是在黨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在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在“兩個結合”的偉大實踐和持續探索中，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道路。黨對文化工作的全面領導、文化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滿足人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美好願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推動文化法制建設和政策體系的健全完善，是其突出特點。我國現行的文化管理體制，縱向分級，有國家、省（區市）、地（市）、縣（市）、鄉（鎮、街道）、村6個層次。從中央到地方，通過分級管理，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文化管理體制。橫向體現屬地原則，文化管理由地方黨委、政府負責，依法依規貫徹落實中央文化政策。內容管理上體現分類特點，隨著文化內容和業態拓展深化，分類越來越細、越來越多，越來越規範、專業。這種分級、屬地、分類的管理模式，縱橫交織，形成網格化模式。實踐證明，在我們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文化多姿多彩的深廣社會，這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體制機制，有全覆蓋、結構穩定、運作有序、權責清晰的優勢，能起到兜底作用，保障人民的文化權益。按照分級、屬地、分類的原則，創辦的各類國有文化單位，構成文化內容生産與供給的重要主體。改革開放後興起的社會辦文化的力量及“兩新組織”，為文化繁榮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是發展最快的增量。隨著城市化、資訊化、現代社會轉型變遷，社會流動性增強，開放、共用、融合、整體性、系統性成為新趨勢、新特點，特別是文化強國建設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目標任務，對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提出新要求，要在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指引下，著力在文化領域構築現代治理體系、提升現代治理能力，改革和創新文化傳承發展的體制機制。

從改革開放到新時代，我國在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持續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五個統籌”。在文化領域，也需要突破行政區劃束縛，尊重文脈文象的流佈與內在聯繫，尊重文化生成、發展客觀規律，整合具有突出意義、重要影響、重大主題的文物和文化資源，推動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形成跨部門、跨區域的保護、傳承、發展的協同合作機制。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等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涉及十幾個部門，範圍上超越行政區劃，涉及多個省市自治區，需要在更深層次、更大範圍進行統籌規劃和協同推進，創新文化傳承發展的體制機制。

三、建立協調機構和督察制度，推動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

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每一個都是恢宏的文化空間，包括多個省、市、自治區，是連續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從文化內容看，包括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從工作部門看，涉及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遊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十幾個部委，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地（市）、縣（市）、鄉（鎮、街道辦事處）、村。這就要求在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和管理上，克服原有的體制機制可能帶來的條塊分割、行政壁壘、各自為政、各行其是、行業思維、地方意識等帶來的碎片化問題。建設國家文化公園這樣一項前所未有的偉大實踐，需要創新文化傳承體制機制，深化文化體制機制的改革。

一是在體制機制上“合縱連橫”。所謂“合縱”，就是“條條管理”上，建立協調機構，加強對歷史文化遺産和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管理的統一性、系統性和整體性。目前，涉及歷史文化遺産和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工作的有十幾個國家部委，成立協調機構，統籌協調文化遺産和國家文化公園管理、督察、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勢在必行。所謂“連橫”，就是打通“塊塊管理”，橫向聯合，強化系統性、整體性和一體化推進。目前五個國家文化公園，長城、大運河、長征，有典型的線性空間特點，比如河北、北京段的長城，在河北、北京的區劃內橫跳穿行，要在屬地原則下建立有力的省市協同合作機制，才能建好用好長城國家文化公園。黃河和長江文化的空間範圍具有流域特點，黃河在晉陜大峽谷流過，在蒙、晉、陜、豫交界上，許多重要的文化遺産地深刻聯繫。黃河幾字彎，孕育出石峁、陶寺、雙槐樹、仰韶、二里頭、河洛古國、夏商周……這異常強烈的中華文脈，有太多遺産、故事和啟示，而這些遺産沉落的地方，許多是偏僻之地，遠離城市和中心地帶，這些燦爛輝煌的文脈、主題，如果單純按分級、屬地的原則，很難有效匯聚保護和利用的資源。長征也是如此，長征行經路線，多是當時國民黨力量最薄弱的區域，是地廣人稀的各省交界。要建好用好國家文化公園，就要克服體制機制上的“條塊分割”“行政壁壘”，推進文明傳承發展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

二是推動文化內容保護傳承、合理利用上的系統融合機制重構。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最大的特點是共用和開放。中華文明具有“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國家文化公園深刻體現和印證了這“五個突出屬性”。文化具有很強的社會性，與政治、經濟、科技、社會和人民生活水乳交融，特別是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等國家文化公園，和以前的文化、文物、遺址、歷史文化名城等單位、場所、城鎮不同，是更大尺度的歷史文化空間，也是今天生活生産重要的國土和社會空間，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富集區，是物質文化、非物質文化的富集區。因此，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要走系統整合、內容融合、整體推進、綜合施策的路子，堅持共建共用、協調協同。目前，隨著文旅融合發展的深化，帶來此起彼伏的活力、熱浪，不斷喚醒、重組和激活新的社會生活場景。就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利用而言，冷熱不均、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突出，潛力價值遠未釋放。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等國家文化公園，特點、要旨在聯動，形成大尺度保護、傳承、創新、轉化的文旅空間和文化線路，使國家文化公園的主題、空間、內容和價值更加整體地彰顯出來。通過保護傳承工程、研究發掘工程、環境配套工程、文旅融合工程、數字再現工程這五大工程推進，實現文化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經濟價值的提升，推動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人民在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深度融合。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和利用，需要體制機制的重構再造，強化協同共進的運作模式，形成同向、同力、合唱、合奏和“大力出奇跡的效果”。

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橫平、豎直、彎折鉤，每一筆都落地有聲，以千鈞之力在中華大地上書寫出一個大大的“國”字。“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新華社，2021年11月16日）建設國家文化公園，是一份從未有過的嶄新卷子，我們要貫徹落實好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用改革、創新的精神給予回答。

〔韓子勇係中央文史館特約研究員、國家文化公園專家諮詢委員會總協調人、中國藝術研究院原院長，高琰鑫係國家文化公園專家諮詢委員會秘書處工作人員、博士生；本文根據韓子勇在“第十一屆國際文化管理大會暨第二屆北京文化服務貿易與産業發展創新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係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點項目“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基礎理論研究”（立項號：21AH017）的階段性成果〕

內容來源：《文藝報》2024年8月7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