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下班途中交通事故引發的案件，為何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

近日，最高檢以生效行政裁判監督為主題，發佈第五十一批指導性案例，其中檢例第205號“李某訴湖北省某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某市人民政府工傷保險資格認定及行政復議訴訟監督案”，引起社會關注。該案前前後後歷經多年訴訟，最終通過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最高檢接續抗訴，有力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2022年最高檢部署開展“全面深化行政檢察監督依法護航民生民利”專項活動以來，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涉民生民利行政檢察監督案件6.9萬餘件。“行政檢察擔負著既監督法院公正審判、又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雙重責任。”最高檢行政檢察廳有關負責人表示，各級檢察機關近年來持續聚焦人民群眾急難愁盼，依法能動履職，強化民生司法保障，讓人民群眾能感受、可感受、感受到公平正義。

一份來之不易的認定工傷決定書

2014年，時年25歲的李某是湖北某市的一名設計師。一天下班時間前後，他開車送材料到客戶家中。然而，他完成任務駕車回家途中，意外發生了——因為被對向車道的車燈晃了眼，車撞上道路中心花壇，車輛側翻。其後，李某被鑒定為一級傷殘，徹底失去了行動能力。

李某是家裏的頂梁柱，突如其來的變故讓這個小家“天都塌了”。面對高昂的醫療費等負擔，2014年10月，李某向人社部門申請認定工傷。然而，這個過程卻充滿曲折。

原來，人社部門以李某需提交相關部門出具的事故責任認定書為由，暫予中止工傷認定，但處理案涉事故的交管部門稱，李某所發生事故為單方事故，無法提供事故責任認定書。2015年，李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並根據判決再次申請認定工傷，但人社部門仍然向其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書》。

李某不服，經行政復議後，他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這一次，案件經過一審、二審、再審審查，法院認定人社部門作出的決定並無不當，駁回了李某的訴訟請求。對此，李某于2018年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湖北省檢察院提出抗訴後，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卻認為，李某應當由其舉證案涉交通事故非本人主要責任造成，鋻於李某未對此進行舉證，應承擔相應法律後果，判決維持原審判決。

“在交管部門無法認定事故責任的情況下，事故非本人主要責任的舉證責任不應由勞動者承擔。”湖北省檢察院相關辦案檢察官介紹，檢察機關認為再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決定啟動跟進監督程式，向最高檢提請抗訴。

最高檢在全面審查、調查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2022年4月，最高法採納最高檢的抗訴意見，判決撤銷一審、二審、再審判決，撤銷行政復議決定、撤銷不予認定工傷決定，責令相關人社部門對工傷認定申請重新作出決定。

“改判不代表問題就徹底解決了，我們還要跟蹤監督判決的落實。”最高檢行政檢察廳檢察官張立新説，檢察機關一邊啟動司法救助程式，一邊與人社部門進行溝通。最終，2022年7月，李某終於拿到了來之不易的《認定工傷決定書》。

近年來，當事人不服法院生效行政裁判申請監督的案件逐年大幅增長，近5年年均增加21.7%，2023年已達24975件，較2018年上升1.7倍，17個省級檢察院受理行政申訴案件數量超過民事申訴案件。

“行政訴訟監督是行政檢察監督的基石。”最高檢行政檢察廳有關負責人表示，檢察機關通過監督法院已生效的行政判決、裁定和調解書，依法審查審判活動和行政行為是否存在違法情形，提出監督意見，促進嚴格執法公正司法。

“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就是最好的司法為民。”最高檢行政檢察廳有關負責人表示，檢察機關要把行政訴訟監督作為行政檢察的重心，聚焦行政相對人“有案訴不成、有理訴不贏”等行政訴訟監督“死角”，以精準監督實現有力監督，有效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聚焦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促進案結事了、政通人和

案結事未了，群眾的“心結”就沒真正打開。

針對行政訴訟案件程式已結但訟爭未解、長期申訴等難題，行政檢察監督近年來瞄準這根硬骨頭“一案三查”，既監督行政審判是否公正，行政行為是否合法，更關注行政爭議是否實質性化解，努力做到既解“法結”、又解“心結”。

“鎮政府已按協議將補償款全部發放到位，太感謝了！”當肖某興奮地向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官潘基俊告知案件最新進展時，潘基俊感到十分欣慰。

事情還得從12年前説起。

2012年，因當地建設公園需要，肖某的房屋和門市被納入徵收拆遷範圍。重慶市大足區某鎮政府與肖某簽署了拆遷協議，並出具了承諾書。但某鎮政府後來卻因種種原因，並未按照承諾進行安置。

2020年4月，肖某起訴某鎮政府，一審法院判決責令某鎮政府就案涉拆遷安置承諾中未履行部分採取補救措施。肖某不服判決結果，經二審、再審被駁回後，向重慶市檢察院一分院申請監督。

多年的行政爭議，如何找到化解的突破口？檢察機關深入調查後認為，雙方“僵持不下”的爭議焦點在於對法院判決中的“補救措施”始終談不攏。“其實雙方都有和解意願，但卻缺少平等溝通交流的平臺。”潘基俊説。

對此，檢察機關決定就該案進行公開聽證，對雙方進行“面對面”勸和。

聽證會上，承辦檢察官充分聽取雙方的訴求意見，通過法理和情理勸解其放下心理包袱，努力尋找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點。最終，肖某與鎮政府達成和解協議，並在法官、檢察官的見證下，共同在司法確認申請書上簽字蓋章。這樁延續多年的行政爭議也終於畫上句號。

2019年10月，最高檢部署開展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專項活動，後轉為常態化工作，5年來共推動案涉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5.5萬件，其中爭議10年以上的2914件。

“檢察機關開展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工作，是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重要舉措。”最高檢行政檢察廳一級高級檢察官張步洪表示，檢察機關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通過主動融入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發揮法律監督在破解程式空轉等難題方面的作用，有力促進案結事了、政通人和。

大數據賦能，讓監督多了一雙“火眼金睛”

水泥工老李自從得知其工傷保險有了著落，在工地上幹活時心裏踏實多了。

此前，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檢察院在履職過程中發現，某建築公司承建的居住用房建築項目，從2022年10月開工至2023年12月，建築施工企業始終未依法參加建設項目工傷保險，包括老李在內，工地上1400余名農民工的工傷保險處於脫保狀態。對此，相關行業主管機關應當依法履職督促建築施工企業依法參保。

檢察官進一步走訪住建、人社、稅務等單位，調查發現轄區內建設項目未參加工傷保險的情形並非個例。經初步分析存在同類違法案件，余姚市檢察院嘗試構建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開展類案篩查。

“大數據賦能，讓監督多了一雙‘火眼金睛’。”余姚市檢察院有關負責人表示，檢察機關以個案為基礎，在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的輔助下，對從相關職能機關調取的4600余條數據進行比對分析，發現全市507個建設項目中有83個未辦理工傷保險登記，佔比達16.4%，其中31個建設項目仍處於在建狀態，6個建設項目在辦理工傷保險登記後未繳納保險費用。

今年1月，余姚市檢察院依法制發行政檢察建議和公益訴訟磋商函，相關行政主管部門立即開展專項整治行動，全面排查在建項目，約談並督促建築施工企業依法參保。截至目前，共徵繳漏繳工傷保險費63萬餘元，落實7000余名農民工的工傷保險權益。

近年來，一些地方檢察機關圍繞解決民生領域群眾急難愁盼和經營主體發展痛點難點，研發了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行政檢察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

目前，最高檢指導推動行政檢察履職與數字化建設融合互促，各地共建用800余個行政檢察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並對可複製、易推廣的模型在全國範圍予以推廣。“全面提升行政檢察監督質效，實施數字檢察戰略至關重要。”張步洪説，要通過大數據發現監督線索、治理漏洞，推動行政檢察監督由個案向類案、由被動向主動、由辦案向治理轉型升級。

最高檢行政檢察廳有關負責人表示，下一步，檢察機關要堅持立足檢察自有數據，合理使用行政審判、行政執行和行政執法數據，研發行政裁判結果監督大數據模型，重點關注類案、系列案件、同案不同判案件，由點及面解決一類問題，充分發揮行政檢察參與社會治理、助力法治政府建設的積極作用。

《 人民日報 》（ 2024年06月13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