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首部公共數據領域的地方性法規來了！1月21日，省十三屆人大六次會議審議通過《浙江省公共數據條例》，3月1日起《條例》將正式施行。

　　《條例》裏的公共數據，指的是本省國家機關、法律法規規章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以及供水、供電、供氣、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務運營單位，在依法履行職責或者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收集、産生的數據。2021年2月，浙江全面啟動數字化改革以來，公共數據為黨政機關整體智治、數字政府、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法治五大系統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撐。

　　作為數字化改革的重大理論和制度成果，《條例》聚焦破解部門間資訊孤島、提升數據品質、賦能基層、保障安全等共性難題，推動浙江打造全球數字變革高地。截至2021年底，浙江已歸集了838.5億余條公共數據，總量在全國居前。在確保數據安全的前提下，管好、用好如此龐大，並且還在不斷增長的數據資源，《條例》給出了具有全國引領性的浙江解法。

　　回應社會熱點

　　讓數據依法有序流動

　　如今，數據就像陽光、空氣和水，滲透到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去年出臺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中，將數據作為新型生産要素，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並列。相較于傳統生産要素，數據不會因使用而減少，可共用、可複製，總量會不斷增加。如何用好這一“新時代的石油”，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從全國來看，剛過去的2021年，有立法人士稱之為我國數據立法元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資訊保護法》均在去年通過並正式施行。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分別通過《上海數據條例》、《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進一步在市域層面，聚焦社會熱點關切，促進數據依法有序自由流動。

　　2021年，也是浙江數字化改革的元年。《條例》較其他數據領域的地方性法規，針對性、可操作性更強。“《條例》更側重於加強公共數據管理，促進公共數據應用創新，保障數字化改革，深化數字浙江建設，推進省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省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尹林告訴記者。

　　尹林記得，幾乎每一場立法調研座談會上，公共數據的定義都是討論重點。哪些數據應該列入管理範圍？例如，供水、供電、供氣産生的數據，一定程度上折射著企業發展狀況、個人生活情況，是否可以列入公共數據？疫情等重大突發事件中，通信數據對人員查詢管理的積極作用也得到了充分證明，算不算公共數據？最終經過反覆討論，公共數據形成了前述的定義，而通信、鐵路等與個人資訊關聯較緊密的數據，則在應對突發事件條文中進行具體規定，不列入通常的公共數據範圍。

　　《條例》把公共數據範圍從行政機關擴大到國家機關,納入了黨委、人大、政協、法院、檢察院等單位,為黨政機關整體智治打下基礎。同時，又充分保障了個人隱私和數據安全。這為公共數據的依法有序流動奠定了基礎。

　　“以共用為原則，不共用為例外”

　　在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一體化智慧化公共數據平臺，是浙江數字化改革的一大創舉。此次，《條例》賦予了其法律地位。浙江數字化改革“152”工作體系，其中的“1”指的就是一體化智慧化公共數據平臺，該平臺是黨政機關整體智治、數字政府、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法治五大系統的數據底座。

　　2021年，通過跨層級、跨區域、跨部門間的數據共用，浙江打造了外賣線上平臺、“關鍵小事”智慧速辦應用平臺等一系列重大應用，解決了經濟社會中的許多問題。《條例》進一步明確，要通過建設“一體化數字基礎設施、一體化共用開放通道、一體化數字資源系統、一體化數據資源體系、一體化數據目錄體系、一體化數據標準體系”，打造一體化智慧化公共數據平臺，實現公共數據的高效共用。

　　《條例》確定了公共數據“以共用為原則，不共用為例外”。對此，余杭區“數智治理中心”分管負責人陳浙峰倍感欣喜。過去，大量公共數據主要歸集在各省級部門中，基層掌握數據不夠完整、準確。如果需要數據，須向省裏各部門申請，流程繁瑣且要層層審批，短則一週，長則一月，“《條例》的出臺，為基層探索數據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援。”

　　如今，“數智治理中心”通過省一體化數字資源系統匯聚了省、市兩級各部門的183類2000多萬條回流數據，以及余杭區5.8萬餘個視頻及5G物聯網感測器的實時數據。豐富的數據資源，為基層治理風險預判打下了基礎。陳浙峰介紹，其中的矛盾糾紛智慧預警處置應用，就打通了12345信訪熱線等10多個業務資訊系統，跨層級歸集了省市區三級的數據。在此基礎上，該應用搭建了四種類型的數據分析模型，能通過抓取關鍵詞、提示異常數據等，分別預警基層治理的重點事件、人員、行業、區域，為當地黨委政府提供決策參考，實現了從憑經驗治理向靠數智治理的轉變。

　　豐富的公共數據，使群眾和企業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金華市教育部門利用回流到本市的戶籍、婚姻等數據，打造“入學通”應用，將回流數據與教育系統的學區分佈、計劃招生數據進行演算法整合，有效預測未來3年主要公辦小學的入學情況，為家長規劃子女入學提供參考。

　　“過去市、縣‘點單’要數據，現在省裏主動‘端菜’給數據。”省大數據局相關負責人説，《條例》還規定了數據回流共用機制，省級公共數據平臺將把一些基層需求大的高頻數據，經分類後批量化、分地域回流各市。

　　公共數據開放利用

　　實現“兩個效益”同頻共振

　　雖然身處傳統養殖業，但省人大代表、浙江青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許明曙是數據的頂級“發燒友”。過去幾年，他一直努力喚醒“沉睡”的生産數據，讓傳統的工廠變得更“聰明”。隨著《條例》的審議通過，許明曙一個更大的心願有望實現——借助海量公共數據的開放來開發應用，助力生豬養殖産業。

　　許明曙認為，如果能將各地生豬養殖的存欄量、出欄量、飼料價格、流通交易價格等數據進行歸集，建立起動態數據庫，就能提前預判行情，指導生産以及交易，能有效避免生産盲目性。“過去，由於缺乏指導性的法律法規，這些數據都散落在政府各部門，公共數據開放不充分、利用率不高。”在許明曙看來，《條例》實施後，明確數據開放的原則、範圍、獲取方式等，將會讓公共數據使用更加規範，最終對經濟社會産生正向作用。

　　事實上，改變已經發生。從2020年開始，省大數據局聯合多部門舉行了兩屆數據開放創新應用大賽，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依託省一體化智慧化公共數據平臺，利用開放的公共數據開發相關應用，助力數字産業化，加快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融合發展。兩年來，一大批創業創新者從公共數據中挖掘出“寶藏”，催生出應用，悄然改變著人們的生活。

　　江山是傳統農業大縣，但每到農忙時，農戶卻常為找不到農機而煩惱，農機手也因不清楚“客戶”在哪而“沒活幹”。為了解決供需資訊不對稱難題，江山市農業農村局委託開發了“滴滴農機”應用，將登記在冊的1400余臺各類大中型農機和1100余名在冊農機手等資訊進行匯總公佈，農戶在APP上發佈需求後，農機手即可線上“搶單”，就和打車一樣方便。

　　“我們在設計‘滴滴農機’APP系統時，認為一些公共數據資訊是農戶迫切需要的，對農業發展也是有利的，應當被公開和使用。”江山市農業農村局農機化發展中心主任邱江來説，事實證明，大數據的確帶來了大改變，去年，“滴滴農機”上線以來已成交700多條訂單，農機作業面積達到6800多畝。在得知《條例》審議通過後，邱江來倍感高興，“這為我們更好利用公共數據推動農業現代化，提供了遵循和依據。”

　　公共數據的開放共用，不僅産生了經濟效益，還帶來社會效益。針對當前網際網路眾籌幫扶平臺良莠不齊，受助者資訊不透明的問題，瑞安市基於授信開放的個人信用資訊、公積金資訊等10多項公共數據建模，推出了“愛心幫扶寶”應用。該應用能精準識別申請大病捐助群眾的困難程度和資産情況，做出真實性和準確性的評估，最終制訂眾籌金額和措施。這項應用體現了政務公共數據來之於公眾、回歸於公眾、應用於公眾的理念。

　　隨著《條例》的審議通過，公共數據的收集和歸集、共用、開放和利用將有章可循，讓公共數據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實現同頻共振。

來源：浙江新聞    | 撰稿：施力維 蔣欣如 李攀    | 責編：丁薩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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