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能夠“網紅”，許多人正在網際網路快捷傳播的支援下，將無所不用其極的“惡俗”盡情揮灑。

　　1月5日，安徽泗縣一網紅拿著一女子照片戴孝帽進行網路直播帶貨，並自稱該女子是其母親，此事迅速引發網友關注。

　　泗縣公安局工作人員調查後表示，該男子的行為屬於低俗直播，將對其進行封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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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一起接一起的偷稅漏稅“網紅”被查處並“輕鬆”繳納連罰帶補的高額稅務之類的事件發生後，人們才知道網紅的收入如此之高。由此進一步引導和掀起全民“網紅”的高潮。

　　所謂“網紅”，就是通過各種社交媒體，採取奪人眼球的方式吸引大眾注意的一種新興職業。資訊的碎片化、傳播媒體的急劇增加、資本利益的運作，使這種職業以一種病毒的方式進入大眾視野。在網紅曝光度增加的同時，它對個體、社會也帶來了值得注意的的影響。

　　和任何一種社會現象萌芽、起步遵從的邏輯一樣，“網紅”也是利弊並行。社會的責任自然應該是“趨利避害”。

　　一方面，“網紅”通過傳遞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來潛移默化的影響“粉絲”，成為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另一方面部分“網紅”傳播不健康內容，對受眾造成不良影響，甚至會受到法律制裁，負面評價多、行業形象差已經成為制約行業發展的突出問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優質文化的傳播和正常的社會道德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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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紅”現象突兀而起，有著明顯的時代特點。

　　在一個産品、尤其是低技術含量産品過剩的年代，銷售變得日漸艱難，生産這些低端産品的企業利潤幾乎被同一水準上的惡性競爭削平，微薄的利潤不足以支撐更多的銷售環節成本，只好尋求能夠減少銷售成本的網際網路通道。

　　而網際網路傳播的無空間銷售渠道和集聚人數的能力，使得網紅帶貨成了一個企業認可並追隨的銷售通道，而不少網紅也的確不負眾望，借助網際網路通道，大量銷售出去或好或差的商品。

　　這是“網紅”成為特定條件下的一種社會現象的大背景。

　　重要的人們不是羨慕“網紅”的三寸不爛之舌，而是其背後的高額收入。在一個精神價值落寞的社會裏，經濟幾乎成為人們彼此需要的唯一支撐，也是人們價值判斷的超過其應有魅力的重要標準。

　　這種條件下管束不嚴，就會導致惡俗流行。不論手段，只管結果，這曾被崇尚很久的企業管理理念，在社會其他領域的價值體系中流行開來。

　　這便是“網紅”時髦的主要根基，也是“網紅”被大眾崇拜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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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紅”的興起，都伴隨著受眾的娛樂性和快餐性消費習慣。

　　而新技術下興起的直播平臺、短視頻應用等都給了個人的個性展示極大的空間，網紅群體在這一環境下更易獲得輿論聚焦和粉絲聚集。網紅較強的自我表現能力和鮮明的個性特點，使得大眾“潮流”般追隨的同時，會有人用違背道德觀念、違規違法的手段來挑戰社會的管理底線。

　　很顯然，這是一種社會價值觀偏航的外露。那麼，如何扭轉才能回到正常的軌道？

　　和所有的試圖脫離社會管制的行為一樣，制度、法律，甚至道德引導都應當出手糾偏。尤其是前兩者，絕不可或缺。制度、法律管理下的社會，秩序會有一個可以預期的樣子。比如對於貧富差距大、分配不均的治理，對於社會資源佔有量高的企業要求的奉獻力度，等等，都是公平社會給予所有民眾的一個交待。

　　因此，主管部門應當加強市場監督，重點打擊“三俗”等違規內容，保持對網路亂象的高壓態勢，培養引導從業人員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鼓勵“網紅”引導“粉絲”正確的價值觀，推動社會健康向上的良好風氣。

　　今天曝光的這個，貌似事件不大，貌似非常偶然，其實折射出來的是一個開始快速抬頭的社會惡俗現象，不能不引起社會管理者的重視。

來源：中國網    | 撰稿：陳鷹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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