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長河中沉浮的運河城市

作者：劉士林（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教授）

在漫長的歷史上，運河兩岸曾興起過數十座城市，它們代表了中國古代城市發展的最高水準，也是中華民族璀璨文化的富集區。今天的運河城市不僅遺存了大量的建築、閘門、碼頭、驛站、橋梁等物質文化遺産，也保留著數不清的方志、筆記、小説、詩歌和藝術。真實記錄了運河城市的空間變化、歷史沿革、人口聚散、商業興衰和文化變遷。

5月8日航拍的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運河文化公園美景。許叢軍攝/光明圖片

首先，沒有運河城市，就沒有運河文學作品。但後者也真實記錄了前者的“歷史細節”，具有重要的運河城市史料價值。城市興起是發生在運河兩岸最重要的歷史、經濟和社會事件。對此大家最熟悉的是北京這個“從運河上漂來的城市”。明代大學士李東陽曾賦詩：“文皇建都，治必南餉。州名曰通，作我東障。高城巍峨，有兵有民。漕河北來，餉粟雲屯。儲盈庾增，新城是築。”通州新城的建設，成為北京“從運河上漂來”的重要平臺。

不僅北京，運河沿線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小城鎮，也是因為大運河而成為歷史上重要的區域中心城市。如元代的天津叫直沽寨，本是一個軍事衛所性質的寨子。元代定都北京後，無論是通過京杭大運河還是走海路向大都運送物資，直沽寨都是必經的咽喉要道。據統計，從至元二十年（1283年）到天歷二年（1329年），由此經轉的漕糧就從4650石增加到352萬石。因為承擔了轉運漕糧的新功能，原本平凡的直沽寨變成了萬檣雲集的商埠。這一城市發展的過程，生動記錄在詩歌中。如“東吳轉海輸粳稻，一夕潮來集萬船”（王懋德《直沽》）、“曉日三叉口，連檣集萬艘”（張翥《代祀湄洲天妃廟次直沽作》）、“一日糧船到直沽，吳罌越佈滿街衢”（張翥《讀瀛海喜其絕句清遠因口號數詩示九成皆寔意也其一》）。在明代首都北遷之後，直沽寨的地位更加重要，因此才有了朱棣的“賜名天津”。

又如因漕運而興起的淮安。傅崇蘭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中寫道：“淮安地處徐州、揚州、鹽城中心地帶，為南方諸行省漕運北上的咽喉，經濟繁榮，街市繁華。”漕運的繁忙直接催生了城市的發展，唐代的白居易已經把淮安稱作“淮水東南第一州”（《贈楚州郭使君》）。而城市的發展又帶來了文學的繁榮，如溫庭筠的“酒酣夜別淮陰市，月照高樓一曲歌”（《贈少年》），蘇軾的“明日淮陰市，白魚能許肥”（《發洪澤中途遇大風復還》）等。除了詩歌，在《金瓶梅詞話》、《西遊記》、《水滸傳》等古代小説中，也有大量關於淮安城市生活的記載和描寫。它們為今天研究運河城市、了解大運河歷史變遷提供了重要的視角和文獻資料。

其次，運河城市本質上是商埠型城市，在中國古代城市體系中自成一格；運河文學深刻再現了運河城市的獨特本質，對中國古代文學和古典審美精神具有重要影響。與政治中心或軍事重鎮不同，運河城市主要是經濟中心、運輸業中心、商業貿易中心和消費中心，也可統稱為“商埠型城市”。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貿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態多樣化為基本特徵，運河城市與人口規模有限、消費經濟欠發達的農業文明城市迥然相異。以人口集聚為例，其中最典型的當屬杭州。據統計，在隋朝大運河剛開通時，杭州人口只有一萬五千戶，但到了南宋初期就擴張到二十六萬戶。由此觀之，柳永《望海潮·東南形勝》説“參差十萬人家”，絕非詩人的虛構。在商埠型城市發展上，則以揚州為代表。閻守誠在《隋唐小説中的運河》中曾寫道：“因為揚州是一座消費城市，那裏商賈雲集，店舖櫛比，各種貨物，從高檔的珠寶綾羅到日常生活用品，精美華麗，應有盡有。那裏不僅山水風光，明媚秀麗，而且有數不清的倡樓、酒館、茶店，有風姿綽約的妓女、身懷絕技的藝人、手藝高明的廚師和充滿濃郁地方色彩的美味佳肴，可以供人們盡情地吃喝玩樂，盡情地享受揮霍。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揚州的生活總是沉浸在一派熱鬧、繁華、喧騰的氣氛之中。”這與杜牧的“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也可以説構成了一個“詩史互證”的迴圈。

不僅文學記錄和建構著城市，城市也影響和改變著文學書寫。中國古代文學的主流以儒家思想和實踐理性為根基，與“重農抑商”的農業文明在價值標準、審美精神上保持著高度一致。以商埠型城市為襁褓，運河文學成為中國古代商業文明的精神代表。即使在齊魯之地的運河城市，也因此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越來越背離“憂道不憂貧”的儒家精神，和蘇州這樣的“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越來越趨同。最具代表性的是濟寧。京杭大運河使位於濟州河段的濟寧成為輻射周邊百縣的全國商業城市。《康熙濟寧州志》記載明代陳伯友雲：“濟當南北咽喉，子午要衝，我國家四百萬漕艘皆經其地。仕紳之輿舟如織，閩廣吳越之商持資貿易者，又鱗萃而猥集。即負販之夫、牙儈之侶，亦莫不希余潤以充口實。”與之相應，明代朱德潤有《飛洪橋詩》：“日中市貿群物聚，紅氈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樓歌館相喧闐。”清代《竹枝詞》中還出現了“濟寧人號小蘇州”的比喻，也是濟寧“騖于紛華，與鄒魯間稍殊”的真實記錄和生動寫照。

再次，運河文學不只是文學作品，也是運河社會的一部百科全書，不僅在“青史”上書寫了很多大人物，也客觀記錄下運河兩岸普通人的悲歡。“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白居易這首膾炙人口的《長相思》，也是一篇吟咏運河的佳作。詞中的汴水即未改道之前的黃河，汴水與黃河先在徐州匯流，再與泗水合流，然後入淮河、入長江。瓜州在今江蘇省揚州市南，所以説流到瓜州就可見吳地的青山了。至於白居易為什麼對運河這樣熟悉，則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關。西元782年，年僅9歲的詩人隨父白季庚赴彭城，此後在運河名城徐州一共生活了23年。這首《長相思》不僅是一首情詩，也是詩人在運河岸邊多年生活經驗的昇華。

6000多裏的空間和2500多年的歷史，使大運河本身成為一條蜿蜒曲折的人物畫廊，其中既有詩人騷客的風流瀟灑，也有仁人志士的慷慨悲壯以及小人物眾生相的微末悲歡。如發生在任城的“金龜換美酒”故事。賀知章當年在此偶遇李白，酒逢知己千杯少，但結賬時發現都沒帶錢。賀知章毅然解下朝廷賜予官員的信物——金龜，用來抵酒錢。天寶年間，杜甫李白曾在此“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多年以後，乾隆感懷舊事，曾寫下“詩仙詩聖漫區分，總屬個中迥出群。李杜劣優何以見，一懷適己一懷君”（《再咏南池四首》其三）。李白在任城期間，寫下了《行路難》《將進酒》《梁甫吟》《夢遊天姥吟留別》《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等名篇，可以説也都是得了運河之助。

文天祥的《正氣歌》中有“為張睢陽齒”，用的是唐代張巡睢陽罵賊、嚼齒皆碎的典故。其本事就在運河名城商丘。商丘與運河的關係可追溯至戰國時期的鴻溝。運河使商丘經濟繁榮，也使之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蓋睢陽襟帶河濟，遮罩淮徐，舟車之所會。自古爭在中原，未有不以睢陽為腰膂之地者。”唐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張巡與安慶緒的13萬叛軍血戰睢陽，因“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而被俘，又因拒降而被殺。關於這場歷時10個月、戰鬥400余次、殺敵12萬之多的苦戰，張巡曾寫下《守睢陽作》：“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古來英雄，莫過於此。

還有一些普通人也因與運河結緣而流傳。如精通水利的汶上老人白英，乾隆南巡時曾感慨“地脊原來南北分，老人能識果超群”（乾隆《題分水龍王廟》五）。還有運河兩岸的河工和船工，他們的艱辛勞作和樂觀精神，也都長留在文學史上。如謝肇淛的《南旺挑河行》：“堤遙遙，河彌彌，分水祠前卒如蟻。鶉衣短髮行且僵，儘是六郡良家子。淺水沒足泥沒骭，五更疾作至夜半。夜半西風天雨霜，十人八九趾欲斷。”如勞動人民自己創造的運河號子：“拉起來呀，拽起來哎咳喲，哎咳哎咳喲，一溜三夯往前排哎，弓嚎咳，呀嚎咳嚎咳嚎咳。”這些都是大運河文化價值和精神內涵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今天傳承保護和創新運河文化不應該遺忘的。

《光明日報》（ 2021年07月05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