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歷史征程上，我們的事業迫切需要一大批忠誠可靠、敢於擔當、能力過硬的幹部衝鋒陷陣。然而，在評價和使用幹部時，一個必須厘清的關鍵問題是：才幹與品行，孰輕孰重？實踐中，有時會陷入“唯能力論”的誤區，認為只要幹部“能幹出政績”，有些“小毛病”可以包容。這種認識是片面且危險的。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能幹”絕不能替代“乾淨”，忠誠、乾淨、擔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其中“乾淨”是“擔當”的基石，失去乾淨的“能幹”如同無舵之舟，方向偏航則能力越強、危害越大。

“乾淨”是“擔當”的基石與前提，失去廉潔的“能幹”是空中樓閣。幹部考察，德是根基，才是枝葉。所謂“乾淨”，是黨員幹部對黨忠誠、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是踐行初心使命的底色。它是幹部立身立業、履職擔當的根本前提。一個幹部如果自身不乾淨，在廉潔問題上存在瑕疵，那麼他的“能幹”便失去了正確的方向。試想，一個以權謀私的幹部，其“能幹”會用在何處？很可能會用於鑽營制度空子，大搞“形象工程”為自己貼金，甚至利用高超的業務能力為個人或小團體謀取非法利益。這種“能幹”非但不是推動發展的動力，反而是破壞公平、侵蝕根基的破壞力。正如一棟大廈，如果地基（乾淨）不牢，即便外觀設計（能幹）再華麗，施工技術再精湛，也有頃刻傾覆的危險。因此，“乾淨”是“1”，能力、政績是後面的“0”。沒有前面這個“1”，後面再多的“0”都毫無意義，甚至會産生巨大的負效應。只有自身乾淨、一心為公，幹部的“能幹”才會真正用於為人民服務，其擔當才具有堅實的正義基礎。

有才無德，其才足以濟其姦，危害遠甚于能力平庸者。古人云：“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此有過精闢論述：“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並指出，無德而有才的人，其才能會助長其作惡，這樣的“小人”智慧越高，危害越大。縱觀近年來落馬的腐敗分子，其中不乏能力突出、曾做出過一些成績的所謂“能吏”。但他們恰恰因為喪失了“乾淨”這一底線，將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視為私器，其曾經引以為傲的“能幹”——無論是推動項目的魄力，還是協調各方的能力——都異化為了進行利益輸送、掩蓋違紀違法行為、對抗組織審查的“工具”。他們的腐敗行為，不僅給國家和人民財産造成巨大損失，更嚴重透支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污染一個地方或領域的政治生態，其造成的破壞性遠非一個能力平平的貪腐分子所能及。這深刻警示我們，在幹部選拔任用上，絕不能重才輕德、以績掩德。決不能因為一個幹部“能幹事”“有政績”，就忽視其在廉潔自律方面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選用一個有能力但品行不端的人，無異於埋下一顆“定時炸彈”。

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鍛造忠誠乾淨擔當的高素質幹部隊伍。正確的幹部評價標準，必須是辯證統一的。我們既不能要“廉潔的廢物”，更不能要“腐敗的能吏”，而是要追求“德才兼備”的最優解。首先，要把政治標準放在首位，嚴把“乾淨”關。在幹部考察中，要將“乾淨”作為硬杠杠、鐵標簽，深入考察幹部的政治品質和道德品行。要注重在重大關頭、關鍵時刻考察幹部的政治定力和廉潔操守，暢通群眾監督渠道，對廉潔上有硬傷、政治上不合格的實行“一票否決”。其次，要樹立崇尚實幹的鮮明導向，激勵“擔當”作為。在確保“乾淨”的基礎上，要大膽使用那些能力突出、敢於擔當、善於作為的幹部，為真正幹事創業的“乾淨人”撐腰鼓勁，形成“乾淨者有機會、能幹者有舞臺”的良好氛圍。最後，要強化教育管理監督，促進“忠誠、乾淨、擔當”內化於心、外化于行。要通過持續的思想淬煉、政治歷練、實踐鍛鍊、專業訓練，引導廣大幹部深刻理解“乾淨”與“能幹”的辯證關係，時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做到慎獨慎微慎初，永葆共産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從而有能力、有底氣去擔當時代賦予的重任。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站在新的起點，我們對高素質幹部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但越是如此，越要堅守“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選人用人標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能幹”可以替代“乾淨”的錯誤觀念，始終堅持“乾淨”是底線、是資格，沒有這個資格，一切才幹都無從談起。唯有如此，才能鍛造出一支讓黨放心、讓人民滿意，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忠誠乾淨擔當的幹部隊伍。（楊雪婷、雲南省迪慶州香格里拉市紀委監委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