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博物館熱”持續升溫，融合了傳統文化元素的文創産品迅速走紅。從國家博物館的“孝端皇后鳳冠”到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的“天宮藻井”，一件件精美的文創冰箱貼讓沉睡的文物活了起來。然而，市場的火熱也讓不法商家嗅到了商機。

文創市場火熱　盜版倣冒暗流涌動

在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最令人嘆為觀止的，莫過於懸挂于太歲殿頂部的天宮藻井。它凝聚著數百年前工匠的智慧和心血，如今被微縮成一枚精緻的冰箱貼，也成為連接古今的“文化信使”。

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文物保護與發展部　周海榮：我們館有一件鎮館之寶，就是太歲殿懸挂的天宮藻井，是國家一級文物。我們在文物的基礎上做了一個文創設計，它表現的是中國古代建築小木構的技藝。

定價168元、歷時半年研發的天宮藻井冰箱貼，一經推出便成爆款。然而，市場的火熱也讓不法商家嗅到了商機。

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文物保護與發展部　周海榮：我們接到了很多消費者的電話，買到了産品之後發現産品有瑕疵，我們去溝通，最後肯定他們買到的是假貨。

這一情況引起了博物館的重視，館方隨後向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進行了舉報。接到舉報線索後，執法人員立即展開調查，發現這家名叫雍和福瑞旗艦店的天貓商鋪，頁面精心模倣官方設計，不僅售賣“天宮藻井”冰箱貼，還售賣國家博物館的“孝端皇后鳳冠”冰箱貼等熱門産品，甚至打著“北京直髮、假一賠四”的旗號，讓普通消費者很難辨別真偽。

經核查，這家店舖在天貓平臺的銷量高達上萬件，盜版産品的流通範圍和規模遠超預期。為了取證，執法人員以消費者身份下單，並邀請正版設計方進行比對。

那麼，盜版産品侵犯的究竟是什麼權利？執法人員的調查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四支隊　沈開宇：這是一個美術作品，誰擁有美術作品的著作權，我們要看到底是誰創作了，誰什麼時候創作了這個作品。創作冰箱貼的過程當中，他肯定有初版、定稿版，工廠生産的時候還有相應的委託合同，這些材料都證明了創作過程。但是我們再去調查被投訴單位，讓他們提供相關的證明材料，證明他們創作了這個作品的時候，他們是提供不出來相關的資料的。

進一步調查顯示，侵權方不僅採用“店群”模式運營，還配套使用精心設計的話術策略，系統化地侵蝕市場。

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四支隊　沈開宇：主要是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他説自己是二創的文創冰箱貼，售賣的價格便宜很多。另外一類，他會説我這是正品，我能夠幫助顧客去代購，所以説我這個價格就比較貴，因為我會包含一部分服務費在裏邊，但是他都是假的。

這種“店群＋話術”的組合模式，一方面是為了規避監管風險，即便一家店舖被查，其他店舖仍可繼續經營；另一方面是為了覆蓋更多流量，精準迷惑不同消費層次的購買者，從而最大化侵權收益。

通過對侵權店舖快遞資訊的溯源，執法人員的目光最終聚焦到了北京東城一處看似尋常的四合院民宅。這裡每天都有大量快遞包裹進出，與民宅的身份極不相符。今年6月18日，執法人員對這個地點——北京雍和鎮桓商貿有限公司的發貨庫房進行了現場檢查。

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四支隊　沈開宇：在衚同的一個小平房裏，他發貨的倉庫其實非常簡陋，就是一種小作坊。

執法人員在現場發現大量待發貨的倣冒文創冰箱貼，並當場進行了扣押。經調查，這家公司在倣冒産業鏈中屬於中間商，從外省進貨倣冒文創冰箱貼後進行銷售，雖然單個産品利潤有高有低，但憑藉上萬的成交量，仍獲取了不少非法收益。

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四支隊　沈開宇：以天宮藻井冰箱貼為例，二創這種産品當時銷售的價格比較低，銷量是比較大的，進貨價是七十元，當時售賣的是八十五元，每一個都能賺十五元。還有一類是所謂的正品，就是説代購途徑去購買的，這種賺的就比較多了，一個的售賣價是一百一十七元左右，進貨價只有七八十元，這樣就好幾十塊錢的利潤。

最終，這個發貨窩點被搗毀，經營主體被處罰沒款24.3萬元的行政處罰。

盜版文創為何屢打不絕？

儘管執法部門成功搗毀了盜版發貨窩點並進行了嚴厲處罰，但這起案件所暴露的文創産品盜版問題，卻遠未得到解決。這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治理困境？

記者在多個主流電商平臺，再次搜索“天宮藻井冰箱貼”“鳳冠冰箱貼”等關鍵詞。結果顯示，當初被查處的“雍和福瑞”店舖已消失，但平臺上仍活躍著多家銷售同類産品的店舖，其中不少商品的宣傳圖片與正品幾乎無異，售價則差距懸殊。

記者隨機點開一家店舖，這家店舖售賣的“先農壇天宮藻井冰箱貼”售價96元。商品介紹雖未明確聲稱“正品”，卻大量使用了官方宣傳圖片和“先農壇”“古建築”等描述，極具誤導性。當記者以消費者身份詢問客服該産品是否為正品時，客服明確回復“是正品”“從福建發貨”。而另一家則直接表示是原廠貨源，從浙江發貨。然而，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的正品發貨地始終在北京。

記者下單購買後，將産品帶給博物館工作人員。工作人員表示，這些價格懸殊的産品均為倣冒品。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智慧財産權室主任　管育鷹：從著作權法的角度來説，一旦列入文物，它其實是已經過了保護期的。也就是説，如果原封不動地用古老的文物的樣子，你要去拍照或者是做一個小模型，這些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文物保護單位重新設計，把已有的文物上面的這些圖案、形狀，重新開發出做一個新的産品，它是對文物的創新性的利用，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受到保護的智力成果。

電商平臺作為重要的銷售渠道，其監管責任成為焦點。專家指出，平臺為爭奪商家資源，持續降低開店門檻，審核側重於主體資質，而非商品智慧財産權的審查。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智慧財産權室主任　管育鷹：開店只是登記身份證、住址，你有多少資金，其實很簡單的一個審查，不會説你賣些啥，平臺和網店之間會有一個合同，會寫你要承諾在你的店上不要有智慧財産權糾紛，有智慧財産權糾紛不是我平臺，是你自己要負責，所有的平臺都會有這一句。

這種“事前寬鬆準入，事後依賴投訴”的模式，面對海量商品，技術上難以實現精準識別，最終形成了治理的滯後與被動，將風險和成本轉嫁給了原創方。

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文物保護與發展部　周海榮：我們如果説開發了更多的好的産品，經常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模倣仿製，我們做文創越做到最後越感到失望。

在專家學者看來，破解這一困局，關鍵在於壓實平臺的事前監管責任，利用技術手段將治理關口前移。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智慧財産權室主任　管育鷹：學界很多的觀點，慢慢地越來越多傾向於加大一些它的責任，尤其是在技術能夠監管控制的基礎上。

據統計，一款成功文創産品的開發週期往往長達半年之久，投入巨大。盜版蠶食的不僅是正品的市場份額和利潤，更直接扼殺了文化創新的源頭活水。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智慧財産權室主任　管育鷹：倣造是非常容易的，原創是很困難的，尤其是文化産品，它要讓老百姓都尊重自己的傳統文化，讓優秀的文化成果能夠傳承。所以倣造，就是對原創創新行為的一種損害。（來源：央視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