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更長遠、全面的角度考慮如何平衡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護。

一週之前，一場發生在鐵軌上的悲劇，奪去了一條年輕的生命。10月29日，南京南站官方通報稱，27日傍晚，一頭野豬侵入仙寧線南京南站至紫金山東站間的高鐵聯絡線，與D5515次動車相撞，引發設備故障停車，途經南京南站的部分列車晚點。D5515次隨車機械師下車排查處置故障過程中，被鄰線限速通過的列車碰撞，經搶救無效不幸身亡。

據《中國經營報》消息，事故發生的具體時間為27日傍晚5時08分左右，一輛動車行駛至紫金山東站至南京南寧安場間上行線K304+838m處時，司機感覺到列車撞擊到異物（野豬），最後停至K305+407m處。儘管該班列車機械師罹難的直接原因，是其檢查時身體侵入鄰線，導致其遭臨線列車撞擊。但是，正如許多網友所感慨的，若不是那頭突然出現的野豬，這名年輕人和其所在列車，原本不必面臨這樣的風險。

野豬只是動物，當然不能為事故“背鍋”，關於這場悲劇的責任劃分，還應以鐵路客運部門的判斷與處理為準。但是，就算這名年輕機械師之死與諸多因素有關，野豬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都是整個事件的起點。更重要的是，在南京市，野豬數量逐步增加、“入侵”城市的情況早就不是新聞，且已經持續多年。在這一背景下，這場高鐵事故，再次引發了輿論關於南京應如何治理“野豬之患”的討論。與此同時，超出一時一地的範疇，人們也由此開始思考，如何在未來更好地平衡野生動物保護與城市發展？

對此，不乏動物、生態領域專業人士通過媒體發聲。其中，江蘇生動物學會理事周威在澎湃新聞發文，對南京野豬氾濫的背景與前景作出詳細分解。文章指出：野豬氾濫，其實是生態環境改善帶來的“副産品”。在南京，很多國家一、二級珍稀野生動物都有較大規模的種群存在，是生態環境向好的力證。但是，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又使得城市不斷向山區拓展，人類活動空間與野生動物棲息地的邊界日漸模糊。

就對策而言，許多網友都認為，讓當地民眾自發狩獵野豬是最直接的辦法。對此，《中國銀行保險報》記者何建峰在一篇記者觀察中也表示：“野豬下山為害，怎麼辦？獵捕不失為有效辦法。2023年6月，國家林草局將野豬從《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中‘除名’，使其不再享有特殊地位。近幾年，全國多地為調控野豬數量，公開招募‘賞金獵人’。比如，安徽省金寨縣曾發文規定，每年10月1日至翌年1月31日可在全縣所有自然保護地範圍外狩獵，獵獲野豬由所在鄉鎮政府按10元/斤標準收購後集中無害化處理。通過獵捕，多地防控野豬危害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

不過，開放狩獵在部分地區可行，不代表在所有地方都可行。周威在文章中便提到：“野豬已經被移出‘三有’動物名錄，通過科學組織捕獵來控制其數量、減少其致害性，是一個比較直接的辦法。不過，我國的很多野豬棲息地都在自然保護區內……這些區域都是禁止狩獵的。此外也有專家指出，一旦開了狩獵的口子，狩獵槍支管理、捕獵裝置的販賣和使用管理如果不當，很可能殃及其他野生動物，讓經過巨大努力取得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生態恢復成果功虧一簣。”

因此，作者認為：“需要建立起一個多層次的防範和補償體系，既要保護生態環境和野生動物，又要維護好群眾的生命財産安全。”並提出了“建立統一的野生動物致害補償機制”“在野豬活動頻繁的路段加裝防護設施、安裝智慧監測預警系統”“在城市規劃中預留足夠的生態空間”等具體、務實的建議。

從更根本的層次上講，治理野豬侵入城市，還涉及觀念問題。對此，光明網評論員文章以《“豬進人退”，敲響警鐘》為題，直白地提出了這一點。文章寫道：“維護生物多樣性有重要意義。但是，走到‘豬進人退’這一步，或意味著它突破了合理的邊界。野豬進入城市、威脅到高鐵安全，已為這種合理邊界的失守敲響了警鐘。是時候，有更多有效的行動了。”

具體而言，文章指出：“野豬退出‘三有’名錄後，到底能不能大範圍捕獵，是否應該發動更多的社會力量，以及如何控制其中的風險，都還需要形成更大的共識。有專家就指出，如果想有效控制野豬，一是要重新審視‘不可食用野生動物’的規定；二是要合理考慮野生動物利用相關政策；三是要加強科技手段支撐與應用；四是要將私人獵殺與政府獵殺協同起來，同時要鼓勵對野豬資源的合理利用，降低防控成本，併為防控獲取資金與動力。這樣的建議，值得決策層聆聽。”

對此，年輕人的想法值得一聽。事發後，紅網刊發重慶大學學生聶曉蕾、胡涵柯的文章，針對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護如何平衡表達了見解。文章寫道：“野豬與人類的‘領地之爭’，實質上是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護之博弈的縮影。野生動物在自然食物鏈扮演著重要角色，就地保護等措施是維持生態系統平衡的必然要求，但是，具有強大適應能力的野生動物在城市周邊地區快速繁殖，也給城市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面對此類問題，既不能簡單地採用捕殺等手段削減野生動物的生存空間，也不應忽視或回避它給城市管理帶來的衝擊。從更長遠、全面的角度考慮如何平衡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護，構建科學的預防機制和合理的補償體系，是有效應對城市化進程中各類生態難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關鍵所在。”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楊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