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月1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舊金山斐洛裏莊園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中美元首會晤。（新華社 圖）

蘇格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前院長、黨委書記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確立正確相處之道，攸關世界和平發展和人類前途命運。應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赴美國舊金山舉行中美元首會晤，同時應邀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取得了“戰略性、歷史性、引領性”的成果。

（一）縱觀歷史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縱觀歷史，中美關係歷經曲折坎坷，在跌宕起伏中不斷砥礪向前。

（1）在冷戰背景下，美國自朝鮮戰爭之後對新中國實施“遏制”政策。（2）隨著國際形勢變化，中美雙方找到聯手抗蘇的戰略契合點。關係正常化和中美建交，翻開了兩國關係史上新的一頁。（3）中美關係發展歷經許多曲折和風浪。例如，台灣問題是中美雙方爭論最多、鬥爭最激烈的問題。但中美雙邊關係並非“零和”性質，而是共同利益大於分歧，且對話合作始終是雙邊關係主流。（4）冷戰結束後，地緣政治在雙邊關係中的權重下降。隨著全球化和中國改革開放深入發展，中國快速成為現有國際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和美國分處全球價值鏈、生産鏈（低至高端）不同的位置，進而具有較強的互補性。經貿便成為中美關係的新的支撐點，俗稱“壓艙石”。（5）小布希總統時期，美國曾醞釀把中國列為美國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但“9．11”事件迫使其調整戰略優先順序。21世紀頭十年，反恐、大國合作、應對金融危機等，成了中美加強合作的共同需要。（6）美國對華政策始終有“兩面”性質，即合作與制約兩手兼而有之。2010年前後，奧巴馬政府時期再次反思對華政策。所提出的“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TPP”，對華制約的一面開始突出起來。

國與國關係如何發展，很大程度取決於對彼此的認知。中美關係近年出現嚴重波折，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美國某些政要對中國的認知和定位出現了嚴重偏差。而認知的第一個扣子錯了，就難免錯誤的連鎖反應。

特朗普政府重新調整國際安全戰略，對中國的基本定位進行了重大調整，視中國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判定自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歷屆政府所奉行的對華“接觸政策”的“失敗”。美國不惜發動貿易戰，對華進行科技封鎖，打擊中國高科技企業；挑起“金融戰”，力推中美經濟“脫鉤”，搞所謂“産業鏈、供應鏈重組”；在南海問題上公然挑事，在涉港、涉藏、涉疆等問題屢屢干涉中國內政，特別在台灣問題上挑戰“一個中國”的底線。美對華政策出現了自關係正常化以來最大規模的倒退。

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繼而視中國為“最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和唯一既有能力又有意圖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者，提出“競贏”（outcompeting 勝出）中國的戰略目標。美方對華戰略競爭也在一步步體系化、陣營化、意識形態化。美國聯手建立以圍堵打壓中國為主要目的盟友體系：牽頭“民主峰會”，深化推進“印太戰略”和“印太經濟框架”，拼湊“三方安全夥伴”， 炮製“四邊機制”，拉緊“五眼聯盟”。美國還試圖誘拉或逼迫一些地區國家選邊站隊。

近年來中美關係矛盾衝突不斷，一直徘徊在建交以來的低谷。2022年底，中美元首在印尼巴厘島會晤，習近平主席提出新時期中美正確相處的三條原則：“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美方表示：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援“台獨”，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即“四不一無意”。但此後，美方卻言行不一，在落實承諾上出現嚴重遲緩和干擾。

直至近幾個月，中美雙邊高層互動明顯增加，出現了一些積極穩定向好跡象。國務卿布林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財長耶倫、商務部長雷蒙多、加州州長鈕森等美國政要相繼訪問中國；中美經貿和氣候變化商談也取得深入進展。兩國各界及民間開展了一系列友好交往活動。外交部長王毅應邀訪美，雙方在深入、建設性、實質性溝通基礎上，發出了穩定和改善關係的積極信號。這些均為兩國元首舊金山會晤進行了鋪墊和準備。

兩國元首于11月14日在舊金山舉行會晤，就事關中美關係的戰略性、全局性、方向性問題，以及事關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溝通。兩國元首認可雙方團隊自巴厘島會晤以來所討論確立的中美關係七條指導原則：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保持溝通、防止衝突、恪守《聯合國憲章》，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合作，負責任地管控雙邊關係中的競爭因素。

雙方還同意推動和加強中美各領域對話合作，包括：建立人工智慧政府間對話；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組，開展禁毒合作；在平等和尊重基礎上恢復兩軍高層溝通、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開展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同意明年早些時候進一步大幅增加航班；擴大教育、留學生、青年、文化、體育和工商界交流，等等。

會晤時機重要，意義重大，舉世矚目，開啟了中美關係止跌企穩向前發展的新局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形勢發展亦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

（二）胸懷世界

世界大變局的本質是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中美關係是牽動百年大變局走向的核心因素之一。

一是須結合世界大變局的內涵與外延來審視和把握中美關係。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1）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行。（2）世界經濟格局轉換（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3）多極化進程不斷深化（國際政治重心轉移）。（4）全球治理體系與規則調整。（5）科技發展促使社會變化等。

二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中定位和運籌對美工作。中國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在發生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何謂“國之大者”？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宜明確對美工作目標定位，這就是服務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人民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嚮往。

國際力量對比呈相對“東升西降”趨勢。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中美實力相對此消彼長。如古語所雲：“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唯一超級大國的焦慮感和冒險性空前上升，將中國定位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不遺餘力地試圖通過多重手段予以全面擠壓與遏制，中美關係出現結構性的變化。

在不確定性增多的國際背景下，對形勢的走向須有清醒的正確認識和準確的戰略判斷。宜從縱向和橫向綜合分析世界經濟、政治、社會、科技、全球治理的發展變化，生産力與生産關係變化、才能準確把握中美關係演變趨勢，從而實事求是地運籌並塑造中美關係發展前景。

洞察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我們須有戰略自信。國際格局正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為深刻複雜的調整。美西方作為國際格局傳統“常量”，在全球力量對比中步入下坡路，心態難平，自信欠缺，應對失當，反成對國際關係發展進程中具負面影響的“變數”。

中美兩國力量對比趨近，戰略態勢扭轉，客觀決定兩國戰略競爭和博弈的一面在上升。而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和全方位外交的開展，中國充分展現了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方面的自信，對中美關係之塑造力也不斷增強，應該也必須有自己的戰略定力和耐心。中國自身的強大與可持續發展，就是推動人類文明和世界前行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國也只有保持穩定，不斷發展、壯大自己，才能維護和發展好中美關係。

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應未雨綢繆，有底線思維：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多重因素有可能影響且增大中國維護和延長戰略機遇期的成本。我們必須“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習近平主席2021年在同拜登總統舉行視頻會晤時指出：“過去50年，國際關係中一個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關係恢復和發展，造福了兩國和世界。未來50年，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須找到正確的相處之道”。中美關係何去何從，不僅事關雙邊關係，即兩國合作與共同發展，而是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穩定、和平與繁榮。兩國關係分歧不斷是事實，但共同利益在增加也是事實，且均無意走向衝突與對抗。雙方須進一步坦率對話、坦誠交底、坦蕩合作，保證中美關係大船避開暗礁並不斷平穩向前。

（三）開拓未來

北宋歐陽修有句名言：“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大意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方可綱舉目張。面向未來，中美關係也宜處理好“得大”與“兼小”的辯證關係。

第一，相互尊重，求同存異。中美作為國情不同的兩個大國，須相互包容，客觀理性看待彼此戰略意圖，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相互尊重各自選擇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相互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理解對方的文化傳統，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強加於對方，這是兩國關係保持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礎。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是集思想自信和實踐自覺于一體的既定國策。當然，只有大家都彼此和平相處，共同發展道路才能越走越寬。中國真心希望也需要和平發展，但不會吞下犧牲自己主權和核心利益的苦果。在國際事務中，中國主張走開放包容的道路，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希望美方能正確看待和適應中國的變化，以平常心和包容心接受中國的發展和成功，並從中找到合作機遇。和平發展的中國，不應被視為美國的威脅。中美應共同努力，摒棄“零和”遊戲和“冷戰”思維。這是事關中美關係正確方向的根本問題，不容戰略誤判。

第二，和平共處，管控分歧。“智者求同”，擇寬處行。中美兩國發展階段、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經濟利益都存在差異，時而産生誤解、分歧乃至摩擦不可避免。須堅持對話和平等磋商，求共同利，謀長久計，不因一時一事動搖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基礎。當前中美實現和平共處，最大的障礙是冷戰思維。要以建設性方式妥處分歧和敏感問題，不做損害對方核心利益的事。價值觀的摩擦，可通過對話保持溝通並增信釋疑；利益上的衝突，應當以談判進行協調，不使經貿問題政治化；即使是結構上難以調和的矛盾，也要設法管控好分歧，力求克制，通過危機管理機制，嚴防擦槍走火。雙方須登高望遠，深化協調合作。“合則互利，鬥則俱傷”。“不衝突，不對抗”“和平共處”，是對中美關係最基本的期待，符合中美的根本利益，也順應和平、發展、進步的時代潮流。雙方宜增進戰略互信，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使兩國和世界人民不斷從中受益。

第三，合作共贏，有容乃大。“這個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我們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機遇。”中美須展現大國擔當的歷史責任，拓展視野，聚焦合作。中美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同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和維護者，對地區和國際和平、安全與繁榮負有重大而獨特的責任。雙方可加強溝通與合作，共同應對經濟發展、氣候變化、禁止毒品、疾病防控、反恐、防擴散等全球性議題和地區熱點問題等。宜鼓勵包容性外交，共同為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繁榮發揮建設性作用。在雙邊關係上，中美擁有廣泛共同利益和高度互補性，宜打造創新、合作亮點，拓展雙向投資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經貿關係還有望成為中美關係大船的“壓艙物”。人為“築墻設壘”，強推“脫鉤斷鏈”，訴諸制裁或貿易戰無益於任何一方。此外，還可加強能源、科技、教育、衛生等領域務實合作，夯實兩國關係的社會人文基礎。

習近平主席指出：“合作是中美兩國唯一的正確選擇”。中美兩國合作固然難以解決世界上的所有問題，但對解決所有世界性問題都必不可少。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之後，中美關係的巨輪將再度啟航，而“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大原則有望成為其乘風破浪、行穩致遠的重要航標。當然，中美關係能否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還要靠雙方共同努力。

【作者簡歷】

蘇格大使：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前院長、黨委書記；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前雙主席、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前會長。外交部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委員。

曾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中國駐蘇利南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中國駐冰島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

畢業于西安外院並任教。美國楊伯翰大學碩士、博士、名譽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後；喬治城大學等校高訪學者。北京外國語大學二度博士後；曾任外交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亦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兼任學術職責。

論著有《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主編的《世界大變局與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被譽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學界對當前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全面、系統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