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醒山河

——七七事變與全國性抗日戰爭爆發

■王微粒

盧溝橋之歲月（中國畫，中國美術館藏，入選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美術作品展） 陳 輝作

北京西郊，盧溝橋下，永定河水靜靜流淌。

河畔的宛平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巍然矗立。廣場上，象徵國人甦醒的“盧溝醒獅”雕塑仿佛正無聲訴説著歷史的滄桑。

在宛平，我們至今仍能聽見那熟悉的歌謠：“盧溝橋，盧溝橋，男兒墳墓在此橋，最後關頭已臨到，犧牲到底不屈撓！”

盧溝曉月，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寓意著和諧安寧。

1937年7月7日夜，陰沉，無月。中華大地，安寧不再。

這天深夜，日軍詭稱一名士兵“失蹤”，蠻橫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遭中國守軍拒絕後，即向中國守軍發起攻擊，並悍然炮轟宛平城。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從此開始。

盧溝橋畔的槍聲，激起中國人民奮勇反抗，吹響了全民族抗戰總動員的號角。

曉月驚雷

盧溝橋事變後第4天，紐西蘭記者詹姆斯·貝特蘭來到北平。貝特蘭在報道中寫道：“1500年前，中國用書籍征服了日本；而現在，日本卻用坦克和大炮來答禮。”

日本，這個與中國一衣帶水的國家，用長達半個世紀的蠶食和侵略，翻開了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甲午戰爭侵佔台灣和澎湖列島，1900年夥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侵入北京，1904年發動日俄戰爭、侵犯中國東北領土和主權，1914年侵佔青島，1915年提出“二十一條”，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全境，1935年製造華北事變……

一把斧頭、幾根木棍捆在一起，拉丁語叫Fasces。它是一種刑具，也象徵著權力，後被音譯為：法西斯。

1919年3月，墨索裏尼在義大利建立“戰鬥的法西斯黨”。同一年，希特勒加入“德意志工人黨”，在黨內推行“德國法西斯主義”，即“納粹主義”。

也是在這一年，一個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北一輝，苦心炮製出一部《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瘋狂鼓吹侵略理論和法西斯政綱。

隨後，這部讓人匪夷所思的大綱竟然堂而皇之進入日本皇宮“大學寮”。東西方法西斯的邪惡軸心連在一起，為侵略找到藉口。大批日本少壯派軍官眼光貪婪地盯向彼時孱弱的中國。

這份貪婪，我們可以從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裏展陳的檔案中看出端倪。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這是1927年7月，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上奏給裕仁天皇的奏折，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日本此後的對外侵略戰爭，正是按奏折中的設計進行的。

10年後，在中國的版圖上，日本軍事力量的存在已令人觸目驚心——東北盤踞著日本關東軍，日本海軍陸戰隊在上海揚威耀武，日本戰艦在中國內河近海隨意停泊、遊弋。

在北平周圍，不僅分佈著近萬日本的中國駐屯軍，北面的熱河還集結有日本關東軍，東面有日本扶植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偽保安隊17000余人，西北面的察哈爾有偽蒙軍約4萬人。

誰都知道，日本對華發動全面侵略只不過是在等待一個藉口。1937年7月7日，這頭貪婪的野獸終於等不及了。

征服中國是日本法西斯集團爭霸世界的既定方針和關鍵步驟。在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初步形成，其與世界人民之間的矛盾構成世界主要矛盾的形勢下，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已超出中日兩國的範圍，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

暗夜執炬

“中國歸根結底也不過是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加上國家這一名稱而已……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這是九一八事變前，板垣徵四郎給關東軍動員時的講話。

在日本侵略者眼中，中國是一個混亂、分裂、缺乏組織和團結的國家。

正因為如此，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僅僅用了4個月零18天，就將相當於日本國土3.5倍的東北大地侵吞。

然而，盧溝橋不是柳條湖，1937年的中國也不是1931年的中國，更不是1895年的中國。

此時的中國，在一個先進的無産階級政黨的努力下，英雄的人民正在覺醒。

“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

7月8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第二天，中國共産黨通電疾呼：只有實行全民族抗戰，才是中國的出路；號召全國人民、軍隊和政府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當天下午，蔣介石收到毛澤東、朱德等人聯名發來的電報，要求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表示紅軍將士願意為國效命，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

正在延安訪問的美國記者海倫·斯諾報道：“紅軍一直處於動員狀態，5分鐘之內就能作好開往前線的一切準備。七七事變後，他們更是心急如焚，整裝待發。”

在中國共産黨的倡導和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熱潮的推動下，國民黨的抗戰方針和政策發生了積極的變化。

“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演説。

對蔣介石的這次談話，毛澤東予以積極地評價：“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

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中國由此進入全民族抗戰階段。

不久，一張意味深長的照片出現在人們眼前——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和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衛立煌，並肩站在了一起。

這一次，曾被國民黨以10萬大洋懸賞的紅軍將領和曾率軍“圍剿”他的對手，進入了同一個戰壕。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改編命令，將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及陜北紅軍等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民族危急關頭，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紅軍將士，主動放下恩怨，與昔日的對手並肩走向抗敵戰場。

在忻口，八路軍與國民黨軍聯合作戰，殲滅日軍2萬餘人，創造了國共兩黨在軍事上配合的一次成功範例。

海倫·斯諾在《續西行漫記》中這樣説道：“孫中山與其同志奮鬥了40年尚未成就的事業，1925至1927年流産的大革命尚未成就的事業，由日本人的入侵迅速完成了：這就是從根本上喚醒地球上最偉大的一個民族。”

山河同袍

山西大同靈丘縣。山雨過後，平型關烈士陵園芳草如茵。這裡安睡著556位烈士。

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第115師東渡黃河，進入山西靈丘與繁峙兩縣交界處的平型關伏擊陣地。一場激烈的伏擊戰從上午7時持續到下午13時——長長的山谷間，留下了日軍1000多具死屍。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就此打破。

全民族抗戰的號角，響徹每一寸山河。

初夏的成都，已起熱浪。

人民公園門口，無名英雄銅像靜靜挺立。一名年輕的川軍戰士，腳穿草鞋，身著短褲和舊式軍服，手裏端著一桿老舊步槍，保持著隨時衝鋒的姿態。

這是抗戰川軍英勇形象的縮影。當年，30萬川軍從這裡走出去，許多人再也沒有回來。

就在七七事變爆發的前一天，川軍整軍會議在重慶行營召開，“各路諸侯”與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討價還價，爭吵不休。7月8日一早，何應欽通報了七七事變的消息，原本一片混亂的會場變得鴉雀無聲，接著就是吶喊：我們願率所部，參加對日作戰！

國難當頭，家國情懷、民族大義，被喚醒了。

川軍出夔門，滇軍渡金沙，湘軍走三湘……這些曾經旗幟不同的軍隊，在上海、在太原、在臺兒莊血肉相融。

重慶市謝家灣，建川博物館，一個由24個防空洞打造的民間抗日博物館。一面白布大旗靜靜地訴説著當年的故事。

這面旗的主人名叫王建堂。1937年深秋，他從四川安縣出發抗日，而一天前他還只是一名小學教員。隊伍即將出發，父親王者成託人將一面白布大旗交給兒子。旗面中間是一個巨大的“死”字，左方寫著：“國難當頭，日寇猙獰……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右方寫著：“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只願你在民族分上盡忠。”

後來，這面“死字旗”跟隨王建堂出現在了武漢會戰、鄂西會戰、常德會戰、長沙會戰等多個抗日戰場上。

什麼樣的父親，會以“死”相贈？什麼樣的兒子，會帶“死”出征？

北京密雲“紅嫂”鄧玉芬先後把丈夫和5個孩子送上抗日戰場。他們全部戰死沙場，為國捐軀。

抗日名將范築先在兒子抗戰犧牲的第二天，又把只有20歲的女兒送上了戰場。

那時的中國，這樣的父母、這樣的兒女，千千萬萬……

在建川博物館，陳列著印有抗日標語的搪瓷杯、繡著“殺敵救國”的婦女頭巾……器物無聲，卻烙印著普通人的吶喊。

2015年9月3日，9名川籍抗戰老兵及英烈子女出現在勝利日閱兵的老兵方陣中。那一雙雙蒼老的手，也曾緊握沒有膛線的步槍。和他們一道接受祖國檢閱和致敬的，是2個乘車方隊近400位抗戰老兵、抗日英烈後代以及抗戰支前模範代表。

方隊駛過長安街。街的北面，妙應寺中有一座美麗的白塔。

1937年侵華日軍進入北平時，一位名叫羅德俊的工匠正在維修白塔。他把淪陷後的北平慘狀記錄在一張紙條上，藏在白塔塔頂的夾縫之中：“今年重修此塔，適值中日戰爭……生靈涂炭，莫為此甚，槍殺姦掠，無所不至，兵民死難者，不可勝計……戰事何時終了，尚不可能預料，國家興亡，難以斷定……”無奈和茫然，寫盡淪陷的印記。

街的南面，有一座高聳石碑。放飛的白鴿掠過天安門廣場，8個碩大的金字在陽光下熠熠生輝：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指向天空的紀念碑，注視著醒來的山河，更標注著一個民族精神的海拔。

開國大典的前一天傍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來到這裡，執锨鏟土，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

飽受創痛的中華民族從此迎來了新生，同仇敵愾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第二天，面對沸騰的人海，毛澤東振臂高呼：人民萬歲！

學術支援：褚 銀

版式設計：方 漢、楊 磊、賈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