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局轉換的樞紐”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與重大影響

■朱姝璇

檔案解讀：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被抓又被放，廣大紅軍指戰員和人民群眾對此不太理解。1936年12月28日，紅軍總政治部發佈《為什麼釋放蔣介石》一文，清晰簡明地闡述了中央的相關考慮：釋放蔣介石是出於抗日大局，一是因其作出了“停止內戰”“改組南京政府”“聯俄聯共”等抗日承諾，二是為了粉碎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分裂中國的企圖。此文鮮明表達了抓蔣和放蔣的出發點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體現了中國共産黨的政治智慧和戰略眼光，對於當時統一廣大紅軍指戰員和人民群眾的思想認識發揮了重要作用。（圖文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提供）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兩黨進行了多輪談判。這是1937年4月，周恩來（右四）參加杭州談判後返回延安時，與毛澤東（右五）等歡迎者合影。

西安事變發生次日，當時的《西北文化日報》刊發的消息和相關報道。

1936年冬，圍繞“聯合抗日”與“繼續內戰”之爭，偏僻的黃土高原成為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博弈的焦點。12月12日淩晨，西安華清池槍聲驟響，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中國抗日救亡運動持續高漲。身處西北“剿共”前線的張學良、楊虎城早已厭惡內戰，力主槍口對外。中國共産黨積極爭取張學良和楊虎城停戰議和、共同抗日，紅軍與東北軍、第17路軍在西北“三位一體”的合作抗日新局面初步形成。

然而，蔣介石仍堅持“剿共”。張學良、楊虎城同蔣介石的政見分歧日益尖銳，矛盾日趨激化。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再赴西安督戰，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繼續“剿共”。面對多次勸諫反遭申斥的局面，張、楊決意採取非常手段，實施“兵諫”。12日淩晨5時，東北軍一部包圍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第17路軍同時控制西安城區，軟禁了從南京來的國民黨軍政要員。當日，張學良、楊虎城及東北軍和第17路軍高級將領聯名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主張。

西安事變爆發後，全國局勢愈發複雜。中共中央在接到張學良電報後，立即召開會議，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1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聯名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表示支援八項主張。17日，周恩來、博古、葉劍英作為中共中央代表應邀飛抵西安，分別與張學良、楊虎城進行會談。張、楊完全接受中國共産黨所提出的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和條件。周恩來還親自對西安中上層人士和當地群眾進行了説服、宣傳工作，並利用報紙、電臺等積極宣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揭露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試圖挑起中國內戰的陰謀。同時，中共中央還直接與南京方面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進行了磋商。

12月23日、24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宋子文、宋美齡以及張學良、楊虎城舉行談判。最後，會談達成六項條件，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至此，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創造了積極條件，毛澤東同志稱其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

西安事變紀念館部分陳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