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獨特之處在於強調“對立統一”，這既植根于中國傳統的陰陽哲學中“和”的思想，也源自近代以來中國相容並蓄地向西方學習，走上獨特的現代化道路的歷史實踐。相比之下，西方哲學更注重“或”的思想，強調“非此即彼”“贏者通吃”的邏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獨特的智慧。中國無意與西方文明産生衝突，而是旨在推動更加包容、平等、和諧的國際秩序。

中國和西方的思想存在一個非常明顯的區別——明顯到在不貶低二者過去或現在的巨大成就和複雜性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用兩個簡單的詞來區分。

中國哲學的源頭是“和”，而西方哲學的源頭是“或”。我們可以將這兩個詞描述為“意識形態詞”，它們是各自語言中最小的，但在意識形態上最重要的語言單位。它們通常被視為理解一種文化的基本原則和文明價值的關鍵，沒有它們，邏輯和倫理就無從談起。

在中國，相關詞彙最早出現在殷商甲骨文中——這是最古老的中文正式書寫系統。但人們普遍認為，這些詞彙所反映的價值觀有著更古老的起源，很可能早在書面文字和哲學體系誕生之前，就已經長期存在於語言結構之中了。

在中國傳統中，“和”除了可以作為連接詞外，也有“和諧”的意思，這個義項也是早在商朝時就已經有了。這裡的“和”最初只是一個音樂概念，但作為一種價值觀，“和”字也經常被用於其他的中文表述中。例如，要想做出美味的湯，不能只用水，還必須加入不同的調味料，做到酸、甜、苦、辣、鹹“五味調和”。這裡的關鍵是，如果你的思維方式更看重“和”，那麼很自然地，你的世界觀就會強調“對立的統一”——在不同的對立面之間尋找和諧。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哲學自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開始，到中世紀大繁榮，再到後來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直至工業革命，從古至今許多傑出的西方哲學家總結出了形式邏輯學的三大基本規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同一律。其中，“矛盾律”的核心就是強調“或”，即對同一對象不能同時作出兩個相互矛盾的判斷，不能既肯定它又否定它。

有意思的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提出的辯證法就對上述這條“金科玉律”産生了質疑，而這又引來了他的一個學生——丹麥哲學家、現代存在主義哲學創始人索倫·克爾凱郭爾的反對。1843年，克爾凱郭爾在自己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非此即彼》中批評了黑格爾的理論，他認為黑格爾的學説是“誤入歧途”，是“與”的哲學，與西方“或”的邏輯發生了深刻衝突，因此也與西方強調主觀性的哲學傳統産生了深刻的衝突。

事實上，如果在你的思維裏“對立統一”是一種常態，那麼你很可能會對社會主義、雙贏、存異求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更加認同。這一點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有所論述（馬克思的思想多少受到了黑格爾的影響），而新時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則對此闡釋得更為明確。

相反，如果在你的思維裏“矛盾律”是常態，那麼你很可能會更認同資本主義和“贏者通吃”的邏輯，對差異的包容度更低，並漠視生態環境的福祉，迷信人類未來的末日預言。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徵之一，就是在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時強調“對立統一”的重要作用。早在1937年，毛澤東就在他的《矛盾論》中指出了這種作用。事實上，這種觀點的思想根源非常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國的陰陽理論。

一年後的1938年，史達林發表了自己的著作《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他在辯證法問題上表達了與毛澤東不同的理解，強調“否定之否定”的重要作用，這也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思想。史達林的觀點得到了馬克思主義“古典派”甚至“正統派”的普遍支援，但並沒有阻止中國走自己的馬克思主義道路。堅持“對立統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經驗，這一經驗至今仍閃耀著真理的光芒。

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於，它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然而這一思想精華長期沒能得到充分理解，也沒有取得重大進展，直到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之所以這樣説，並不只是因為中國人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進行了中國化；更重要的是，中國人似乎先天擁有一種直覺，能夠更好地把握住馬克思主義的真諦和潛力，這種能力無論從個人的還是從集體的角度看，都是其他文明所無法比擬的。這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它本身就是唯物主義邏輯和西方現代化發展的産物，也是它們在19－20世紀同中國文明加速融合的結果，是中國共産黨在理論和實踐上完成了兩者的轉變和有機結合。

為什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比其他的“馬克思主義”更“靈”？這是因為中國的思想家都有著較強的辯證思維能力，這種辯證思維既植根于幾千年來中國傳統的陰陽思想，也源於近代以來中國遭遇生死存亡危機的歷史經驗，使得中國迫切要向西方學習，向推動了西方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分析法學習，只有這樣才能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成性的世界秩序中救國圖存。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在這些不同的思維方式之間構建了一座強大的認識橋梁，也為傳統的陰陽思想找到了更強大的科學支撐。

簡而言之，黑格爾和馬克思都指出，分析和辯證是人類充分發展和發揮潛能的必要條件，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能夠建設性地運用西方分析法和辯證法，堅持“對立統一”，而不是永遠把矛盾放在首位。

這樣一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既吸取了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的精華，又在二者的基礎之上進行了大幅提升，使其能夠不斷地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這就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背後的關鍵邏輯，正是它引導著中國一步步走向了民族解放的道路，並實現了主權獨立，積累了國家財富，重塑了大國身份，回歸到了世界舞臺。中國以“戰略同理心”制定互利共贏的解決方案，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特別是與渴望建立這種關係的“全球南方”國家密切合作。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西方至今仍在戰略層面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

最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中國根據過去歷史經驗總結出來的人類價值觀的合乎邏輯的表達。中國本身就是一部擁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大集合；近現代以來，中國既沒有像西方國家一樣走上剝削他人的殖民道路，也沒有屈服於西方，向列強低頭，而是獨立自主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和發展。也就是説，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並不尋求與西方文明發生衝突；恰恰相反，它強調的是中國哲學的第一原則——“和”，而不是“或”。換句話説，是強調“相容並包”，而不是“非此即彼”。這個“和”字，早在幾千年前的商朝就出現在了甲骨文上；如今，它已成為一個成熟大國在全球事務和人類發展進程中促進更大的和諧與民主的原則。

這不是過去蘇聯式的“國際主義”，而是一種促進相互尊重、相互承認、共同發展與和平共處的“新國際主義”。在這方面，西方的一些宣傳是扭曲的，有些甚至完全是無稽之談。事實是，一些人故意製造“紅色恐慌”，以此作為發動“新冷戰”的理由。這背後更多的是源於西方的偏見，而與中國思維方式的基本邏輯毫無關係。

作者：約瑟夫·格雷戈裏·馬奧尼（Josef　Gregory　Mahoney）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東南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海南中金鷹和平發展基金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