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總主題下，重新明確了改革與開放、市場與宏觀調控、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需求側與供給側改革的關係。一直以來，消除分歧、擴大協同，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關鍵。面對百年變局挑戰，人們理應對中國共産黨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充滿信心。

全面深化改革，是剛剛結束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總主題。這次會議發出了一個關鍵信號：在結構性改革方面，中國共産黨將一改過去“零敲碎打”的方法，突進“深水區”，敢啃“硬骨頭”。這些“硬骨頭”，就是與房地産市場、地方債務以及中小金融機構面臨的挑戰相關的結構性改革。中共已經正確地認識到，這些問題事關國家安全和穩定，是必須面對的問題。

另一個需要結構性改革的關鍵領域是要找到正確的政策組合，使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能夠相互補充，發揮各自的優勢，而不是在資金、人才和利潤方面惡性競爭。

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的內容廣泛，幾乎涉及中國政治經濟和民生福祉的各個方面，其中有五個方面值得密切關注。首先，改革與開放的辯證關係在某些方面出現了反轉。幾十年前，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是“以改革促開放”，也就是先通過自我改革來吸引外國投資，促進對外貿易；而今天則是“以開放促改革”，在世界經濟中檢驗自己，在逆勢中發現自身的優勢和不足，揚長避短，砥礪前行。

第二，公報強調在確保有效監管的同時，減少對市場的限制，也就是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在一些人看來，這似乎是一個矛盾，但明確承認並處理好這種矛盾，正是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市場仍將發揮關鍵作用，但採取有效的宏觀調控，確保社會的整體福祉也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危機時期。這是中國從自己和其他國家的發展歷史中總結出來的經驗。

第三，關於國有企業未來命運的爭論由來已久，現在這一論題有了答案。一方面，眾所週知，一些國有企業確實存在效率低下的問題；另一方面，在國家面臨困境時，國有企業是宏觀和微觀經濟穩定的重要保障。公有制仍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對此，公報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要“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第四，有經濟學家強調，鞏固疫情後的經濟復蘇並繼續向前發展，需要在需求側發力，一些人對公報中沒有提到相關政策感到擔憂。的確，公報主要關注的是供給側的解決方案，但有一點需要記住：中國的供給側解決方案與西方典型的供給側政策並不相同，後者往往側重於為富人和企業減稅，認為這樣才能逐步改善整體經濟。

而在中國，國有企業扮演著重要角色，政府進行重大改革政策的著力點是國有企業等結構性問題，因此供給側改革更多的是為了糾正經濟基本面，從而實現真正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更多、更高薪的就業機會，提高消費者信心和可支配收入，同時給高儲蓄率帶來下行壓力，防止高儲蓄率拖累國內經濟增長。

簡而言之，不應簡單地擴大儲蓄，然後把優質資金不斷注入“僵屍公司”；也不應過度發放補貼，讓企業對政府紓困産生依賴。這些做法都是不負責任的經濟決策，會導致政府債務不斷堆積，就像在美國等國家發生的那樣。儘管如此，公報明確強調要“堅定不移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這句話似乎是在暗示，最終可能需要在需求側施加一些刺激措施——當然，公報裏對此既沒有承諾，也沒有禁止。

第五，公報提出了一個新的時間節點，即“到202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80週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時間目標，政府應每年提交相關進展報告。這個時間點非常關鍵，因為它事關“十五五”規劃的順利完成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實現，也是達成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除了以上五點外，還有另外兩點對於理解公報非常關鍵。第一，如果你要理解中國的發展和戰略規劃，就必須知道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來理解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我們看到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強調要努力跨越分歧，以減輕差異帶來的負面影響，擴大協同效應。這是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關鍵，是理解中國如何發展和擴大自由貿易區、如何制定“一國兩制”等政策、如何處理國際事務的關鍵，也是理解三中全會公報中改革議程的關鍵。

另一個關鍵點是信心。儘管面臨百年變局挑戰，但我們對中國的領導集體、對中國共産黨、對習近平主席絕對有信心；對中國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絕對有信心；對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絕對有信心；對中國通過完善治理體系，應對各種挑戰，有效開拓和發展新機遇絕對有信心；對中國為國內外生態文明建設做出貢獻絕對有信心；對中國在構建公平的多邊體系中發揮主導作用，為實現和平、安全與發展貢獻力量絕對有信心。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Springboard　of　confidence”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劉夏

編輯：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