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故事|生態環境好是實實在在的幸福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産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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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六早上7點,在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北園5公里開跑,是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朝陽學校六年級11班學生的一個共同“約定”。從春的花草萌發,跑到夏的綠蔭舒展,再跑過秋的金黃璀璨,跑向冬雪爛漫……今年6月15日,他們完成了第100次晨跑。
100次晨跑的底氣,與北京的藍天有關。2021年至2023年,北京空氣品質連續3年穩定達標。周民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經歷了北京大氣污染治理工作的全過程。在他看來,藍天給了孩子們在戶外享受運動、感受自然的可能。
過去10年,我國成為全球空氣品質改善最快的國家。生態環境品質的改善不只是大氣,也包括水、土壤、生態等多維度的改善。對照2015年我國提出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一個個如期完成的目標共同勾勒了美麗中國的圖景。
在這美麗中國的畫卷上,既有孩子們100次晨跑的歡樂圖景,也有一群年輕生態環保人和前輩們的紮實努力。
久久為功攻堅污染 找回藍天碧水
《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是美麗中國建設的施工圖,改善環境治理是核心要義。方案凝聚起的共識是:老百姓關心什麼、期盼什麼,改革就要抓住什麼、推進什麼,還給老百姓繁星閃爍、魚翔淺底。
今年6月28日,北京市生態環境監測中心自動監測室副主任姜南參加了第三屆北京市生態環境監測專業技術人員“大比武”決賽。在他看來,這次比拼“重實戰、科技范兒滿滿”。
姜南在監測崗位工作了14年,是緊盯前端污染物的“哨兵”。監測數據通過他們的分析,變成了每天實時更新的空氣品質指數,傳遞給老百姓。
常年與數字打交道的,還有北京市生態環境監測中心高級工程師王莉華。2012年9月,20多歲的王莉華剛步入工作崗位,就趕上了北京大氣PM2.5監測網路建設,一場硬仗即將打響。
2013年,PM2.5濃度正式對外發佈,北京當年的年均濃度為89.5微克/立方米。同年9月,國務院出臺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簡稱“大氣十條”)明確要求,到2017年,北京要將PM2.5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這一被稱作“京60”的目標,當時在許多人看來難以實現。根據發達國家的治理經驗,從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到60微克/立方米,最快也要10-15年才能完成,而留給北京的時間不到5年。王莉華清楚記得,彼時的北京市環保局裏,許多辦公室都貼上了“京60”字樣。
按照“大氣十條”,向重污染打出的組合拳方案涉及産業、能源、交通等多個領域的結構調整,尤其是煤炭消費總量控制等目標甚至一度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根據2013年北京開展的第一輪PM2.5源解析結果,燃煤污染是第二大來源。通過綜合施策,燃煤電廠、燃煤鍋爐、民用散煤等得到根本治理。
2017年,北京PM2.5年均濃度為58微克/立方米。北京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但大氣污染防治的步伐沒有停歇。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污染防治就是其中一戰;2018年3月,我國將生態文明寫入憲法。
北京打贏了藍天保衛戰,姜南、王莉華也在污染防治攻堅的10年裏收穫了成長。
這些年,姜南的監測工作發生了巨大轉變。2013年,1.6萬多平方公里的北京只有35個監測子站。如今,在原有基礎上,又建立了上千個支撐管理的小微子站。綜合應用自動監測技術、組分監測技術、衛星遙感監測技術及地基雷達監測技術等手段的“天空地”一體化監測體系越來越完善,精細化管理“最後一公里”真正打通,延伸到了基層。
2021年至2023年,北京市PM2.5年均濃度分別為33、30、32微克/立方米。從高濃度快速降低,到低濃度穩定達標——污染防治攻堅進入新階段。
回顧2013年出臺的“大氣十條”、2018年的《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再到2023年11月的《空氣品質持續改善行動計劃》,每一份頂層文件都在最關鍵節點指明方向。
王莉華在多個業務部門鍛鍊後,對環境治理有了更深的感受。她介紹,北京正努力構建新型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協同減污降碳,企業用電、溫室氣體等正逐步被納入監測範圍,並基於大數據挖掘潛在規律和問題。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政協聯組會時,回憶起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召開時北京的藍天,“那幾天天氣很好,當時有人問,這是‘APEC藍’,能持久嗎?我回答他們,這並不是短暫的藍天,幾年後它將是永久的藍。”
在場的委員回憶起這個細節時説,總書記語氣堅定。那是“久久為功,堅定不移將改革進行到底”的必勝信心。
從山頂到海洋 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希望這條絲巾上描繪的‘水清灘凈、魚鷗翔集、人海和諧’的願景成為現實。”今年7月11日,《中國的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白皮書發佈,生態環境部副部長郭芳在當天的發佈會上一邊介紹,一邊拿出一條由3個廢棄塑膠瓶製成的絲巾。
這些廢棄塑膠瓶來自廣州南沙區的公益凈灘行動,它們的“華麗變身”是我國打造山頂到海洋的保護治理大格局的一個側影。
當珠江口和三娘灣的中華白海豚、深圳灣和潿洲島的布氏鯨成為城市的代言時,郭芳引用了一句古語來形容:“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
《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總體要求也包括“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2021年,在雲南,短鼻家族北上後又回家,得到人類一路守護的故事備受全球關注。同年10月,在昆明舉辦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開幕式上出現了這群大象的身影,一部短片記錄下它們洗澡、漫步、吃莊稼的樣子。短片裏,一名村民説:“莊稼沒有了可以再種,大象不保護就沒有了。”
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代理執行秘書大衛·庫珀看來,中國提出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主張,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達成一致的2050年“與自然和諧相處”願景是相契合的。
為達成改革的目標,近年來,我國創新實施生態保護紅線制度,有效保護超過30%的陸域國土面積;加強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為發展“明底線”“劃邊框”;建成世界上覆蓋範圍最廣、受益人口最多、投入力度最大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明確領導幹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開展自然資源離任審計……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深入推進,夯實綠水青山的制度根基。
以涉海領域改革為例,2018年機構改革,海洋環境保護的職責整合到生態環境部,設立了3個流域海域生態環境監督管理機構,打通了陸地與海洋、貫通了生態與環境,構建了陸海統籌、河海聯動的綜合治理體系。部門間合作更加有力,區域間協同更加順暢。
我國還建立了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其中,三江源國家公園是世界海拔最高、中國面積最大的國家公園。
年輕的藏族小夥兒才朗達傑見證了家鄉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的變化。那裏是三江源國家公園黃河源園區坐落的位置,曾因長期超載放牧,出現草原退化。為保護當地的自然環境,世代居住於此的牧民搬遷到幾十公里外,放下了牧鞭。
生態體驗活動給海拔超過4000米的瑪多帶來了新活力。作為當地社區“土著”,才朗達傑加入到黃河源園區特許經營項目中,熱情地向遠道而來的人們介紹著他再熟悉不過的河流和動物。他的另一個身份是這裡的生態管護員,隨手撿起地上的垃圾是數千名和他一樣的管護員的習慣。
萬里黃河,東流入海。壯闊的河海交匯地帶,有我國沿海最大的新生濕地自然植被區,是東方白鸛、黑嘴鷗的全球重要繁殖地,以國家公園的形式保護了起來。黃河口國家公園是全國首個陸海統籌型國家公園,目前各項創建任務已基本完成。
長江黃河孕育華夏兒女,保護母親河迫在眉睫。如今,長江幹流連續4年、黃河干流連續兩年全線水質保持Ⅱ類。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品質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近期開展的第三輪第二批中央生態環保督察改革創新,聚焦長江大保護,首次統籌流域督察和省域督察。
我國堅持以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動真碰硬,新修訂的環保法“長出牙齒”,生態環境法典有望成為繼民法典之後的我國第二部法典。
再看各地,山東省齊河縣地處黃河北岸,專門設立以“黃河生態”命名的環境資源審判專業法庭;福建省廈門市為無居民海島立法,為保護一段僅幾百米的自然岸線立法……
“生態好不好,鳥兒最知道。”全國人大代表、東營市濕地城市建設推進中心職工張金海告訴記者,現在的東營,珍稀的白天鵝飛進城市濕地嬉戲覓食已是常態,就連生性挑剔的東方白鸛也在城市附近“安家産子”。
廈門市觀鳥協會會員黃志泉則將觀鳥發展為自己的事業,他創辦自然教育機構,帶孩子們觀鳥、趕海、深入廈門的自然生態中。在他看來,“唯有了解才能更好地保護”。
逐綠而行 新質生産力就是綠色生産力
7月9日,《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管理暫行規定》印發,這是生態環境領域促進新質生産力“1+N”政策體系的N個文件之一。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綠色發展是高品質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産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産力。
一個對於新質生産力的共識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推動經濟發展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品質“高不高”。
新時代以來,我國以年均3%的能源消費增速支撐了年均超過6%的經濟增長,單位國內生産總值能耗下降26.8%,是全球能耗強度降低最快的國家之一。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發電裝機均穩居世界第一,碳排放強度累計下降超過35%,扭轉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的態勢。
綠色低碳轉型的藍海,呼喚青年的加入。2022年5月,教育部印發的《加強碳達峰碳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養體系建設工作方案》提出,要在儲能和氫能、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碳金融和碳交易等領域培養緊缺人才。
今年六五環境日前夕,15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建立碳足跡管理體系的實施方案》要求,大力培養産品碳足跡專業人才,完善相關職業體系;鼓勵普通高校和職業學校開設産品碳足跡相關課程等。
現在及未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國家“雙碳”目標的建設中找到青春方向。人們對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的追求,成為80後徐源鴻的新賽道。
當北京愛分類環境有限公司總裁徐源鴻放棄了寫字樓裏的光鮮職業,要把收廢品作為創業項目時,父親不能理解。二三十年前,父親靠收廢品供徐源鴻上了大學,他卻要再回到這個行當?
但徐源鴻堅定地告訴父親,這個行業今非昔比,有發展的潛力。
徐源鴻看到的背景是,國家已樹起了生態文明的大旗,社會逐漸形成的共識是,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建立健全綠色低碳迴圈發展經濟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是解決我國生態環境問題的基礎之策。那垃圾減量、資源迴圈利用就是綠色生活方式的題中之義。
他的企業從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平房發展到一棟大樓,從最初的3個人發展到近千名員工,開創北京市生活垃圾“兩桶一袋”分類模式,再迭代到“一袋式”到府回收便民服務,實現回收物的再生利用,減少碳排放。
早在2015年,時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經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專項小組成員的楊偉民就曾表示,建立健全環境治理體系核心是“共治”。環境治理需要政府、市場、個人、社會來共同參與,各自發揮不同的作用。共治,也是改革方案中的原則之一。
2017年,一群年輕人用一年時間開發出“光碟打卡”小程式,作為全球首款基於AI識別來減少食物浪費的産品,用戶可以通過分享自己的“光碟”行動兌換獎品。
在“Z世代”青年的創新中,“光碟打卡”版本不斷迭代。“光碟打卡”小程式聯合創始人程振旺告訴記者,他們正在搭建“中國智慧節糧聯盟”,陸續加大社會動員力度。通過“政府+公益+企業”多輪驅動模式,截至目前,平臺累計用戶1124.8萬,帶動節糧4645噸,預計減碳17970噸。
浙江省台州市探索形成的“藍色迴圈”海洋塑膠廢棄物治理新模式在2023年榮獲聯合國“地球衛士獎”。該模式採用區塊鏈和大數據技術,打通了海洋塑膠污染治理、資源高值回收利用和漁民共同富裕的路徑。“藍色迴圈”模式不光在全國多省推廣,在國際上也得到廣泛關注,新加坡、法國、德國、南韓、日本等都在應用。
不懈的探索,像孩子們一個個鍥而不捨的5公里,蹚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生態環境改革之路。郭芳説,這些經驗,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中國願意與各國交流互鑒,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藍色家園”,為子孫後代留下碧海藍天。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藝 劉世昕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