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新江 中華書局供圖

《滿世界尋找敦煌》 中華書局供圖

“我的學術是和旅行捆綁在一起的。”過去40年，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敦煌學家榮新江一直在“滿世界尋找敦煌”。

1984年9月，正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碩士研究生的榮新江，作為交換生前往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學習，自此開啟了他尋訪敦煌文獻的歷程。1985年，這位歷史系學子用了兩個月時間，從倫敦到巴黎，從漢堡到東西柏林，從哥本哈根到斯德哥爾摩，走訪歐洲所藏。

“尋找敦煌”的步伐一旦邁出去，就再也沒有停下。地圖擴大，時間拉長，一尋就是40年。

最近，榮新江新作《滿世界尋找敦煌》在中華書局出版，記述了他從1984年起到世界各地尋訪稀見敦煌文獻的親身經歷。一位青年學者一步一個腳印的成長足跡，連綴在一起，構成了國際敦煌學學術史研究的珍貴力量。

日前，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時，榮新江説，司馬遷既讀萬卷書又行萬里路，學者固然要在書齋裏待長時間，多讀書，“但是做敦煌學就必須走出去”。

“只要有機會都應該去尋找”

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後不久，數萬件敦煌文物文獻被英、法、俄、日等國一些“考察”“探險”者騙取、掠奪，流散海外，約5萬件分藏于10多個國家的四五十個機構及一些私人藏家手中。國寶流散海外，國人痛心疾首，乃至此後的數十年間出現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不利局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對敦煌文化的保護、整理、研究、傳播工作上升到國家層面。中國的敦煌學研究者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步一個腳印地改變著敦煌學的學科建設和研究狀況。《滿世界尋找敦煌》正是中國敦煌學者過去40餘年奮勇直追、開拓進取的一個縮影。

回憶起早年間尋訪敦煌的開端，榮新江想起了那本如今已不在身邊的“蓋滿印”的護照——“如果這個護照還在，那一定是敦煌學史的重要檔案”。他感慨，去海外尋訪敦煌，重點在於精神，大家都可以做到，“你要是沒去，就説明沒有那種精神”。

《滿世界尋找敦煌》一書源自榮新江在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系列講座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課堂上的課程。

“1985年我第一次在歐洲跑，構成前4講：英國、法國、德國和北歐。1990年到1991年，我先在日本各地把能夠進得去的收藏地都看了一遍，然後飛到英國，又去了列寧格勒（現為聖彼得堡）、巴黎。以後出國的機會更多了，我把這些集中在一個點上鋪陳開來，日本地方較多，用了兩講；英國和蘇聯及後來的俄羅斯各一講，幾次短暫的巴黎之行就併入英國一講；1996年在德國柏林講學三個月，把柏林的吐魯番文書整個翻了一遍，構成一講；然後是美國的各個小收集品。中國除了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外，比較零散，所以用兩講分別重點講我所見之敦煌和吐魯番文獻的情況。大概是把時間順序和地域分區，安排到12次講座當中。”

無論國內外，榮新江總是抓住一切機會去尋尋覓覓，勤勤懇懇地瀏覽敦煌、吐魯番、庫車、于闐各地新出文書；去博物館、圖書館等收藏地的庫房或閱覽室，搜尋有學術研究價值的寶藏。

“我們為什麼喜歡看探險的書？因為書中探險的那些地方是我們無法到達的地方，但我們可以通過他們的書來體驗。”榮新江説，那些書中所得，激勵著自己去全世界尋訪。他也希望自己的經歷能鼓舞未來學者去尋訪所有流散在世界的文獻、文物，“只要有機會都應該去尋找”。

“前網際網路時代的旅行故事”

“我們那時候是有一種責任感的。”榮新江説，他從國外背回來的書和資料，不僅用於自己研究，還供北京當時所有研究敦煌學的學者使用。

“網際網路時代之前有非常多故事。”他説。例如在英國尋訪文獻時，榮新江每天早出晚歸。“整個白天在英國圖書館抄敦煌文書，圖書館5點關門之後我去旅遊，晚飯也趕不回去。不過我在這裡認識了很多好朋友，收穫很大。晚上，幾個人睡在一個大通鋪上，都是不同地方來的留學生、進修老師，大家在一起聊天。”

榮新江提到，英國有關敦煌的收藏最為豐富，不論數量還是品質，“在我們搞敦煌的人眼裏，第一目標肯定要去英國”。他在英國尋訪的一天會這樣度過：“早晨坐地鐵，到Russell Square（羅素廣場）站，買一個麵包、一杯咖啡，趕緊吃喝了之後，就奔英國圖書館的東方部，9:30一定坐在位置上，吳芳思她們就幫我把卷子遞出來，我看完一批馬上換一批。”

而在德國，榮新江寫道，德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的善本部閱覽區，只有4-8個座位，如果不佔座這一天就白去了，中午出去吃飯回來也會失去座位。閱覽室桌上堆著原卷，不能吃東西。因此，榮新江選擇“早晨吃得飽飽的，一直撐到下午，餓得拿不動筆才出來吃飯”。

榮新江説，“前網際網路時代的旅行故事”可能今天的年輕人看著很可笑。“今天拿著手機上的地圖，可以到處跑，丟不了自己，那時候沒有手機，沒有E-mail，完全憑著勇氣拿著紙質地圖行走。今天回想起來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榮新江在滿世界尋找敦煌的過程中，“伸出很多觸角”。他的尋訪，就如偵探一般撥開迷霧，一步步靠近真相。

例如在去柏林前，榮新江在當時還在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發現王重民先生拍的柏林吐魯番文書的照片。榮新江託人把照片拿出來，到照相館沖洗了一份，然後帶著照片去柏林翻檢文獻，陸續找到照片上的一件件原文書，確定了哪些存在，哪些已經佚失。

中華書局前執行董事、山東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徐俊認為，《滿世界尋找敦煌》首先是一部個人學術史，但因為作者宏闊的學術視野和執著的學術追求，賦予本書多方面的特質：這本書既是19世紀以來西域探險史的極簡讀本，也是一本敦煌及西域文物文獻發現及傳藏史的詳解；同時，還是一本以西域出土文物文獻為主線的史學研究指南。在書中，作者詳細推演了文物文獻的流傳和研究過程，形成了19世紀世界範圍內對中亞西域地區考古探險的完整歷史。

徐俊説，對普通讀者而言，既能從《滿世界尋找敦煌》感受到歷代敦煌學學者的使命追求和勵志精神，又能在蓬勃生長的知識鏈中獲得啟發。

“奪回敦煌研究的中心”

徐俊説，從莫高窟石室洞開的那一刻起，就決定了敦煌學不是書齋的學問。“此後120餘年，幾代中國學人追尋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寶藏——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這不只是一個學科的興衰浮沉，正是百年國運蹉跎跌宕的明證。”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睿是榮新江的學生。在分享心得時，史睿説：“第一代的敦煌學者是挖寶式的，有機會遇到了一件文物，他們説這個好就要研究這個；第二代學者比較系統地做調查，做自己關心話題的系統分類整理，尤其是典籍的分類整理。榮老師這一代的學者不滿足於這樣的認知。”

史睿認為，敦煌文獻的特殊性在於提供了地方社會最原始的檔案，榮新江不滿足於只是進行分類研究，而是想要全面掌握關於這個時代的包括政治、民族，尤其是社會史方面的所有資料，因此需要走向世界。與此同時，在敦煌學研究之外，這本書也展現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代人的海外生活史與“探險史”。

榮新江看到，在一代代學者的努力下，中國重新奪回了“敦煌學研究中心”的地位。但作為一門“國際主義”的學科，敦煌學需要將國內的研究成果弘揚到海外，與國際學者交流與競爭。

榮新江認為，古籍數字化是文獻學的發展方向，目前關於敦煌文獻的資訊化檢索系統也正在加緊建設中。他指出，此前國外所做的敦煌古籍數字化項目，只放了圖，沒有文，而合格的數字化，應當能檢索到文，“這些文都在中國學者的著作中，所以中國最有希望真正實現敦煌文獻數字化”。

“這應該放在中國。”榮新江又強調了一句，“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沈傑群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