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行業近年來快速發展，年輕學生積極擁抱“網際網路”，通過直播展示才藝、推介校園文化、進行創業和公益助農等，讓人感受到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和敢試敢闖的年輕活力。可有些學生卻走偏了，在教室或寢室不分時段直播，影響他人正常學習生活；有些學生為了做直播，陷入經紀公司、培訓公司騙局，權益得不到保障。還有人打著“學生”名號進行直播，將自己包裝成學生直播引流帶貨，甚至為求流量打擦邊球直播低俗內容。

為引導規範學生直播行為，守護清朗的網路空間，法治經緯版從今天起推出系列報道，深入調查學生直播亂象，探索依法治理方式，敬請關注。

正在當主播的廣東某大學在校生劉婷（化名）打算合約到期就立馬停播，因為“做主播一年半以來，每天都在內耗，每天都精神恍惚，拼命熬，人都幹‘廢’了”。

她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讓直播間刷禮物的大哥“開心”，讓他們覺得禮物刷得值還想繼續刷。為此，她要想方設法豐富直播內容，精心設計話術、活動、主題，安排好每一個環節。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此一來，她的學業一落千丈，同學們知道她做主播後也疏遠了她。

“做直播很容易失去底線，堅守起來真的很艱難，千萬不要輕易入坑。”劉婷説。

《法治日報》記者經過多日調查發現，雖然大家都知道做好直播很難，但還是有很多人想要“跳進去”。在多個社交平臺上，經常可以刷到標題帶有“大學生”“女大學生”等字眼的直播，這些直播地點有的在景點、餐廳，有的在校園，更有甚者在寢室或教室。直播內容包括分享學習經驗、展示才藝、公益助農等，但其中也不乏性暗示、打擦邊球、曝隱私等亂象。

受訪專家指出，大學生當主播並非違法行為，但不能不分時間、地點和場合，更不能隨意拍攝他人，否則可能涉嫌侵犯他人的肖像權和隱私權。高校應承擔起對學生的引導和教育責任，為直播行為劃出清晰的邊界，引導學生在合適的場合、時間進行直播，鼓勵他們多進行正能量的內容創作；平臺也應優化演算法和人工審核機制，抵制低俗不良的內容傳播。

在教室寢室做直播

影響同學學習生活

5月15日9點，記者打開手機，很快就刷到一名定位在海南海口某高校的主播。她用非常輕的聲音和網友互動，直播背景是教室，能看到同學和正上課的老師，評論區有不少人發彈幕：“上課怎麼還能直播？”

還有一些大學生在宿舍開啟直播。記者統計發現，在某平臺一個晚上至少有上百名以寢室為背景進行直播的大學生主播。

一名定位在東北某高校的主播，直播間名稱是“女大學生掙學費”，直播內容是在寢室裏吃飯，找話題和網友聊天，並索要禮物。

“來，大家聊一聊戀愛的話題”“送個啤酒（禮物名稱），就做個下蹲”……直播過程中，有網友發彈幕質疑：“你這宿舍一看就是假的。”該主播主動拉開身後的花色布簾，證明自己沒有作假。

在學校和寢室進行直播，周圍同學對此如何看待？

“我就深受其害。”對於室友的直播行為，正在為考研做努力的浙江某高校大三學生艾雯雯（化名）非常惱怒。

“一開始還好，但為了留住粉絲，室友逐漸增加直播時長，直播時間也從之前的固定時間變為隨時開播，可能是一大早，也可能是半夜，宿舍裏很難再有安靜的時間。”艾雯雯説。

最令艾雯雯生氣的一次，是她有天想要在宿舍裏多睡一會兒，跟室友説明情況後，她還堅持直播，一大早艾雯雯就被超大聲的動感音樂吵醒。

“即使這些都可以忍受，那我們的隱私，怎麼辦？”談到這個問題，艾雯雯説自己已經“憤怒到了極點”。在宿舍有限的空間裏直播，所有聲音都會被播出去，儘管她們已經注意不在直播時説人名和討論學校的事情，但偶爾還是會被鏡頭掃到。

“直播間觀眾會不停地提及‘你的室友怎麼樣哦’之類的話，讓我覺得自己被冒犯了，也沒有安全感。最後我申請換了一間宿舍。”艾雯雯説。

在某社交平臺搜索“室友在宿舍直播”，記者發現有多篇筆記對大學生寢室直播吐槽：“每天晚上吵死了，我也和她們説過希望她們聲音小一點，人家每次都不耐煩地答應一下，然後繼續吵”“我覺得在寢室直播就是不合適啊，但是想不到什麼嚴肅有效的理由讓她不直播，求大家幫忙出謀劃策一下”……

直播時長要求不低

難以跳出流量陷阱

不分時間、不分場合的直播，在不少學生主播眼中卻是“不得已而為之”。

朱曉（化名）是一名大二在讀學生，去年3月加入直播行業，她只堅持了1個多月。

公會經紀人和朱曉約定“一天播4小時，一個月100小時”的最少直播時長。起初朱曉以為，每天利用零碎時間偶爾播一下，肯定能湊滿時長，但直到開播之後朱曉才發現，經紀人的意思是必須每天都上播且連續播滿4小時。

“他們説這樣直播間流量才高，才能賺到錢。”朱曉説，自己的課程安排相對緊湊，只有一天的課程結束後才有完整時間進行直播，“基本每天都要播到晚上十一二點，第二天還得早起上課，特別疲憊”。

即使沒有時間限制，也有更難以跳出的流量“陷阱”。

2023年9月，因一段爵士舞才藝，讓在內蒙古讀大學的孫涵（化名）在網路上收穫了大量關注。在眾多伸來橄欖枝的MCN機構（專門為網路視頻創作者提供服務的機構）中，孫涵選擇了一家不要求固定時間上播，並承諾助其尋找直播定位，營造直播氛圍的機構，不過需要抽取孫涵直播收入中的10%。

直播的前兩個月，平臺的流量非常可觀，粉絲數量漲到4000多人。最好的一次，直播間同時線上人數超過了3000人，3個小時的直播，孫涵拿到了400多元的打賞。

但很快直播進入“平臺期”，平臺不再給流量扶持。為了留住觀眾、轉化粉絲，提升互動頻率、增加直播間熱度成為孫涵每日的必修課。

直播間內，要調整好自己的狀態，想方設法留住進入直播間的觀眾，快速準確地擊中觀眾的情緒，還要學會接住各種梗；

直播間外，要琢磨自己的話術、粧容、直播場景等，每一個細節出現紕漏，都可能失去觀眾。

“真的很累，很難堅持下去。”孫涵説。

她的運營指導李飛提供了一些建議——將宿舍燈光調暗，佈置出朦朧隱約的氛圍感，穿著低胸衣服和短裙，在深夜和淩晨直播。

“説白了就是要我秀身材，收到不同的禮物要設計對應的動作。一個啤酒（虛擬禮物）就是深蹲一次等。”孫涵説，李飛還會實時關注她的直播，指導她相關話術，比如“我也想騎上我心愛的保時捷（虛擬禮物）去兜個風”“想看看真的保時捷長啥樣！要是大哥開著保時捷和我一起去就更好了”……

為了流量和打賞，孫涵一一照做，“有時還會有擦邊動作，但我當時分辨能力低，就聽信了”。

雖然直播間數據有了起色，但孫涵沒有因此松一口氣。直播間的粉絲變多了，評論區各種留言也都來了，甚至有人直接發來騷擾資訊問她“約不約”。

孫涵不想再忍受私信騷擾和評論區的黃色玩笑，思索再三，拒絕了李飛讓她線下約“榜一大哥”（打賞最多、處於榜首的觀眾的代稱）的提議。“網際網路是有記憶的，主播打造的人設很難改變，索性我就不頻繁直播了。”現在孫涵保持著大約兩周直播一場的頻率，準備合同到期就解約。

耗費精力遭遇網暴

學生當主播風險多

在經歷了兩次網暴後，在北京讀研究生的周木子（化名）決定走出直播這座“圍城”。

2023年年初，一條關於自己情感經歷的視頻在各大社交平臺爆火，周木子因此變成了一名擁有3萬粉絲的網紅。借助這一波流量，周木子開啟了自己的直播生涯。她將自己打造成陽光開朗的大學生角色，借助原有的粉絲基數，很快收穫了一大批新粉絲。

令她沒想到的是，一次跨平臺的網暴毫無預兆地襲來。周木子的視頻被人惡意剪輯後搬運到其他平臺，儘管她本人和朋友不斷在評論區正名，但還是有越來越多的陌生人給周木子發私信、短信甚至打電話，內容大多是指責，甚至辱罵。

周木子選擇沉默不作回答，“沒辦法，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做回應，否則那些人會繼續抓住細節大做文章”。後來，輿論慢慢平息下來。

可很快，第二次網暴又來了。起因是身邊的同學在網路上散播她的謠言。

“我逐漸意識到，網路帶來的名氣可能成為生活中的絆腳石，我就像在放大鏡下生活，現實裏的瑣碎細節都會被無限放大，一點小問題就會被放在網路上任人指摘。”周木子説，儘管她已經避免為了流量在直播間撒嬌、跳舞等，但在班級評選一些榮譽獎項的時候，還是有同學向學校“打小報告惡意中傷她”。雖然誤會最後解除，但她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本該屬於她的榮譽。

“我決定減少直播的頻率。直播雖然帶來了一些收益，但我為之付出的代價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周木子説。

對此，曾是某知名娛樂公司的星探張新（化名）表示“很正常”。他曾招聘了100多名娛樂主播，其中90%都是大學生。

“一年半的時間過去，就只剩10%的人還在直播。現在的主播更新迭代很快，特別是大學生主播，大多數人其實做不了太久。”張新説。

5月14日，記者隨機統計了某平臺當晚直播的50多名大學生的關注度，基本沒有過千，其中有一半大學生主播的關注量只有兩位數。

在張新看來，成為一名優秀的主播並不容易，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每天定時定量的直播可能並不適合有課業壓力的大學生。

據張新總結，各大平臺的推流規則大同小異，但是如果想要獲得推流，有一項基礎規則：一個月至少開播15天；如果想要獲得持續穩定的推流，每個月至少要開播20天，每次開播不得低於2個小時，最好大於2個小時。“這些只是基礎要求，想要流量更好還得再加場次和時長，一般人根本熬不住。”

引導創作積極內容

加強審核優化演算法

在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産業管理學院法律系主任鄭寧看來，大學生當主播並非違法行為。根據規定，直播需要實名認證，主播必須年滿18周歲；16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在提供網路直播發佈者賬號註冊服務時，需對其身份資訊進行身份驗證，並徵得其父母或其他監護人的同意。也就是説，只要年齡符合要求，當主播並沒有什麼問題，現在很多學校也將運營短視頻賬號當作實訓。

“但是，大學生直播不能不分時間、地點和場合，更不能隨意拍攝他人，否則可能涉嫌侵犯他人的肖像權和隱私權。學校對於宿舍有行政管理權，在宿舍裏，對於居住的學生來説，屬於私密空間，應受隱私權保護，直播不應影響他人休息和獲得安寧的權利。”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馬麗紅説。

鄭寧提出，大部分博主以當下熱點來吸引流量，卻沒有認真界定傳播的內容是否符合當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良莠不齊的直播類型間接導致一些大學生正確價值觀傳播意識的匱乏。

“這個資訊碎片化的時代，容易造成觀看者資訊獲取也碎片化，導致在觀看直播時無法準確獲取主播傳達的價值觀點，再加上有些人惡意傳播不良價值觀，對一些價值觀還未完全成熟的大學生而言，他們容易為了流量，盲目跟從甚至做出擦邊違規動作。”鄭寧説。

那麼，針對大學生直播目前出現的一些亂象，該如何進行治理？

馬麗紅建議，高校應承擔起對學生的引導和教育責任，通過各種形式宣講法律規定，並對直播的時間、地點和方式作出指導性規範，通過制定合理的社區規則，為直播行為劃出清晰的邊界，同時引導學生在合適的場合、時間進行直播，多進行正能量的內容創作，提升學生運用新媒體的能力，這也有益於正向價值觀的傳播。

“近兩年來，隨著各項關於網路建設的政策發佈，各個網路平臺對平臺審核機制進行了優化。對於多樣的板塊類別，平臺應當加強演算法審核機制，也應當繼續優化人工審核機制，堅決抵制低俗不良的內容傳播。對於大學生直播行為，平臺應當給予相應的流量扶持，引導大學生傳播積極正能量的話題內容，優化優質內容的審核。”鄭寧説，監管體系只有在人力、技術與制度等方面得到進一步完善，才能有效地約束和避免在網路直播中出現低俗現象。

作為業內人士，張新也提醒，直播要有産出內容的能力，而産出內容需要時間、創意和拍攝技能，需要多次拍攝，很多時候公司的作用就是搭把手，創作還是以主播為中心。成為一名大主播需要長時間的作品和産出及粉絲維護，想要一蹴而就幾乎是不可能的。

“最開始直播可能斷斷續續有人進出，但平均下來每個時段也就一兩個人，這其實很正常。從開播到吸引粉絲，中間會有很長一段時間的蟄伏，而大多數學生有課業壓力，很難堅持。”張新坦言，所以學生還是應該以學業為主，直播行業並不像想像中那樣的光鮮亮麗，大學生對待直播還需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