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憲衣冠——桐鄉濮院楊家橋明代墓葬出土紡織品修復成果展”現場

王淑娟

南宋紫褐色羅印金彩繪花邊單衣

楊汝林

從頂戴的烏紗帽，到四合如意雲紋緞獬豸補圓領袍；從素緞貼裏，到纏枝西番蓮花緞棉被……在中國絲綢博物館，12件出土于桐鄉濮院楊家橋明代墓葬的紡織品文物，掀起“大明風華”的神秘一角。

近日，由省文化廣電和旅遊廳、省文物局主辦，中國絲綢博物館承辦，桐鄉市博物館協辦的“風憲衣冠——桐鄉濮院楊家橋明代墓葬出土紡織品修復成果展”正在國絲館持續展出。

系列展品背後離不開一個團隊的付出。讓糟朽的碎片化為可展出的華美衣裳——經緯交錯中，國絲館紡織品文物修復團隊正通過彌合更多歷史的縫隙，還原最細膩完整的“獨家記憶”。

過去十年間，這支隊伍已讓五六百件塵封已久的絲織品文物重現光芒。

為了一件袍子，兩個人修復了一年

桐鄉濮院楊家橋明代墓葬的主人是當地官員楊青，官至河南按察使僉事，正五品官銜。

墓葬被發現時，棺內有積水，屍骨雖已基本腐爛，但由於棺槨封閉性好，墓主人身上的衣物保存較好。其由白棉布包裹，共有9個活結，最上面覆蓋一層絲綢棉被，呈現出下葬時的原樣。

細細觀察此次展覽中展出的烏紗帽便會發現，經歷文物修復師的一番“妙手回春”，這頂烏紗帽上方仍留有三四團灰白色“斑駁”，顯得頗有些扎眼。

“墓葬出土時，隨葬的紡織品多已殘破、褪色。”中國絲綢博物館技術部主任、研究館員王淑娟説，不少結晶鹽嵌在織物纖維縫隙裏，很難完全處理乾淨。

像烏紗帽上的“斑駁”便是幾塊頑固的結晶鹽，如果強行去除，必然會損傷文物本身。因而，在判定對文物不會産生進一步傷害的情況下，這些“斑駁”最終只能留了下來。

12件文物，除前期檢測、制訂方案外，光團隊成員動手修復，前後就花費了2年多時間。

楊青墓最重要的出土文物是楊青所穿的“四合如意雲紋緞獬豸補圓領袍”，這是明代典型的風憲官員常服款式。風憲官指監察執行法紀的官吏。

“兩個人用了一年時間，分別修復袍子的裏子和面子，再拼合起來，才有了如今我們看到的袍子樣貌。”王淑娟説。

袍子出土時，寬闊的側擺已有部分腐爛，呈現散亂的狀態。而明朝不同時期，袍子的側擺並不相同。如何在盡可能還原側擺原貌的基礎上完成修復工作，成為擺在修復團隊面前的一道考題。

除了依據文物殘留部分的形態，同時期相關文獻的記載也成為確定墓主人袍子側擺結構的一大依據。“正是較真于厚度、顏色，用的染料、金屬線、紗線，以及織物的形制尺寸等紡織品文物的一眾細節，我們才最終復原出文物的真實面貌。”王淑娟説。

每件珍貴文物，會量身定制“手術方案”

桌上是一件已經歷初步平整的素色衣物，在細細理清織物的經緯線後，一塊塊磁鐵縱橫相接，在織物上分隔出一段段更為平整的細節，為接下來的針線修復做好準備。

記者在國絲館文物修復區見到這一幕，正是紡織品文物修復中的局部分塊平整環節。

相比紙張等文物，絲綢等紡織品文物往往有著更嬌貴的質地。因此在文物修復師眼中，每件亟待修復的文物都有著量身定制的“手術方案”。

“遇到殘缺的問題，我們一般採取背襯法，即根據織物本來的厚度，尋找與其組織結構接近的現代織物襯在下面，通過針線將兩者縫合起來，從而起到支撐作用。”中國絲綢博物館副研究館員楊汝林説，而當遇到嚴重缺損情況或織物極為脆弱時，修復時除了加上背襯，還會在織物上覆一層縐絲紗。

縐絲紗是一種非常薄而透明的絲織物，其原料為桑蠶絲。覆于表面的縐絲紗給予文物全面的保護，其通透的質地又不會影響文物的外觀。

中國絲綢博物館收藏著眾多絲綢文物，但要論珍貴精美，當數那件距今800年的南宋紫褐色羅印金彩繪花邊單衣，它出土于福州南宋皇室貴族命婦黃昇墓葬。

該衣服的主人年僅17歲，服飾體量不大，但通體輕薄通透、靈動飄逸，唯一的裝飾就在於衣襟處的印金彩繪花邊，整體流露出一種低調的奢華。

出土時，衣服由於是折疊狀，折痕處的纖維均已斷裂。且由於年代久遠，衣物已極為脆弱。“平整衣物時，我們都不能快速走動，在手與衣物接觸時，也要輕柔再輕柔。”楊汝林説。

在絲蛋白加固及縐絲紗針線縫合加固相結合的修復方式下，這件曾病入膏肓的衣服，也因此有了與世人重新見面的機會。

常常忙活一整天，僅有巴掌大的進展

19年前，剛從浙江理工大學研究生畢業的王淑娟開始進入文物修復領域。一晃多年，王淑娟也成了老師傅。

如今，這個共有20多人的國絲館紡織品文物修復團隊，“70後”“80後”已擔當主力，還有部分“90後”加入。最終上手完成針線活的修復師，清一色都是女性。

多年來，國絲館技術部先後與近90家文博機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服務敦煌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甘肅省博物館等單位，共計130多個文物保護修復項目。

在靜謐的時光裏，俯身埋首，常常一整天忙活下來，僅有巴掌大的進展。天長日久，考驗的是文物修復師們的細緻，更是定力。

“當我們用心去傾聽這些文物的故事，精心去修復這些歷史的痕跡，能感受到文物中涌動的蓬勃生命力，我們也成為了歷史最忠實的守護者。”王淑娟説。

這種感覺，或許正如一部紀錄片裏説的那樣，“仿佛時間不存在，或者更換了度量方式，不再以分、小時、周、月、年作分割，而獲得了新的更遼闊的坐標，以千年起計。在此坐標中，個人變得渺小，但以另一種方式接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