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這是農村基層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肯定是正確的。”

2005年6月17日，在武義縣後陳村村委會二樓的會議室裏，當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説出這番話的時候，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小村子裏誕生的村務監督委員會，會成為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基層探索實踐中的一束星星之火。

在習近平同志的關心和推動下，這項被他親自總結提煉為“後陳經驗”的制度，走出金華、走遍浙江、走向全國。

今年，是全國首個村務監督委員會成立20週年。“後陳經驗”已然成為我國基層民主建設的鮮活樣本、實踐品牌。

在這樣的節點，我們再訪後陳。在親歷者的回憶中、在小村莊的變化中，感悟“後陳經驗”的時代價值。

村務監督委員會發源地武義後陳村。共用聯盟·武義 葉南飛 攝

倒逼出來的“先行”

基層治，則天下安。基層治理既是國家治理的微觀基礎，也是社會矛盾的化解源頭。

2月的武義縣城，乍暖還寒。毗鄰高速公路武義出口的後陳村，時常一派繁忙景象，不時有外地牌照的大巴車徑直開到村委會辦公樓門口。辦公樓兩側，一個在建的研學中心、一片綠油油的共用田園，讓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者停下腳步。

“歡迎來到村務監督委員會發源地、全國民主法治示範村，後陳。”每次，當後陳村第一書記吳興勇這樣向參觀者介紹後陳時，總忍不住跟上一句話：“別看現在村莊發展得這麼好，以前的後陳，和現在比，一個地、一個天。”

俯瞰後陳村。共用聯盟·武義 葉南飛 攝

以前的後陳，最出名的，是陳情。

事情得從2003年説起。後陳村所在的白洋街道，因為靠近新建的工業園區，不少村莊拿到了上千萬元的土地徵用款。村務不公開，財務管理混亂，幹群關係緊張，涉及村幹部貪腐的問題很多。

這些有問題的村子裏，又屬後陳問題最大。2000多萬元的土地徵用款，怎麼花的、花在哪，對此毫不知情的村民把舉報村幹部貪腐、要求公開集體款使用去向的訴求寫在一張紙上，準備送到縣裏，全村900多人，有500多人摁下了紅手印。村民多次陳情，先後兩任村支書受到黨紀處理。

這讓時任武義縣委書記金中梁陷入沉思：“當選前是‘好人’，幹出點成績是‘能人’，成績大了成‘狂人’，出了事情最後成‘罪人’，問題到底出在哪？”看著不斷來縣裏陳情的村民，時任武義縣委副書記、紀委書記駱瑞生也是眉頭緊鎖：“光靠紀委抓幾個人肯定不行，得從根子上解決問題。”

在一時還找不到“根子”的情況下，當務之急，得先把隊伍穩定下來。

2003年11月，土生土長的後陳村人、當時的街道工辦副主任胡文法被選派去村裏擔任村支書。他到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訪村民，得知大家對村幹部意見最大的就是村務管理混亂，不公開、不透明，熟悉企業的他突然萌發一個想法：企業有董事會，還有監事會，村裏能不能參照監事會的做法，找既熱心正派又懂財務的村民，組建一個財務村務監督小組，審查村裏的財務賬目，並每月公開。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公開是最有效的監督。

這個做法，受到村民歡迎，也很快引起縣裏的重視，武義縣委于2004年4月，在後陳村推出“完善村務公開、民主管理”試點。

在駐村調研過程中，試點工作指導組很快發現，後陳的財務村務監督小組存在局限：下級監督上級，監督力度仍不夠。用了兩個月的時間，指導組提出了成立獨立於村黨支部、村委會的村務監督委員會的想法，並草擬了村務管理和村務監督兩個制度的討論稿。

被陳情逼出來的“一機構、兩制度”，成為“後陳經驗”的雛形。

儘管如此，對村務監督委員會能持續發揮多大的作用，很多人是忐忑的。

甚至，連“一機構、兩制度”在第一次提交縣委常委會討論時，還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試點兩個月後，村務監督委員會掛牌之時，這塊牌子都比村黨支部、村委會的牌子少七個字：武義縣白洋街道。

2004年6月18日，後陳村村務監督委員會掛牌。武義縣委組織部 供圖

行不行，幹了才知道。

2004年6月18日上午10時左右，後陳村村委會二樓辦公室擠滿了人。在縣紀委和街道幹部的指導下，後陳村黨支部32名黨員、17位村民代表，將已經打好勾的選票投入票箱。他們要從村民代表中，票選出4位候選人，並最終由村民代表選出3位村監委會成員。

經歷兩輪選舉投票，選出了3名監委會成員。每一輪得票最高的都是張舍南，他也因此成為後陳村第一任監委會主任。

作為曾長年在外奔波的生意人，張舍南因為肚子裏有點“墨水”，經常“寫狀子”，所以得到不少村民的信任。大家看中的，就是他愛挑刺的性格和比較強的責任心，希望通過他的“較真”，制衡一下村幹部在握的“大權”。

如何通過約束幹部的權力，真正落實人民當家作主，正是彼時中國64萬個建制村在基層民主實踐中遇到的問題。

浙江其他地方也有通過建立村級財務監督小組對村幹部權力進行制約的，但沒有哪像後陳這樣“超脫”、徹底——後陳的監委會由村民代表大會産生，成員不能與村幹部有任何親屬關係；監委會有權列席村兩委所有關於村務決策和管理的會議，有權對村兩委不按村務制度作出的決定或決策提出廢止，甚至可以通過提請村民代表大會，啟動村幹部的罷免程式。

村監委會成立之後的表現，也確實讓村民眼前一亮。

村裏打算拆除一片舊房，投資1000萬元，建設3萬平方米的標準廠房用來出租。面對這個大工程，張舍南和其他兩位村監委會委員一下子忙碌了起來，從買材料到工程預算驗收，再到施工品質進度情況，全程參與監督。

曾在白洋街道開建材店的龔鳴記得，別村的人到店裏來買東西大多是一個人，那段時間，後陳村每次一來好幾個，有一天，他實在忍不住問：“你們後陳真是怪，買袋水泥，還要4個人來？”

採購的時候，村民代表、黨員代表、村兩委成員、村監委會成員各一人，缺一不可。

隨行的監委會成員説，剛開始幹，必須嚴。

小到買一瓶墨水，大到工程招標，村裏的所有賬目，村監委會都要審核簽字，每月一次在村民代表大會上“唱賬”並張榜公佈，接受村民監督。張舍南覺得，這個主任，幹得帶勁。

符合基層民主管理的大方向

平時，後陳村村兩委開會討論村莊“大事小情”，村務監督委員會相關成員一般都會列席。共用聯盟·武義 葉南飛 攝

隨著制度的推行，效果也逐漸顯現出來。最直觀的變化：信訪量下來了。

2004年至2005年，後陳村保持著村幹部零違紀、村民零陳情、工程項目零投訴、不合規支出零入賬。

武義縣反映村幹部問題的信訪件，也從2003年的305件，降到2004年的125件和2005年的89件。

這迅速引發各級媒體關注，一茬接一茬的記者涌進這個小村莊，村莊由亂轉治的故事廣為流傳。

當時，習近平同志也關注著小村的這場探索。為了更清楚地了解情況，他專門派了調研組去武義明察暗訪。

調研組組長是時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沈雪生。“為什麼這麼一個村裏的做法，能引起省委一把手的重視？”接到任務當天，沈雪生就感覺這次調研分量很重、意義很大。

2005年3月底，調研組趕赴武義。為確保調研有實效，能聽到真話，調研組沒有和金華、武義打招呼，而是以“省社科院開展調查研究”的名義，一行11人分成4個組，分赴4個鎮13個村開展調研，並通過暗訪+明談、走訪+座談、個訪+群聊的方式，重點了解運作效果和群眾反響。

最終呈上習近平同志案頭的調研報告，寫明瞭所見所聞的情況，提出了所思所感的建議：武義在部分村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的做法，應予以鼓勵。

兩個多月後，小村莊迎來了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的調研。他在調研時説：“後陳的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我一直關注著。”

那天，習近平同志光在村務公開欄就仔細看了20多分鐘，在座談會上，他一錘定音：“總的來講這項工作是積極的、有意義的，符合基層民主管理的大方向，符合當前村務改革的要求。”

這讓大家對這項探索吃下了定心丸。

在這次調研中，人們也知道了後陳村問題的“根子”所在。習近平同志説：“現在有一定條件的，掌握一定財力、資源的村子，在資金、資源分配上，權力是掌握在村‘兩委’手中的。不受監督的權力，肯定會趨向腐敗，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

時隔多年，駱瑞生依然對這番話記憶深刻。“制度的問題”，讓人醍醐灌頂。他説，如果沒有習近平同志在後陳村調研時的拍板定調，我們就不敢這麼大膽地去推後陳村務監督制度，“後陳經驗”也就不會有後來那麼大的影響力。

調研時，習近平同志還對後陳村幹部群眾鼓勁説，希望你們進一步深化和完善這一做法，為全省提供有益的經驗。

如何深化和完善？

習近平同志在座談會上講話時説，黨支部是領導核心，村委會是村務決策的執行管理機構，監委會是監督機構，村民代表會議是村裏的決策機構，這是一個組織體系。

答案還寫在了2005年4月19日頒布的《浙江省村級組織工作規則（試行）》上。這份文件提出，要全面推進以黨組織為核心的村級組織建設，建立健全村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運作機制，設立村務公開監督小組等。這是全國第一個省級正式出臺的規範性村級組織工作條例。

回顧起這些，沈雪生更加明白了，習近平同志當時這麼關心“這麼一個村裏的做法”，在發現和支援基層首創的背後，是對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高度重視。而且，當時就已經對這方面有著非常系統的思考和通盤的謀劃。

從一村到一國

在習近平同志的關心和多次重要指示推動下，生根于武義城郊小村的“後陳經驗”推廣至全省，並走出浙江，在全國遍地開花。

2006年4月，在習近平同志的主持下，浙江省委作出建設“法治浙江”的重大戰略部署，提出要“認真總結和推廣我省各地在健全基層自治組織和民主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經驗和做法”，強調“保證人民群眾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開啟了法治中國建設在省域層面的實踐探索。

2009年，金華4813個行政村實現村務監督委員會全覆蓋；同年，浙江全省3萬個行政村村務監督委員會全部掛牌。

與此同時，“後陳經驗”也在不斷升級迭代。

為了更好規範村監委會主任的工作，村務監督制度在2008年和2012年先後進行修訂，對村監委會成員明確八項承諾，並暢通向上級申訴通道等，解決唱對臺戲、同流合污、“不願管”“不敢管”等問題。2019年，浙江還出臺了省級地方標準《村務監督工作規範》。

20年來，陸續有村監委會主任因為違紀違法、監督不力等原因被村民代表大會罷免。

監委會也因地制宜，呈現出不同的形式和功能。

近年來，後陳村創新“村務監督委員會+社會工作人才”協商機制，打造“鄰舍家”村級民主協商議事平臺。圖為後陳村“鄰舍家”協商議事會討論舊村改造事宜。武義縣委組織部 供圖

有時，監委會是民主協商的“中間人”。武義基於村監委會，在全縣258個村鋪開“鄰舍家”議事會機制，議事地點通常選在村裏的大會堂。週末的夜晚，大家搬著板凳坐在一起，像聊家常一樣討論村裏的大事，不少“牙齒碰舌頭”的事情，在歡聲笑語間輕鬆化解。

有時，監委會是民主管理的“鋪路石”。在武義縣熟溪街道，“大媽觀察團”的名頭無人不知。200來位愛管“閒事”、明實情、做實事的大媽帶著小區居民自治自理、自管自查，逐漸形成了“網路謠言必止、家庭暴力必管、人員底數必清、獨居老人必訪、鄰里矛盾必到、突發事件必報”的工作機制。

制度的不斷完善、監督者能力的不斷提升，讓村民通過村務監督委員會，對村子裏的大小事，有了更多的知情權、決策權、參與權、監督權。

在後陳，以“村官村民選、村策村民定、村務村民理、村事村民管”構建起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同步推進的基層民主運作體系。

20年前那束在村務管理混亂反思中碰撞出來的火花，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發閃耀出時代的光芒。

這些年來，從城市社區、中小學校到公立醫院、國有企業，“後陳經驗”在基層治理的各個神經末梢開花結果。

圖為武義縣首個小區事務監督委員會産生。武義縣委組織部 供圖

職稱評定，這種在不少醫療單位擠破腦袋的事，在武義縣婦幼保健院卻從來都是風平浪靜。

“秘訣就是院務全公開。”武義縣婦幼保健院黨總支書記金雅虹説，大到醫院重大決策，小到員工的電話費補貼，職工都可以在院務公開欄找到想要的資訊，“最關心、最敏感的問題放到了陽光下，也就最大程度減少了爭議。職工有任何意見，就找監委會成員反饋，大家商量著找出一個解決辦法。”

實踐證明，保持民主參與渠道多樣、暢通、有序，矛盾就能自己找到出口。

2010年，村務監督委員會這一制度創新被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之後，全國60余萬個村莊紛紛建立監委會；2019年，又被寫進《中國共産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

“治村之計”，成了“治國之策”。

在2023年的全國兩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迎來第二次修改，“堅持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寫入其中，又一次彰顯我國以法律和制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真正實現民事民提、民事民議、民事民決、民事民辦。

新時代的傳承密碼

“後陳經驗”走向全國之後，有個問題一直在引發很多人思考。新時代，“後陳經驗”如何與時俱進、傳承發展？

“各地‘碼上’監督、紀檢監察和村監委會協同監督等新監督方式、新工作經驗層出不窮，作為發源地，我們該怎麼創新？”吳興勇時常感到焦慮。

武義的幹部也在思考：當村幹部的違紀違法行為變少了，百姓的期待更高了，如何讓監委會更好地發揮作用？

在後陳村調研時，習近平同志用了推進“全過程監督”這一當時全新的提法，為後陳民主監督制度指明發展方向。

這種包含事前、事中、事後的全過程監督，使各種矛盾有了內部化解的機制。

武義縣委書記帥朝暉説，循著“全過程監督”這個密碼，武義在深化和拓展“後陳經驗”的過程中，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讓村監委會主任的能力，跟得上新時代的需要和要求。尤其是“怎麼更好融入村裏的日常工作，通過監督凝聚發展合力，真正推動村裏的發展”。

縣裏給這種能力定了四個標準：

是不是真監督。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一肩挑”之後，怎麼開展監督？

是不是敢監督。有沒有當老好人，與村委“同流合污”？

是不是會監督。怎麼提升專業性和發現問題的能力？

是不是善監督。效果好不好，有沒有推動村莊發展？

新要求下，村監委會主任們更忙了。

2月27日，後陳村村務監督委員會主任胡欣偉（中）向村民收集相關意見建議。潮新聞記者 錢關鍵 攝

2023年5月17日，早上6時不到，就有人來敲後陳村監委會主任胡欣偉的家門。

從3樓窗戶探出頭一看，是平時不大愛説話的71歲村民陳聯江，推著自行車站在樓下。

“是老伯啊，這麼早，什麼事啊？”

“聽説家裏種了油菜的農戶，上面有補貼發？”

胡欣偉下樓給大伯開了門：“具體我還不了解情況，我馬上問一下村裏哪個幹部在管這事。”

這下輪到老伯吃驚了：“你是監督他們的，怎麼可能不知道？”

事情很快弄清楚了。村裏是根據街道要求收集農戶種油菜的資訊，並沒有補貼。但村幹部是通過微信群通知村民的，陳聯江的手機沒有安裝微信，從鄰居嘴裏聽説這事後，便迫不及待地來找胡欣偉問個究竟。

在後陳，村民知道，任何問題都可以找監委會主任，自己選出來的監委會成員會時刻盯著村幹部，讓他們“不敢亂來”。

村裏開會商議接下來的重點工程。村支書開話題：“一到節假日村道就被堵得水泄不通，是不是可以在人民公園劃出幾個停車位？”監委會把群眾的意見帶上來：“在這裡改建停車位得挖掉好幾棵樹，之前徵求了不少群眾的意見，是不是能另找地方建個大點的停車場？”

這樣的會，胡欣偉三天兩頭要參加。

為了確保村集體投資的“飛騰項目”新廠房在春節前結頂，不僅有一名村監委會委員“駐場”監督，胡欣偉也要每週跑工地三四趟，查閱工人進出工地打卡記錄，翻看建材購買記錄。“工期要是拖一個月，廠房租金得少收幾十萬元！”胡欣偉説。

這樣的現場，得三天兩頭跑去看。

“胡欣偉”們越忙，村民就越踏實。

在後陳，村級民主監督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轉化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村務監督，成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2021年1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會上所強調的那樣：“要充分發揮監督在基層治理中的作用，推動監督落地，讓群眾參與到監督中來。”

基層穩，則國家穩；基層強，則國家強。

多位關注研究“後陳經驗”的專家表示，進入新時代，“後陳經驗”需要聚焦“全過程監督”這一本質內核，繼續在明確監督機構定位、完備監督鏈條、強化監督力度上不斷創新探索，實現以民主促發展、以民主促民生，為鄉村振興、共同富裕注入更多基層民主活力。

目前，金華市人大常委會把《金華市“後陳經驗”傳承發展條例》列入了2024年立法調研論證項目。

全國人大代表、金華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玲玲還計劃將推廣新時代“後陳經驗”的建議帶到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浙江實踐證明，‘後陳經驗’為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可借鑒的路徑和方法，建議將‘後陳經驗’運用到基層治理的全領域、全過程，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