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韻兵心

■茍文彬

　　年輕時的張永枚。

抗美援朝戰場上，他筆蘸滾滾硝煙，創作了《我的丈夫是英雄》《機槍手》等大量戰地歌詞、詩作。   他“騎馬挎槍走天下”，寫下盪氣迴腸的長詩《西沙之戰》和深情雋永的《雪白的哈達》。   他就是《人民軍隊忠於黨》的詞作者——張永枚。   張永枚近照。穆紀武 攝

木棉花盡鳳凰飛，美荔桂圓鬧枝頭。時過穀雨，嶺南花城換上了火紅的夏裝。

走過陽光熱烈的廣州街頭，我來到張永枚的住處。裏層木門早已敞開，透過防盜門，我看到一個挺拔的身影站在客廳中央。進屋後，張永枚熱情地張開雙臂歡迎我，手雖乾枯，但握手的力道很大，令我不敢相信這是一位年屆91歲的老人。

張永枚滿頭銀發，臉頰上爬滿了皺紋，但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閃爍著睿智的光芒。一身灰白的西服套裝，加上一雙擦得锃亮的皮鞋，顯示出他對這次採訪的重視。落座前，我瞥見墻上懸挂著一幅油畫，枝繁葉茂的巨樹佔了大部分畫面，樹下有一匹馬、一條路……

當不了戰鬥員，做文藝兵也一樣出彩

1949年12月，在四川省立萬縣師範學校讀書的張永枚，正跟一群年輕人在西山公園體育場打籃球。球場邊，有位解放軍軍官在觀戰，有人投球中籃，他叫聲“好”；休息時，他就走到大家中間擺“龍門陣”。

“後來才知道他是一位軍首長，正在組建第42軍軍政幹校，要招收4000名知識青年。我一下子動心了。”於是，未滿18歲的張永枚離開巴山蜀水，北上黑龍江省，一邊學習，一邊開荒生産。“在軍政幹校的學習經歷，對我以後的文學創作方向和工作作風，都産生了重大影響。”

1951年初，張永枚從軍政幹校提前畢業，奔赴抗美援朝戰場。臨行前，他在志願一欄填寫了“參謀和醫生”。

“但未如願，我被分到了第42軍文工團，搞創作。”張永枚輕聲道。

我説：“如今看來，組織上這樣的工作安排，倒成就了一位文藝家。”

張永枚大手一揮，説：“什麼文藝家，我永遠都是一個文藝兵。”

1932年11月8日生於四川省萬縣（今重慶萬州）的張永枚，家裏世代行醫。祖父是中國第一代留學日本的西醫，是萬縣紅十字會醫院院長，在日本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出生在民主進步家庭的張永枚，從小喜歡讀書，漸漸地對文學産生了濃厚興趣。13歲時，他在《萬州日報·學燈》發表了描寫鄉紳壓迫窮人的短篇小説《重壓》。也許，正是基於這樣的底子，組織上沒讓張永枚拿“槍桿子”，讓他操起了“筆桿子”。

“其實能上戰場已經很開心了。”張永枚説。原來，部隊開赴戰場的前一天，張永枚發燒了，指導員讓他留下來看病，他反覆爭取才得到上前線的機會。

上了戰場，政治部給每人發了一本《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大家一邊做戰勤工作，比如照看傷病員，抬擔架，送炮彈；一邊搞創作，上火線慰問演出。

張永枚至今仍記得第一次遭遇空襲時的情景。那天，他正跟幾名戰友在茅屋裏大談《紅樓夢》。突然，門倒了，爆炸聲緊接著襲來。張永枚很緊張，起身衝出門外，往山丘上跑。敵機飛得很低，氣流把屋頂都刮飛了。“奔跑中，我的棉褲被打爛了，以為負了傷。我心想橫豎是死，死前也要多消耗點敵人的彈藥。”於是，他抱著山頂的一棵老松樹與敵機週旋，最後居然毫發無傷。

“剛上戰場時我比較緊張，但是不害怕。我的想法很簡單，死了就死了，為國而死沒有什麼可怕的。”已過鮐背之年的張永枚，説這話時依然目光如炬。

讓詩歌成為武器，和軍人一樣去戰鬥

戰地文學是號角，總能讓前線官兵激情澎湃，催生出強大的戰鬥力。經歷過火線生死，什麼困難都難不倒張永枚。他開始主動出擊，尋找戰地熱點，去書寫，去傳揚。

“那時後勤供應困難，到連隊採訪都是自己帶著米，要吃飯就交一缸子米。”到後來，戰地條件更加艱苦，志願軍官兵只能用炒麵、馬鈴薯當乾糧。

“當時國家一窮二白，物資極其匱乏，戰場上吃的炒麵，都是國內人民省吃儉用捐獻的。”炒麵偶爾嘗嘗不錯，但天天拿它填肚子，會燒心、反胃、便秘。怎樣才能既講清這乾糧的來源，又能表明艱苦環境下軍人的樂觀與戰鬥決心呢？

張永枚思來想去，在朝鮮洪川江畔，寫下這樣一首《好乾糧》快板詩：“炒麵是咱好乾糧，行軍打仗帶身旁。不用鍋灶不用火，翻山涉水真便當。炒麵拌雪甜又香，難忘祖國情意長；吃下祖國香炒麵，多抓俘虜多繳槍。一勺炒麵一顆心，祖國盼咱立功勳；不滅鬼子不算了，祖國祖國你放心！”這首快板詩于1951年1月發表在上海《新民晚報》上。

張永枚朗誦時清亮的嗓音，把我的思緒帶入了冰天雪地的戰場。我仿佛看見戰士們埋伏在工事裏，抓一把炒麵，吃一把雪……我禁不住問：“怎樣才能創作出像《好乾糧》這樣讓讀者身臨其境的作品呢？”

張老沉吟片刻，道：“寫作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將戰地還原，將人們看不到的戰場交鋒寫活。作為戰地文藝工作者，在深入火線的同時，文學創作必須做到重返現場，站在英雄的同等位置，替他們重新打一仗、活一遍。”

1951年2月2日，第42軍第125師第374團第2連第2排排長張福山，率領全排在南漢江畔新村、九屯一帶迅速插入敵前沿陣地，連續攻下4個山頭，斃敵30余人，繳獲敵電臺和重機槍。敵人組織兵力反撲，張福山帶領戰士們奮力阻擊。在全排只剩4人、彈藥用光時，張福山用2枚手榴彈掩護其他3位戰友轉移。當敵人再衝上來時，他拉響最後1枚手榴彈衝向敵群，與敵人同歸於盡。

“我作為文藝兵，就是要傳揚他這種信仰堅定、戰鬥到底、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張永枚小心翼翼地翻出《人民戰鬥英雄張福山》合唱詞譜本遞給我。我低聲讀道：“寒風吹散陣地上的硝煙/露出打折的樹榦/張福山嘔出一口鮮血/報春的紅梅/生命的火焰……安息吧 陣亡的烈士/安息吧 我們的排長/共産黨人/還能被你們嚇唬住嗎/張玉新帶回來烈士的遺言/共産黨人氣節的戰旗/永遠在我們的眼前飄揚。”

在抗美援朝戰場上，還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張永枚説他印象比較深刻的還有機槍手關崇貴。

1951年2月24日，英軍第27旅1個營在8架飛機和6輛坦克的支援下，向第42軍第125師第375團614高地發起進攻。第1連副班長關崇貴帶領2名戰士先後擊退敵人3次反擊，擊落飛機1架，榮立特等功，獲“二級戰鬥英雄”稱號。

張永枚以關崇貴為原型，創作了歌詞《機槍手》：“機關槍，一聲吼，敵人膽戰心發抖，連發點射織成火網，封鎖著道路和渡口。打得敵人頭破血流，不敢再回頭，我們是寸土不丟，英勇堅守的機槍手……”

經作曲家彥克譜曲，這首歌很快在戰地傳唱開來。“學習關崇貴打飛機！”各部隊紛紛掀起以步兵武器打敵機的競賽熱潮。

張永枚筆下的戰地詩作，不僅讀起來朗朗上口、令人身臨其境，火線上奮勇殺敵、無所畏懼的英雄形象也更加血肉豐滿。

張永枚將在前線寫下的詩歌，結集為他人生中的第一本詩集《新春》。其中，《我的丈夫是英雄》曾廣為流傳，獲1955年原中南軍區文藝匯演創作一等獎、志願軍總部優秀創作獎。

從抗美援朝戰爭硝煙中走出來的張永枚，後來成為原廣州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組創作員，從此走上專業文藝創作之路。

我沒有自己最滿意的作品，一切交由讀者去評論，人民去傳播

在張永枚的精神世界裏，文學是他最重要的表達方式和生活姿態，作品廣泛而經久地傳播，則是對其文學創作的最好回饋。

我説：“有一段廣播節目令我印象深刻。那是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時，記者在志願軍老戰士諶佛生家的採訪錄音。記者在現場播放了您作詞的《我的丈夫是英雄》，廣播中傳來了諶老的老伴斷斷續續跟著哼唱的聲音。今天我也找到了這段廣播節目，放給您聽聽。”

“清水河，清又清，我的丈夫是志願軍，太陽下花開花更紅，我的丈夫是英雄。一片片大雪紛紛下，他抗美援朝離開了家……”

張永枚坐在椅子上，靜靜地聽著，眼睛微閉，思緒似乎回到了抗美援朝的前沿陣地。當年，文工團裏的不少戰友，都在戰場上縱情演唱過這首歌，戰士們因此備受鼓舞，鬥志增強。《我的丈夫是英雄》傳回國內，在人民群眾中迅速流行起來。

見張永枚還在沉思，我説：“您看，好的作品不管過去多長時間，都會喚起人們心底的記憶。您對自己寫過的作品，哪一篇或哪一部最滿意？”

張永枚站起身來，朗聲道：“我沒有自己最滿意的作品，一切交由讀者去評論，人民去傳播。譜曲能唱，離曲可讀，符合大眾化審美追求，這才是我創作的意義所在。”

我指著墻上的那幅油畫，問：“這幅畫是誰畫的，有什麼寓意嗎？”

“這是原廣州軍區創作組創作員雷坦畫的井岡山。井岡山燃起革命星火，如同大樹深扎土地，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張永枚説。

“記得您作詞的《人民軍隊忠於黨》就是在井岡山創作的。這首歌傳唱了幾十年，2009年還入選中宣部推薦的‘100首愛國歌曲’，在很多重要場合，我們常常能聽到這首歌的旋律……”

“那是肖民（著名軍旅作曲家）的曲子譜得好。”我話未説完，張永枚便搶著誇起了曾經的同事。接著，他輕聲哼唱起《人民軍隊忠於黨》：

“雄偉的井岡山，八一軍旗紅，開天闢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從無到有靠誰人？偉大的共産黨，偉大的毛澤東，偉大的毛澤東！

兩萬五千里，萬水千山，突破重圍去抗日，高舉紅旗上延安。轉危為安靠誰人？偉大的共産黨，偉大的毛澤東，偉大的毛澤東！

……”

我手捧泛黃的詞譜本對照，發現他唱得一字不差。歌聲甫歇，我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1960年春，張永枚與作曲家肖民到江西井岡山采風。走進革命聖地，紅軍百折不撓的意志、必勝的信念和英勇戰鬥的事跡，深深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他立足井岡山，將人民軍隊幾十年艱苦卓絕的戰鬥歷程作了高度概括，以問答方式闡明“黨指揮槍”這一根本原則，很快便寫出《人民軍隊忠於黨》的歌詞。肖民經過兩天一夜的琢磨，完成了譜曲。

《人民軍隊忠於黨》既是黨史、軍史的見證，更是軍魂所繫、軍威所在，是衝鋒的號角，是勝利的凱歌。曾任原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的瞿琮，曾這樣説過，我這一輩子，最仰慕三位詞人：喬羽（《我的祖國》），還有就是張永枚（《人民軍隊忠於黨》《騎馬挎槍走天下》）和吳洪源（《學習雷鋒好榜樣》《北京頌歌》）。

“在您幾十年的軍旅創作生涯裏，有什麼采寫經歷是您最難忘的？”提這個問題前，我猜想張永枚會聊起創作《西沙之戰》期間，三天三夜只吃了4個湯圓的故事。

《西沙之戰》是奠定張永枚文學地位的經典之作。它以詩報告的形式，在《光明日報》首發，並迅速被譯成英文、法文、蒙古文等十幾種文字，傳向180多個國家和地區。

“從《雪白的哈達》説起吧。” 在張永枚的記憶深處，在他無數次説走就走的旅途和無數次夜以繼日的創作經歷中，最難忘的是西藏之行。

1959年3月，人民解放軍取得平叛鬥爭的勝利，徹底推翻了西藏千百年來的封建農奴制度。張永枚説：“我當時深入藏區走訪，所到之處，人們載歌載舞、歡天喜地。我當時就想，從命如草芥到翻身做主人，從與牛羊同住到幸福安居，從大字不識到讀書掃盲，從一無所有到自力更生大生産……藏族同胞這樣的幸福，我感同身受。我想在創作中，既要向世人昭示舊西藏暗無天日的歷史，又要展現社會主義新西藏翻天覆地的變化。”

張永枚講完這段經歷，示意我喝茶，自己也端起茶杯。他的女兒張湖婷則打開手上捧著的書，輕聲朗誦起來：

“柔軟潔白的哈達，代我感謝毛主席，不是沒有別的禮物，只有你才能表達我的敬意。

傳説在遠古的時候，雪山有個卓瑪仙女，她的慧眼望著東方，東方是雪山的母體。

卓瑪扯下一縷白雲，向著東方飛去，白雲化成了哈達，獻給姊妹兄弟。

哈達表示最高的崇敬，成了西藏的風習；哈達的傳説千千萬，我最愛東飛的仙女。

……”

著名詩人袁水拍評張永枚的詩：“民歌的節奏，群眾化的風格，親切的韻味。”

在同事吳大勇眼裏，張永枚是渾身帶著戰火硝煙氣息的詩人、緊貼戰士鑄造軍魂的詩人。

第二屆廣東文藝終身成就獎得主章以武説，張永枚的詩作思想境界高遠，經得起歷史和時代的考驗。“他從戰場走來，從軍營走來，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素材，好的詩歌都是來自生活的沃土，這一點對今天的作家也非常有啟發意義。”

等我完成了國旗歌詞，但願會有人譜曲成歌

張永枚的女兒張湖婷也是一名軍人，同時是父親的忠實“粉絲”。

“您讀過父親寫的詩嗎？最喜歡哪一首？”我問。

“《臂膀》。”張湖婷一邊説，一邊打開手機給我看。那是2018年她在一個紀念活動上朗誦詩歌《臂膀》的視頻。

“修路的戰士，炸斷了一條臂膀，愛人掩著臉，痛在她心上。戰士説：別傷心！你看這公路，穿雪谷，越大江，風雲萬里，伸到遠方，那就是我的臂膀。”

“這首短詩的主人公是參加修建川藏公路的一位戰士。我父親在現場採訪時，那位戰士揮舞著失去臂膀的空袖，在他面前談笑風生。”詩中，張永枚將戰士的臂膀與部隊修建成的公路在意象上聯繫在一起，很有想像力；短短的詩句，體現了戰士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同時也頌揚了戰士為建設西藏付出的青春熱血。

“張老一生為戰士寫了很多詩。除了這些，您發現他還有其他風格的詩作嗎？”

“當然有。你看1953年寫的這首《還鄉曲》！”

“走著走著心直跳，我的家拐彎就來到。低聲説句：我回來了！試一試口音變了多少！鄉音沒改人變了，緊一緊腰帶正一正軍帽，擦一擦紅星多自豪，這就是六年前的莊稼佬！”

“還是寫的戰士！只不過寫的是他自己！”我説。與賀知章“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不同，張永枚與古人遠歸相似，心情則大不相同，時代氣息和感人的力量至今依然撲面而來。

“作為一名軍旅作家，父親就是這樣。一生都在勤勤懇懇地投入他的創作事業，留下了很多好作品。我為有這樣一位父親感到自豪和驕傲！”説到這裡，張湖婷有些激動，她遞過來一疊榮譽證書，示意我看。

讚嘆之餘，我問：“為文一生，張老曾經有過什麼遺憾嗎？”

張永枚從面前那疊資料中，抽出一個信封，説：“我想為國旗寫一首歌詞。”他邊説邊指著信封背面，上面有幾行經過反覆推敲的文字。“這是專門寫給國旗的歌詞，還沒有最終完成。”

“您現在還在堅持創作？”

“兩年前每天堅持寫作兩個小時，後來病了一場，現在寫得少了。”張湖婷替父作答。

“您今年91歲高齡了，還有什麼心願嗎？”

“等我完成了國旗歌詞，但願會有人譜曲成歌！”張永枚臉上的皺紋宛如一朵使君子花，舒展開來。

“您能對當代青年説幾句勉勵的話嗎？”

張永枚大手一揮，大聲説：“我沒有資格去勉勵年輕人，但希望他們多唱唱革命歌曲，從中可以了解我軍的歷史和文化。”説完，張永枚又哼唱起了《人民軍隊忠於黨》。

在交談過程中，我深深感到，張永枚對其一生摯愛的事業，充滿了虔誠與敬畏。他始終堅信，從文學創作中尋找精神依託，發現精神家園，連接軍人與人民、現實和未來的血脈關係，這正是文字的生命力和穿透力所在。

版式設計：王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