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六一兒童節，東京經濟大學教授周牧之撰文回憶半個世紀前的童年生活。通過一張珍貴的全家福照片，講述了其祖父周立波回湘工作的經過，以及自身的童年歲月。

1973年10月21日，祖父周立波、父親周健明、母親徐裕豪、姐姐周仰之和我（周牧之）在長沙烈士公園拍攝的全家福。

我的祖父周立波出生於湖南益陽，青年時代為求學、革命和抗戰曾經四次離開家鄉。新中國成立後，于1955年回到益陽長期生活，創作了長篇小説《山鄉巨變》。正當壯年的祖父能夠毅然放下《晉察冀邊區印象記》、《戰地日記》、《暴風驟雨》等名篇巨著帶來的鼎盛聲譽，離開繁華的京城回鄉，的確是因家鄉情緣深厚。祖父從1958年起擔任湖南省文聯主席，但實際上只是名譽職務，並沒有太多介入湖南文壇。

1962年，祖父正式從北京回湖南工作，還邀請康濯、蔣牧良、柯藍三位湖南籍大作家回湘。康濯、柯藍曾是祖父任教過的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的學員，是成名已久的小説大家。蔣牧良資歷更老，早在1930年就參加了“左聯”，1958年擔任湖南省文聯副主席，與祖父一樣，也是名譽職務。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力挺祖父回湘，指示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要為回湘的祖父等提供優越的工作和生活環境。遵照陶鑄的指示，張平化親自選地撥款，在省委大院附近的春華路開闢了一個小院，為周立波和蔣牧良、康濯、柯藍，每人修建了一幢小樓。

湖南省文聯秘書長谷曼從撥給四棟小樓的專款中擠出一筆經費,在小院裏又修建一棟三層樓的宿舍。本身就是省文聯幹部的父親帶著母親、姐姐和我住在這個宿舍。同在一個院子裏祖父寬敞的小樓自然成為我們姐弟躲貓貓的好藏所，我還鬧出了一系列諸如偷吃爺爺胃藥之類的頑劣烏龍。

1962年11月，在祖父的主持下，湖南省召開第三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大會選出主席周立波，副主席蔣牧良、康濯、胡青波、鐵可、魏東明、蔣燕、周季平，秘書長谷曼，副秘書長王劍清、王之憲，為湖南文化事業發展佈下龐大陣容。這次，一貫厭煩行政工作的祖父還親自擔任省文聯黨組書記。

中國文聯安排以國歌詞作者田漢和與祖父有“南周北趙”之譽的趙樹理為首的一批著名作家、藝術家，專程來到長沙祝賀大會召開。陶鑄也從廣州趕來，帶領中南局書記金明、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書記周裏等官員出席會議，強調要“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會議氣氛活躍，盛況空前，一時被傳為佳話，也為後來的文化湘軍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71年7月，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秘密訪華，打破中美兩國長達22年相互隔絕的狀態，此後，中美關係迅速升溫。同年10月，新中國恢復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半年後的第二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到訪北京。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發表，標誌著中美關係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握手，為中國打開了西方的大門。

國際形勢的變化，影響國內政治氣候。1966年，我們遷居到母親工作的湖南長沙第七中學的住處，爺爺有時會來七中與我們小住。

七中位於當時長沙的城鄉結合部，生活條件艱苦。我們居住的宿舍只有兩間陋室，廚房與鄰居共用。屋裏地面是泥土地。湖南多雨潮濕，地面常常滲出水來，每天早上用煤渣吸收滲水、排隊接水挑水、早起買菜成了我這個小男子漢的職責。這個重任讓我枉有一位身材高大的祖父，身高卻沒能長到一米七零。那時候，院子裏的男孩好像沒有誰長成高個子。

清晨清爽的空氣和市場上討價還價的煙火氣息，是我童年美好的記憶，以至於後來，我出差或到世界各地旅遊，總要去當地的早市看看，一方面想找回些許對童年的追憶，另一方面集市是觀察風土人情的最好地方。

在這樣的環境中，祖孫三代迎來難得的團聚歡愉。樂在其中的爺爺，嘖嘖稱讚我們“生活殷實”。因在艱苦條件下還能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而被祖父表揚，母親為此得意一輩子。

1973年10月21日，我們一家老小同遊烈士公園。在公園邂逅了當年祖父邀請回湘的柯藍，這位大作家抱著祖父禁不住失聲痛哭。柯藍小説《深谷回聲》後來由陳凱歌執導，張藝謀攝影拍攝成《黃土地》而再度聞名於世。那天在公園還巧遇七中宿舍隔壁鄰居趙秦生叔叔，這位曾經留學蘇聯的學者正好帶了相機，為我們拍下一張珍貴的全家福，那一年我10歲。

湖南河川縱橫，水系發達，在七中的近旁蜿蜒流淌著一條河，叫瀏陽河。這條原本籍籍無名的湘江支流，因為母親堂兄徐叔華創作的《瀏陽河》唱響中華大地而名動天下。七中宿捨得孩子們喜歡去河裏游泳，但是瀏陽河不僅暗流涌動，不時還有長長的木排順流而下，其實是一個相當的凶險之地，每年都有人溺水。

雖然有風險，喜水的祖父卻不肯放過這個熱鬧，經常攛掇姐姐和我一起去瀏陽河游泳，母親最害怕我們搞這樣的冒險活動。記得有一次，祖父一邊帶著我們往河邊跑，一邊還頑皮地囑咐“要頂住！”，讓我們不要回頭搭理在後面追趕的母親。

坐在河對面去的渡船上，爺爺喜歡津津有味地聽艄公與渡客的搭訕，回家的路上還在稱讚長沙俚語的生動好聽之餘，給我們解讀這些閒聊言語中的精彩之處。現在想來，這些歸途余韻給予我們姐弟人生中寶貴的文學熏陶。

祖父能夠用並不熟練的東北話和家鄉益陽話，分別創作出《暴風驟雨》和《山鄉巨變》兩部極富語言魅力的名著，都源於這種對鄉土語言的敏感與熱愛。

有其父必有其子，同樣是作家的父親周健明也喜歡觀察生活，一有時間就來到大街小巷，下館子品味家常菜風味，鑽巷子觀察人生百態，扯閒談欣賞市井言語。記得那個時候，去火車站迎來送往的一大風險就是父親的“走失”。當然一番折騰之後，我們總能在車站附近的攤販區找到與人聊得正起勁的老爸。

對平常生活的欣賞和愛好觀察，可能刻入了家族的基因，我們姐弟雖然都工科出身，姐姐能在人到中年開始寫作而有成，我能半途出家轉學經濟，或多或少都得益於這種傳承。

（編審：張艷玲 蔡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