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美國一個大學的餐廳，看到個十二三歲模樣的女孩子，在那裏大模大樣地工作。筆者當時到美年頭不多，不免少見多怪，急忙找個美國同學來問：“這樣的孩子不是童工嗎？這是不是犯法呀？”那個美國同學淡淡一笑：“人家就是長得年輕而已。”説罷就走到一邊了。但筆者心裏頗不服氣：就算我看錯，這孩子絕不會超過15歲。美國人一天到晚人權、人權，口口聲聲不買中國童工做的衣服，你們這裡不是也有童工嗎？後來報紙上也確實看到，美國的中學生打工成風，有因此影響學業甚至睡眠的事情。於是在這件事情上，筆者愈發認定美國人的虛偽。

    　 然而在美國的時間長了，看法漸漸改變。的確，美國的青少年打工時間甚多。不過與其他發達國家比，卻非常之不同。

    　 美國流行富家子弟打工

    　 在一般發達國家，青少年打工主要是因為家庭需要他們掙錢，發展中國家就更是如此了。而美國的青少年打工大軍中，大多是白人、大學生、住在郊外的中産階級子弟，其家庭收入一般至少在4萬美元以上。那些大城市中心貧民窟中的孩子，卻很少打工。

    　 孩子打工，當然是拿童工的工資，每小時一般在7美元以下。有了這批出身良好、素質優良的龐大學生工隊伍，勞工成本自然大降，美國的經濟當然就有競爭力了。比如每年4月到11月營業的Ruttger’s Bay Lake Lodge，在其104年的歷史中，長期依賴學生工。每個夏天，這個偏遠的避暑勝地中的325位僱員中，有三分之二是高中生或大學生。一到8月底，孩子得回去上學，那些洗碗、跑堂、打掃房間的活就都沒有人幹了。

    　 但今年不同。美國經濟風雨飄搖，重創了這一充滿活力的青少年經濟。因為許多成年人丟了工作，更有些退了休的人由於股票大縮水，突然發現自己根本退不起休了。於是，7美元以下的工作居然也有成人來搶了。同時，大量移民的涌入，也使低層的臨時工隊伍壯大。那些移民，許多沒有中學文憑，英語也不懂，只能幹青少年幹的低級工作。另外，1996年福利制度改革，要求接受福利的人出去工作，或接受職業培訓，他們能搶的，也是孩子的飯碗。結果，最後被從勞工市場上擠掉的，就是那些青少年。而近年來人口的增長，使青少年在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孩子多了，機會卻少了。因此，今年夏季青少年的勞工市場，是37年來最壞的。

    　 孩子打工是教育的一部分

    　 按説，反正這些孩子不愁吃不愁穿，不去打工，正好集中精力讀書。然而，現在孩子丟了工作，家長甚至教育家都開始有危機感，要求採取措施解決青少年失業的問題。因為有研究表明，那些青少年時代缺乏工作經驗的人，一生的總收入往往偏低，失業的概率高，並且還可能引發許多其他的社會病。

    　 由此筆者漸漸明白，孩子打工，其實是教育的一部分。美國人要從小培養孩子的競爭意識和責任心，一個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小小年紀出去工作。而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种經歷，孩子能更好地能理解別人、認識社會。

    　 美國的孩子什麼時候開始打工？你若看看街頭Tag Sale的孩子就明白了。一次推著小女到一家Tag Sale那裏，掌攤兒的竟是個5歲的男孩兒。他非常耐心地教她玩他的玩具，儼然像個小紳士。要知道，5歲的男孩子對小兩歲的女孩一般毫無興趣。但這樣一打工，馬上就學會從不久前還覺得不值得一理的女孩子的角度看問題。後來的總成交額大約50美分。我問他身後的父親，這孩子何以工作如此努力？父親説：他自己是有提成的。

    　 記得一位教授有一次半開玩笑地問：“你們知道為什麼耶魯出了這麼多總統？”大家還未搭腔，他自己就先回答：“耶魯是最精英的學校，但坐落在最窮困、骯髒、危險的社區。學生在這個小地方，對這個社會的最上流和最下層都領教了。”這一解釋，多少有些言過其實。但在耶魯，你經常能看到穿得漂漂亮亮的“天之驕子”，在街頭和個骯髒的無家可歸者長談。有時我看到這場面，總不免自問：“這是不是個未來的總統？”

    　 日本不打工的“精英”對下層理解力低

    　 筆者遊學日本時，對日本的大學生也做過悉心觀察。條件好的日本學生為了高考，從小上私塾補習。家長恨不得孩子每一分鐘都在讀書。不要説打工，就是自己的衣服，吃完的飯碗也不洗。慚愧地説，筆者當年也是這樣。這些孩子進了大學，成了精英，對下層的理解力就低多了。我當時住的壽町，是橫濱有名的無家可歸者區。幾個街區的彈丸之地，每年竟死100多人。他們不是死於暴力，幾乎全是死於疾病和營養不良。這地方離橫濱最有名的旅遊景點只有10分鐘的步行距離，可是，每天成千上萬的人到了這些地方，就是沒有人會多走10分鐘去看看無家可歸者，甚至有人説：“那不是日本。”

    　 再看看耶魯的學生。幾天前學校的學生報紙上刊出“賣花女士”的故事。她是個無家可歸者，惟一可能的生存方式就是賣花。她提起耶魯的學生，不勝感激地説：“沒這些孩子我早死了。”她被警察抓過，説是沒有賣花執照。耶魯學生湊錢請律師把她保出來，又給她買了執照。她病了，大家想辦法給她治病。而在日本沒有人會理無家可歸者，無家可歸者也很知趣，從不找你要東西，自己坐在那裏看書。乃至小泉吹牛説：“在我們日本，連無家可歸者都會讀書。”惹得受不了他這句話的流浪漢們出來示威抗議。但有一天傍晚在耶魯街頭，筆者正與妻子邊聊邊走，突然一位衣著骯髒的要飯女士走上來，彬彬有禮地問：“對不起，你們講英語嗎？”我們停下來，問她有什麼事，她説：“你們的語言真美麗呀！我真想哪天也學學。”説罷轉身回到原位，留下一句“上帝祝福你！”錢也不要了。

    　 在耶魯呆了7年，但至今還覺得從這些比自己小一代的孩子身上還沒有學夠。我正是最近看了“賣花女士”的故事後，才懂得應該把她當成這個社區的一員，而不是躲開了事。從小打工長大的孩子，給我這個小時候不打工的人不停地上課。因為他們不僅更了解社會，更了解人。也許他們學業上不比一門心思讀書的學生好，但作為人而言，他們更完整一些。 （薛涌）

    《青年參考》2002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