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鄉村的僧人

    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説，泰國是一個神秘的宗教國度，特別是泰國有男孩短期出家的風俗。今天，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泰國民眾依舊信佛，供奉佛龕，但不少人所祈求的是今生今世的健康或財富……

    泰國，連同緬甸、寮國、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傳統地都信奉佛教。中國人習慣稱其為“南傳佛教”。佛教從印度傳入東南亞，不晚于西元3世紀。近200年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擴張，特別是20世紀最後30年來全球性經濟體系迅速擴展，西方的價值觀也隨商業文化傳播因風昌熾。對於外來文化的這種傳播或侵入，泰國社會抱著愛恨兼有或喜憂參半的情緒。泰國佛教由是不能不作出自己的反應，有了緩慢而無奈的改變。

    依然信佛，但不再寄希望於來世

    泰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佛教新傳統主義的代表素拉西瓦拉差指出：現代生活的誘惑使人們很難堅持道德的生活方式。佛教的比丘，在以往的數百年中，一直從事教育、醫療，並向社會示範道德。而今天，富人的子女可以上國立中學與大學，或者到國外留學，他們已經不用到佛寺去讀書。因此，僧人們昔日的身份和地位正在喪失。也有的已經不能堅持自己的操守，有的人抽煙，儘管他們管這叫做“服藥”，甚至還有吸毒的、積攢錢財並在銀行中開戶的……佛教的正法完全給忽視了，人們忘記了無貪、離苦和無嗔的教導。

    如果我們認為：高度發展的現代化已經削弱了泰國人民對於佛教的信仰，那又是失之偏頗的結論。到泰國旅遊的人，南北轉一圈後，就會發現，泰國的宗教仍然很有生氣。在泰國坐公共汽車，你會看到司機頭前的反光鏡上，總挂有一串串的花環、護身符或者一個符咒；儀錶盤上的平臺上，總放著一尊佛像。凡車經過的十字路口，多半都會有一個神龕，這就像曼谷的每幢大建築物的拐角處都會有佛龕一樣。在路口通常豎起紅綠交通燈桿的地方，那裏就有一個佛龕。過路人或者司機常常會停下來，花10銖泰幣（1銖泰幣約合人民幣0.2元）買一束花或一點清水放在佛像前。泰國不大，卻有3000座寺廟，有30萬比丘和沙彌。

    據説，多數泰國人眼中的佛教其實是某種法術。這種觀念是受他們父母的熏習得來的。從小到大，他們每天、每週、每個季度，逢年過節都有各種供養的儀式。現代社會中，特別是生活在曼谷這樣的都市叢林中，人們隨時可能遭遇意外和危險，需要幫助和保祐，所以便祈求佛陀或別的神靈。

    幾年前，我的泰國朋友曾經這麼説：“現代泰國人把物質生産的發展看成是積累功德的好機會。”所謂求功德，方法有多種：放生、佈施（可以是向僧人供食或者賑濟窮人）、起塔、造廟等。但泰國更年輕的一代已經不這麼做了。如那位泰國朋友所説，“以往，我呆的那家寺廟，每年都還有一些年輕人到廟上聽我們講經，還有的想在廟裏幹點義工，他們相信這樣可以獲得功德。但今天不會有這樣的事了。他們到廟裏來是為了休閒，要不就是來祈願什麼的。總之，現在的人不想來世的因緣果報，他們所關心的是今生今世的健康或者財富等。”

    佛教在泰國並沒有國教地位1998年以來，泰國佛教僧伽（泰國僧人組成的團體稱為僧伽———作者注）中有人一直想通過説服國會議員，在憲法中寫進佛教是國教的字句。這一點是為外國人所不太了解的。以往我們聽説，泰國是佛教之國、黃色僧袍之國，95％以上的泰國人都信佛教，因此，我們也許誤認為佛教在泰國具有國家宗教的地位。其實，19世紀初以來，泰國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價值觀。從1932年的君主立憲革命以來，泰國雖然沒有明確聲稱國家實行政教分離的原則，但政治家們也沒有説要用憲法來肯定佛教的國教地位。佛教長老比丘們1998年以來的提議，應該放到社會背景下去考慮。這絕不只是原教旨主義情緒的流露，它應該與泰國社會經濟發展和全球化經濟的波動相關。現代化造成了世俗化，也造成人們的倫理困惑和理想失落。現實的無奈令人更依戀傳統，而提高傳統的權威性的方法，就泰國而言，莫過於從國會去爭取佛教的國教地位。

    20世紀90年代末，泰國發生金融危機，一週之內，幾千家工廠倒閉、數十萬工人失業、近50家證券公司關門。這种經濟打擊很快反映到佛教方面來：城市中的寺廟，以往似乎永不枯竭的佈施一下子斷了流。很快的，連每天一次出家乞食的和尚們也感受到了善男信女們的窘迫。當然，要説和尚們要求佛教擁有法律上的國教地位，同經濟的發展與相關的世俗化傾向有什麼關係，似乎有點牽強；我們很難證明宗教與無法捉摸的經濟危機之間，有什麼內在的聯繫。這本來就不是一個數學上的推導關係。

    泰國佛教對全球化作出反應

    一方面是社會上人們的心理失衡，另一方面是僧伽部分成員的腐敗。面對現代化的負面影響，佛教也作出自己的反應。20世紀70年代以來，泰國社會中迅速發展的中産階級，一直在尋求表達其宗教關懷的形式。最終在現有的正統佛教僧伽組織之外，出現了兩個佛教新宗派運動：靜無憂運動與法身寺運動。

    “靜無憂運動”的創始人為菩提羅比丘。這位比丘熱衷於恢復傳統林居派的修行道路，強調艱苦的宗教修行生活與直接明快的解脫手段，他同他的追隨者都過著一種艱苦的生活。他們還嚴厲地批判泰國社會中的物質主義，批判正統僧伽和官方政治的腐敗。為此，它觸怒了官方機構，一度被官方取締。

    從20世紀80年代起，另一佛教運動“法身寺運動”也在興起。這個運動承認人人都有佛性，説是通過修禪，人們便可以發現自己本來就有的佛之法身。法身寺運動發展很快，信眾的供養佈施也多，該寺的資産估計有3200萬美元之多，也就被人攻擊為以斂財為目的的偽宗教。法身寺運動的積極分子都是佛教居士。他們一般在週末到寺中修行，或坐禪或講經，平時都有自己的世俗職業。參加這個運動的人，政治觀念都比較保守，就像是泰國社會中的“雅皮士”。他們都是曼谷社會中的上流人，具有很強的精神化傾向。法身寺在泰國又被視為佛教傳統主義的一種表現。

    在南傳佛教當中，歷來有著兩種傾向：一種主張堅持苦行，放棄世俗的物質享受，這叫林居派；另一種則認為不妨在村寨中甚至城市中生活修行，他們強調佛教世化俗的作用及對佛教義理的研究。上述的兩個新佛教運動，顯然都有林棲一派的宗教傾向的影子，但它更重要的是對現實泰國社會的批判。聯繫到這兩個運動最活躍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正是泰國經濟在上世紀末的經濟危機之前，享受著“繁榮的”全球化經濟積極成果的時期，也許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啟示？古老的佛教，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中，當面對規模空前的經濟生産方式及其氾濫的物質主義時，它的回應恐怕還不至於就只是消極性的吧？（宋立道）

公司門前的佛像

泰國大王宮外景

     《環球時報》2002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