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兵戎不談，這世上最厲害的，莫過於文人的口誅筆伐了。文人們見血不見刀的君子之爭，就象上海人的街頭“相罵”，也許因為總是停留在口，所以永遠都是熱烈而又持久的。近日，以“身體”寫作的《上海寶貝》作者衛慧不指名批評《烏鴉》及其作者九丹，九丹反唇相譏，又一場罵戰一觸即發，成為中國文壇“對罵”史上的又一新景觀。
文人相輕“身體派” 美女作家爆發罵戰
沉寂了一陣的文壇怪才衛慧，日前因與當紅小説女作家九丹就其小説《烏鴉》互為攻擊，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據亞洲週刊日前報導，中國大陸女作家九丹從北京到香港，在香港書展為讀者簽名。九丹剛到香港，友人就給她看7月13日香港《蘋果日報》副刊。上海女作家衛慧在專欄“上海寶貝”上發表《瘋了》一文説：“某大陸作者，女性，有新加坡居住經歷，寫了一本書，大致是寫些在新加坡的‘小龍女’（中國妓女），被人冠以‘妓女文學’的名號，寫者本人也不遺餘力地對媒體作半遮琵琶之姿，似乎還真有售肉經驗。”衛慧的文章，沒有點名，但明眼人都明白，她指的就是九丹和《烏鴉》。九丹讀了後説：“這個女人（指衛慧）真是太傻了。好意思説別人有‘售肉經驗’的，肯定不是個好作家，當然，她都談不上甚麼好作家。”九丹對亞洲週刊説：“衛慧和棉棉這兩個女人，我都不認識。不過，通過棉棉的作品，我們能看見她的靈魂。衛慧如果要同棉棉比，從精神上，棉棉是一座大山，而衛慧只是一個小孩撒尿撒出的小坑而已。”
兩位“美女作家”在媒體面前大用不雅之辭，全然不顧文人應具的儒雅、謙虛，與歷來暗裏藏刀、冷嘲熱諷的文人爭鬥相比，其赤裸裸的街巷罵人俗語，讓旁人自嘆弗如。如果説九丹對衛慧的攻擊是出於自衛尚可理解的話，她接下來對中國當代女作家的評價，就大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之勢，讓人不敢茍同。
九丹矛頭直指中國當代女作家群
發泄完了一通，九丹的矛頭轉而直指中國的所有當代女作家，她毫不謙虛地説：“或許有人會説，王安憶和鐵凝她們還是寫了一些百姓的生活，是寫出了社會寫出了文化的，我也承認。但是，她們看起來很大氣的作品，卻沒有充份表達出作為一個女人的體驗，可以説男性也可寫出那樣的作品來。那麼，連自己作為一個女性的特點都沒體現出來，就更不用説表達出女人在這個世界上的罪與悔了。包括衛慧在內的這一女作家群，依我看，都是虛偽的女人，我與她們有根本的不同。我認為，我比她們當中的任何一位都成功。”
"我接受訪問，其實不是想説衛慧一個人，她完全構不成我談話的內容。我想説的是中國長期以來，在女作家群裏，都存在一個現象，她們的寫作都在説同一件事：我身上長了一個疤，這個疤很癢，我在撓，不停地撓。其實，她們的癢跟別人沒有關係，她們的撓更與這個時代沒有關係。"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烏鴉》今年一月出版以來，儘管在東南亞掀起了颶風，這股風也開始刮向中國大陸，但迄今為止，中國大陸文壇還沒有一個評論家主動站出來評論它。九丹認為，這是評論家怕招惹上“妓女文學”四個字，“他們的靈魂跟衛慧一樣麻木”。有趣的是，衛慧的文章沒有點九丹和《烏鴉》的名，當亞洲週刊採訪衛慧時，她卻再三表示“不願評論”，覺得這事很無聊。
究竟誰更“美”？ 究竟誰用“身體寫作”？
上海一位文學評論家，與衛慧和九丹都很稔熟，他説，中國文壇二三十歲的女作家群，稱為“七十年代”女作家也好，稱為“另類文學”女作家也好，互相開罵已非罕見現象。衛慧和九丹的爭論焦點，不外乎：究竟誰是美女、是不是用“身體寫作”、是不是“妓女文學”、作品在文學上地位如何？她們互相詆毀，反讓外人看作是兩人素質的對抗。
他認為，兩人的為人和作品各有韆鞦。九丹的成功在於包含懺悔，是批判現實主義的深化；衛慧的作品表現了市場經濟充分發展下，人的慾望的新形態，是“另類”，小説表現形式創新，語言功力到位。説到衛慧和九丹的為人，他説，九丹顯得誠實，老實中時露稚嫩；衛慧顯得慧黠，在社交圈，她是“尖叫的蝴蝶”。
有人認為，女作家之間的“開戰”是一種商業炒作。雖然九丹矢口否認回擊衛慧是炒作，只是一種被動反擊，不過她既而又説：“商業性是一個成功的作家不可回避的因素，沒有一個作家不希望自己的書盡可能被更多人讀到。只是中國作家有奇怪的清高，一提商業性就渾身不自在。我也清高，但不害怕別人跟我提‘商業性’。”不管這次罵戰是有心還是無意的“炒作”，九丹也許該感激衛慧給了她這麼好的一個機會，不但給了她一個重拳反擊的機會，還讓她適時地宣傳了自己的作品。
文人“相罵”何其多
罵不完的王朔 道不明的金庸
“那時我看人是有個尺子的，誰讀瓊瑤金庸誰就叫沒品位，一概看不起。”一年多前，文壇上的一顆石子激起了千層浪，王朔，這個中國文壇敢説敢罵的痞子，總是時不時地製造些驚人之語來刺激人們的視覺和聽覺。瓊瑤和金庸只是他“唾棄”的眾多文人中的幾粒沙子而已。王朔扮演著《皇帝的新裝》裏那個多嘴的孩子的角色，不管話語是否偏激，不管旁人能否接受，於是乎一場場以他為主角的罵戰就這樣不可避免地開演了。不過，無論是見識、氣度還是年齡都勝人一籌的金大俠自然也不會無動於衷，數日後他給媒體的一封公開信便公之於眾，用一把軟刀子化解了這另人難以下臺的“惡言惡語”，也讓狂慣了的王朔著實慚愧了一把。
余秋雨需要懺悔嗎？ 兩余之爭揭露文壇現狀
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北大才子余傑以一篇《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在文壇仍出了又一顆重磅炸彈。
以往對於“余秋雨現象”的批判，大多停留在文學的角度，而“文革事件”之所以會掀起如此軒然大波，主要是因為余傑在大庭廣眾之下把余秋雨推向了道德法庭，並讓眾人在等待真相的過程中隱隱地向人們暗示著真相的所在。余傑指出：懺悔意識對於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非常重要，它甚至關涉到幾代知識分子在人格上的新生，只有具備真正強烈的懺悔意識，才能對歷史有所交待，也能真正完善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人格；而余秋雨對此則不以為然，他認為懺悔意識是西方基督教的東西，並不完全適用於中國的知識分子，他還認為，懺悔應當是個人化的，而強迫別人懺悔可能會造成人人自危，卻背離了懺悔的初衷。
“文人相輕”難道是個顛仆不滅的真理？如果不是那文壇又何來那連綿不絕、宛如滔滔江水的“罵戰”。其實誰比誰更重要，誰比誰更有才情並不是關鍵，每個作家總要有自己獨特的風格。省些口水和精力，把它們用在創作上，把更優秀的作品和思想呈現給眾人，相信讀者會作出公正的評判。
東方網 2001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