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一個人，一位曾經小有名氣的紀實作家曹志前，幾年前他得了絕症去世了。他寫過《玩車族》、《情人世界》等一系列紀實作品，很受讀者歡迎。在去世之前，曹志前身體已經瘦得只有幾十斤重，在床上只能以一種固定的姿勢斜臥著，呼吸越來越困難，但當和他合作的一個出版社的編輯説到還要繼續編輯出版他們原來共同策劃的一套書時，他卻呼地從床上坐了起來説：“好呀，咱們接著幹啊！”這個編輯就是我的妻子，她從醫院看望回來，眼裏含著淚水。幾年來，每説到此事，我們都在感慨：文人！

    不做文人，很難理解一個走到生命盡頭的人，把寫書看得比生命還重。但做了文人，這情結卻像是打入到靈魂最底層，你無論如何也擺脫不掉。幾年前我得過一場病，臥床將近一年多，當時總覺得此生完矣，感到極為遺憾。遺憾的事除了想到恐怕拋下老父老母和尚在幼年的兒子之外，就是沒有把自己多年思想的東西寫成一本書，留給世人。當時思前想後，突然想到還不如拚上一次，寫出書來也不枉此生。當然，我分析自己的心理，也覺得唯有寫書，才能振奮起精神，有戰勝病魔的可能。於是，由於病痛，不能坐在椅子上打電腦，我就每天跪在地上，歪著身子，打上10幾分鐘活動一下，沒幾個月，膝蓋就磨出了老繭。但説來有些奇怪，這樣一門心思忍痛寫書近一年，30多萬字的《重畫世界——10種新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一書寫出來，幾種病痛居然也相繼痊癒了。

    著書是文人生命之火的進一步點燃，也是生命的一種消耗。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王海明思考16年，用幾年時間寫出一本60萬字的著作《新倫理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頭髮也因勞累花白了許多。他在序言中回憶構思此書時，記述當時曾對妻子説：“此書若能出版，我便身患絕症，死無憾矣！”，乃至其妻“嚶嚶啜泣”。

    文人，為著書而殫思竭慮，為著書而燃燒生命，為著書更可以忍辱負重。“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身處逆境甚至絕境，想到的就是著書立説，看來不止孔老夫子，周文王心底也有文人的追求。司馬遷受宮刑之後忍辱活著，也是為了寫出《史記》，他不甘心此生如此結束。文人，何苦呢！

    文人有大小聖凡之別，在這裡我絕不是將古今文人相提並論，尤其是説到自己。我只是説，無論大小文人，將著書立説都看得如同生命。文化是一種獨特的基因，一個人一旦被注入這種基因，為它所支配，就成為了另類，就孜孜追求一種精神，甚至視精神的東西重於生命。書是文人精神的載體，通過這種載體，文人可以讓自己有限的生命燃燒出光芒，去光照世人，這是超越和放大自己生命的一種形式。就像商人要佔有最多的財富一樣，唯有這種超越和放大之中，文人才能獲得自我實現。

    “蠟炬成灰淚始幹”，古今中外，文人為了精神追求，付出了多少代價。然而他們也並非不食人間煙火，因為他們也要生存。我無論如何忘不掉，曹志前蜷臥在病床上，高興地告訴我們，自己一家終於分到房子了。已經年近五十的他，名聲在外，居然一直沒有房子住。見他如此高興，我不知是喜是悲，但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過了兩天，曹志前病逝了，因為看到了妻兒有了房子住，便含笑撒手而去了。文人，總是這樣在最基本生存條件和精神追求之間掙扎，但真正的文人總是不放棄對後者的執著。正是在這種掙扎和執著中，文人的精神才會涅槃昇華。

    《光明日報》2001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