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當年那幾位“美女作家”近來是否無恙，風光不再卻是不爭的事實；留下所謂的“身體寫作”，倒可以編進新出的“文論辭典”，但也只怕乏善可陳。如今，“美男作家”又新鮮出爐，榮登寶座的竟是學者型的作家葛紅兵，讓人大跌眼鏡。

長江文藝出版社以葛紅兵印數5萬的長篇小説《沙床》打頭陣，推出“美男作家”系列，堪稱歲尾文壇一境。雖然罵聲一片，有趣的是，葛紅兵並不惱火，只在《中華讀書報》上侃侃細談“我不是‘美男’，也無意‘作家’”(12月4日該報)。仿佛桂冠不想戴，但對這頂頗能招引眼球的桂冠卻還是領情的。

我對葛紅兵的學問不了解，《沙床》也沒看，所以對“美男作家”的桂冠落到誰的頭上不感興趣；對“美男作家”這頂桂冠的出世，卻頗有幾句想説的話。當初的“美女作家”，除了作家是“女”的，還因為作品都以“性”見長；這回的“美男作家”，除了作家變成了“男”的，不變的是作品還是以“性”見長，因為據葛紅兵介紹：“北方一家報紙的編輯反覆問我這個小説裏為什麼那麼多‘性’，連載的時候能不能刪除？”。原來，在炒作者的眼裏，“作家”之前冠以“男”、“女”，著眼的就是“性”。作家“男”、“女”不同，用“身體寫作”卻如出一轍。要真是這樣，“美女作家”的今天，也該是“美男作家”的明天，前景並不看好。只是這《沙床》一印就是5萬，足見炒作者把握文學行情的自信，這大概也是葛紅光並不惱火的理由。

其實，文學暫時走低，倒可能是文學走強前的調整，並非純屬壞事。但葛紅兵為《沙床》所作的詮釋令人狐疑，他説：“‘五四’以來中國人一直在追求‘立人’，但是，一百年過去了，我們成功了嗎？魯迅一輩子都在‘立人’，但是，他失敗了，他完全錯了，中國不是‘立人’不夠的問題，而是把人看得太大、太高的問題，文革就是一個極端，可惜，文革後，我們還沒有醒悟，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追求‘大寫的人’，所謂‘確立主體性’，路子還是一個。現在我要追求的是‘放逐’，放逐那個‘人’，我要的是‘放逐了人的寫作’。人的卑微、人的罪孽、人的渺小，人在毀滅之路上無望的掙扎，才是我要寫的。”這裡涉及到魯迅和文革的評價，另需宏文辯説。“美男作家”認為寫“性”就是寫“人的卑微、人的罪孽、人的渺小，人在毀滅之路上無望的掙扎”，這豈不正説明他自己“把人看得太大、太高”？其實，人再“卑微”、“渺小”，再有“罪孽”，甚至於最後終究“毀滅”，文學作為“人學”，它就須“立人”；若把人“放逐”了，文學就找不著自己了。以“放逐”人為要務的“美男作家”的出現，露出的正是文學的黔驢本相，要賣出5萬本小説去，就得弄什麼“美男作家”的勞什子，夠丟文學的臉了。 （慕毅飛）

千龍新聞網  2003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