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紅兵正在新加坡，歸期未定，8月份小説《沙床》交稿後，他一直在那裏的南洋理工大學做關於“身體和政治”的研究。他沒有想到的是，留下的《沙床》會在三個月後，令他陷入一場“情色小説”的風波中。

出版該書的長江文藝出版社，近日對外宣稱，將以5萬冊起印力推葛紅兵的新作《沙床》，並意欲將其打造成全國首個“美男作家”。一時輿論譁然，爭議四起，以學者教授之身份創作“情色小説”成為從文學界到大眾視野的焦點。

《沙床》已經不屬於我

記者：最近，《沙床》正在全國陸續上市，長江文藝出版社向你反饋過目前的銷售情況嗎？

葛紅兵：前兩天出版社和我通過話，他們因為擔心這本書出差錯，專門為武漢做了一個版本，印了3000冊，提前一週上市，據説第一天就全部出去了，現在開始添貨。對銷售我沒有什麼預期，這本書5萬冊全部賣完，稿費也抵不上我一個半月的工資，所以經濟上沒有什麼價值。

記者：《沙床》被炒作成“情色小説”，許多讀者可能只是衝著“情色”的字眼，而不是葛紅兵作者本人去買書的。你怎麼看？

葛紅兵：衝著情色去買書也不錯。情色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甚至是小康時代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為什麼我們在生活中可以接受它，在文學中就不能接受它呢？寫情色不等於這個作家品位低，看情色也不等於這個讀者品德差。情色並不低賤，也不墮落。相反，在我看來，對情色的敵視和壓抑，才是現代生活墮落的根源。

記者：但是，“情色小説”的宣傳策略正使你陷入到許多非議之中，當時簽約時就沒有對宣傳尺度作過一些約定嗎？

葛紅兵：我沒有同意他們要我“配合宣傳”的要求，我劃掉了這個附加條款，要求不參加任何出版社組織的宣傳活動。他們同意了，但是也要求我不能妨礙宣傳，要允許他們有自己對於這本書的理解。我説，我既然不參與，也不會來瞎干預。

記者：那你認可《沙床》是“情色小説”的定位嗎？對於書中為數不少的情色描寫，你是出於什麼考慮？

葛紅兵：關於“情色小説”的説法完全是出於誤解，是這個世界對我最大的誤解。如果要我説《沙床》的主題的話，它有兩個：情色和死亡。從這個意義上説《沙床》是一本情色小説，但更是一本關於“死亡”的小説。而它的核心是身體，存在就是身體。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失敗是背叛人的身體，試圖從“文化”上“立人”的失敗。“文革”就是一個極端，可惜，“文革”後，我們還沒有醒悟，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追求“大寫的人”，其實路子還是一樣。我想做的就是放逐那個“人”，我願意我的筆觸始源於身體，也回到身體，它永遠也不要離開身體半步。

記者：但是身體寫作也是可以多元化的，疾病、創傷都可以直接指涉身體，未必一定需要赤裸裸的情色來表現吧？

葛紅兵：五四文化首先就從情、性開始，鬱達夫、丁玲都曾為此孜孜以求過。其實我已經有所妥協，在任何場合，我都不用“性解放”這個詞，我避免用這種在大眾心目中帶有道德傾向的詞，我會用“性實驗”。

記者：《沙床》裏諸葛教授的角色，似乎有許多類似的細節可以在現實中的你身上得到佐證，別人會想，這本情色小説會不會就是葛紅兵的自傳？

葛紅兵：每一部作品都會融合作者的人生體驗。但是，讀者更要相信作者的想像力。這個作品構思是前年冬天我在上海西郊一個朋友的房子裏養病時寫的，現在回想起來，這部小説怎麼會和情色有關聯呢？相反，主人公“我”是那麼恐懼“性”，他總是在延宕著“性”的來臨。這部小説是和“疾病”的暗示和隱喻相連。

記者：那麼，現在你應該會為自己作品的真正內涵被淹沒，或者被部分遮蔽而感到痛苦了？

葛紅兵：我沒有痛苦，我不關心我的小説，它現在已經不是我的了，它的命運和我沒有什麼關係。我也不會因為世人對這部小説的意見而改變自己的寫作。老實説，我不相信語言可以改變什麼，我也不相信作者可以和讀者對話。人的語言永遠是渺小的，言不及義的。

記者：有沒有想過，你站在講臺上的時候，或許會有學生在下面議論你的《沙床》，會覺得尷尬或是有一絲的不快嗎？

葛紅兵：不會。我想我的學生有能力區分誰是講臺上的葛老師，誰是小説裏的“諸葛教授”。很多學生很喜歡我的小説，會在課後拿我的書來要我簽名，《我的N種生活》從2000年一直簽到今年6月，還有學生不斷地拿書來。《我的N種生活》是自傳小説，裏面幾乎每個細節都是真的，那部小説裏面，我對自己的解剖更徹底，我把自己的怯懦、頹廢、恐懼等等展露開來，讓所有的人一覽無余，但沒有學生因此議論我。

最後的我必將受到嘲笑

記者：現在許多人都可以從網上看到朱大可對於你及這本小説的批評，言辭苛刻，不乏諷刺之語，你回應了嗎？會不會為失去一個朋友而惋惜？

葛紅兵：朱大可曾經是我的朋友，但這次我覺得他是與我斷交了，沒有人會對朋友動用那麼惡毒的字眼。他説他“看見男人脫褲子了”，他還像市井女人一樣捂著眼睛發出了尖叫，更重要的是他的尖叫裏還夾雜了那麼多的粗俗的“方言”，“性暴露狂”、“露陰癖”等等，這已經完全不是學者的語言了。失去一個原本就並不志同道合的人的友誼，並不算什麼代價。但正因為他曾經是我的朋友，所以我願意回應他的批評。但是，我也知道我和朱大可之間的時代鴻溝——我們不可能獲得理解，哪怕是相互的諒解。他在用1980年代的頭腦看待今天的問題。他是文化本位主義者，試圖用他的文化、道德、話語標準來強暴2003年的作家。他屬於1980年代，他缺席了10年，現在突然又出場了，但是實際上只是身體出場而已，他的思想已經永遠地缺席了。

記者：也許朱大可並不痛恨“身體”，而是痛恨以“身體”為名的性公開化，情色表演呢？

葛紅兵：身體有自身的道德標準，這個標準比朱大可的文化標準更嚴酷。身體懂得如何自處：它懂得噁心、顫慄。其實，朱大可也好，其他人也罷，他們都沒有看過我的完整小説，可能只是看了網上流傳的一份故事梗概，如果這樣也能做批評，我應該在3歲的時候就是批評家了，3歲的時候，我已經能讀一千多個漢字了。其實事已至此，我已無心戀戰，最後的我必將受到嘲笑，我只能從譏謔中領受這個時代對我的獎賞。

我詛咒他們的飯碗

記者：當年你以兩份悼詞“宣告”當代文學的死亡，有時不禁困惑，現實是否真的已經這麼不堪？還是葛紅兵這人“無知者無畏”，或是借這個作秀？

葛紅兵：當我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裏摸爬滾打了10年之後，我發現這個領域並不值得我貢獻一生，這裡沒有我需要的真理，這是《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寫一份悼詞》的由來，我是懷著悲痛的心情，懷著和自己曾經的理想告別的心情寫那篇文章的。我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作家嗎？只要我們這樣問一句，我們就知道我們的現代文學是怎麼回事情了。

後來，我轉向了對文學史的反思，我要在理論上思考“什麼是文學”，“什麼是文學史”，“文學、文學史研究有價值嗎？”但是，這依然不能使我滿足，文學、文化只是人類歷史的衍生物，它和人類、人類史本身相比，非常渺小。它們根本不可能揭示人類世界的本質。這是《為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史寫一份悼詞》的由來。許多人以為我是在作秀，但是有幾個人能理解我的真實動機？一些沒有什麼信念的人，一些對真理沒有什麼追求的人，用這個做“學術”，做職業吃飯，他們要養家糊口，而我卻詛咒他們的飯碗，他們就罵我。事情就這樣簡單。

記者：你曾經説過，繁華盛世最應當引起知識分子注意的是文化在精神上整體性的“娛樂化”，而你似乎正成為這一娛樂化的典型代表，有人説，你總是無意間成為你自己觀點的破壞者？

葛紅兵：我的小説不是娛樂小説。郜元寶説過，我的小説構成了對當下自以為是的嚴肅文學的挑戰。嚴肅或世俗，不是以是否首印5萬本，是否以師生戀為題材來區分的。事實上，托爾斯泰的小説賣得都很好，都有愛情情色內容，但是，他們依然嚴肅，他的高貴的精神追求依然存在。

記者：如果小説內容我們不談，依然會有人説，“美男作家”的葛紅兵，“學術明星”的葛紅兵，不管你是有意還是無意，這難道不是“娛樂化”的表現嗎？

葛紅兵：“美男作家”的提法，我姑且聽之，我不會像小女人一樣跳出來説：我不是美男，我是醜男。“學術明星”批評來自武漢大學教授昌切。三年前，我因為《我的N種生活》到武漢做宣傳，他在媒體面前批評我，當時劉川鄂也這樣説過。他們都是我的朋友，這樣説是出於愛護，但是他們還是誤解了我。有各種各樣的學者，我是這樣一種學者：我永遠只追隨內心的激情。我還是我：我完全可以像薩特那樣把作家和學者的雙重身份統一起來。

向巴金獻禮

記者：據説此書原定於11月25日上市，是為了向巴金的百歲生日獻禮，可是我們都還記得你當年批判魯迅、錢鐘書、巴金這些前輩時的犀利和尖刻，會不會有人説葛紅兵的批判面孔是多變的？

葛紅兵：我們不一定要向完人獻禮，人的世界裏沒有基督。問題是：我們向巴金的什麼獻禮。我是向巴金的“説真話”獻禮，向“巴金的懺悔精神”獻禮，向作為“‘文革’紀念碑”的巴金獻禮，不是向巴金的職務以及他曾經的錯誤獻禮。

可能有人認為我根本沒有資格談論巴金精神，根本沒有資格向巴金獻禮，但巴金不應該為某些人所獨佔。

記者：你在《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寫一份悼詞》裏説過，巴金“就因為寫了隨想錄，別人都原諒了他”，其背後的潛臺詞不言自明。現在還堅持這樣的觀點嗎？

葛紅兵：説得不錯。但是，我們也可以對一個百歲老人表示寬容，尤其是他身上有值得我們汲取的精神資源，這樣的資源在無神論中國不多。我不願意在一個老人100歲的時候説他的錯誤。一個100歲老人的錯誤，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原諒的。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向這位老人表示我們的祝福和敬意。這是我要反其道而行之，向巴金獻禮的動機。我和我的學生們在論壇上曾經討論這個問題很久。我們都覺得有必要發起一項“把巴金還給民間的活動”，有必要發起一個“民間的向巴金生日表示祝福和獻禮”的活動。當然，我們失敗了，我們並沒有徵集到1000個簽名。

記者：別人的不支援或許會是出於懷疑你們做此項事情的動機。

葛紅兵：是啊。我已經在一個隨筆中寫過了：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沒有那種偉大的心靈，他們願意用偉大的靈魂來理解同時代人的舉動。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懷疑，他們寧可表示冷漠，也不願意參與，他們沒有一顆理解偉大事物的心靈。

記者：巴金會接受一本被指斥為“情色小説”的書向他致敬嗎？

葛紅兵：我想他會理解並接受的，他的作品，尤其是處女作誕生的時候，也曾經被當時的反動文人批評，巴金應該理解作為青年作家此刻的遭際。而且我以為，《沙床》是懺悔之書，是悲憫之書，是真實之書，我覺得它和巴金在精神上沒有衝突。

記者：媒體爆炒，可能是基於大眾認知中對於教授與情色小説的原本不相干的定位，你不擔心這樣的宣傳會影響到你為人師表的形象？

葛紅兵：在我的心目中，只有“農民”這個身份是我看重的，我感謝我的父母，讓我擁有了這個在常人看來可能代表了苦難和卑賤的“身份”，我將永遠永遠珍視它。此外，我對其他身份一概都不看重。 （朱紅軍）

■連結

葛是我的朋友，但我還是為他感到難受。一個學者，不以思想和文學力量見人，卻光著身子跑上大街，還做出害羞的樣子捂住了“臉蛋”（注意，不是捂住“羞處”），這種秀法，雖然捂住了他本人的臉，卻難免丟了中國文學界和學術界的臉。他和長江文藝合演的“欲説還羞”的“雙簧”，誰都看出來是自編自導自演的喜劇。由於葛的不懈努力，文學和娛樂、學術和情慾的界線完全消失了。葛是用他的臉在給中國文學續寫悼詞，而且也順手為他本人寫了一份悼詞。———朱大可

摘自陳黎《這是一個文學叫春的年代》

★葛紅兵

1968年生，評論家，作家。文學博士，教授，上海大學中文系副主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英國康橋大學高級訪問學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高級研究員；1991年起從事文學批評和創作，出版有長篇小説《我的N種生活》等七本、隨筆集六本、學術專著四本等，尤以《為20世紀中國文學寫一份悼詞》和《為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史寫一份悼詞》震驚了文壇。

《南方週末》2003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