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我想寫作一種新的小説  

    問:在讀者的印象中,你的文章大多是針砭現實、挑戰黑暗的雜文,你的形象也一直是一個怒髮沖冠、慷慨激昂的社會批判者。這一次,你為什麼要改變自己擅長的文體和固定的文風,轉而寫一部以愛情為題材的長篇小説呢?

    答:我認為,像一顆水晶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看都有不一樣的光澤一樣,一個寫作者的生命也具有獨一無二的豐富性。我承認在生活中我有“戰士”的一面,但不可能每時每刻都是“劍拔弩張”的。比尖銳、鋒利、剛強這些特徵更接近我生命的本真狀態的,應該是愛、溫柔、悲憫這樣的一些氣質。可惜的是,在我前幾年的作品中,雖然也有不少表現這些氣質的作品,卻被大多數讀者所忽視,只有很少數讀者注意到。因此,我想通過這部作品凸現一個更加完整和豐富的自我。

    《香草山》中所描述的這段生活經歷對我來説至關重要。它直接導致我對人生的認識發生了重大的轉化,這就是我放在《香草山》封底的一句話:“與其詛咒黑暗,不如讓自己發光。”這絕對不是一種“説法”,而是從我的內心生長出來的一棵正在成長的樹苗。在我今後的創作中,讀者朋友一定會從許多細節上發現我的這一轉變。

    在《香草山》中,我描述的是一個發生在現代社會的古典形態的愛情故事。我想通過這個故事表達我對愛情的基本看法:愛對人生來説是第一位的,沒有愛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我在這裡所説的愛,包括男女之愛,也包括對親人、對友人、對土地和對冥冥之中那個偉大的“神”的愛。

    問:據説,《香草山》是一部“自傳體”的愛情小説。其中,男主人公的名字使用的是你的真名;書中涉及到某些事件如與余秋雨關於“懺悔”問題的討論等,也都是與你相關的、曾經被媒體廣泛報道的真實事件。那麼,我們有這樣一種好奇心:這本書裏的“自傳”成分究竟有多大?

    答:我在寫《香草山》的時候,調動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生命體驗,包括童年時代的那些溫馨而憂傷的生命體驗。涉及我個人生活的部分,幾乎全部是真實的;而涉及家族歷史的部分,則有一定的藝術加工的成分。

    小説真正的主人公應該是那個名叫“寧萱”的女孩。她曾經是一個存在於我的想像中的女孩,而現在她就在我的現實生活中。這像是一個奇跡。

    《三國演義》標榜説“三分歷史,七分虛構”,而《香草山》則可以倒過來説,它是“七分真實,三分虛構”。

    我很喜歡王安憶一本小説的名字——《紀實與虛構》。其實,這也正是文學的本質,文學就是在紀實與虛構的張力之間的掙扎、尋找和追問。文學與科學一樣,顯示人類憑藉著自身的想像力究竟能夠走多遠。《香草山》有很大的自傳的成分,但它並不是一部單純的、典範的“自傳”,情節始終被我壓制在一個次要的地位上。《香草山》描述的是兩個人的生命軌跡,是樂章中兩個相互獨立又互相呼應的聲部。我試圖用自己的生命體驗來喚起別人沉睡的生命體驗。我希望,讀者閱讀的時候不要有發現“個人隱私”的慾望,那樣你一定會失望的。

    問:《香草山》的寫法與一般的小説不同,它是由書信和日記連綴而成的。採用這種結構方式,議論和抒情的部分比重很大,會導致故事性被沖淡。你在寫作第一本小説的時候,在形式上就敢於這樣隨心所欲,有沒有擔心被讀者和評論家指責為“根本不懂得怎麼寫小説”?

    答:小説的形式,並不是我刻意求新。《香草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書中的許多情書和日記,都是當時真實的“歷史文本”,具有“原生態”的意義,我儘量不作加工和修飾。近年來,隨著電話和網路的普及,書信逐漸退出人們的生活。但我始終認為傳統的書信中承載著最深沉、最真實的感情。所以,我“就地取材”地在小説中使用了大量的書信。

    當然,在結構全書的時候,我還是作了精心安排和設計。全書分為9章,每一章又分9節,一共81節。某些章節可以獨立出來閱讀,一點也不會給人斷裂和零碎之感;而所有的章節像多米諾骨牌一樣,連接起來又渾然一體、缺一不可。

    至於這本書是不是“小説”,並不在我考慮的範圍之列。在我的心目中,小説從來就沒有一個既定的“模式”——即使別人認為有一個所謂的“模式”,我也不會按照它來寫作。我只會遵從我內心的要求來寫作,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我不害怕《香草山》成為一個“四不像”。

    從某種意義上説,《香草山》是一部抒情化的小説、詩化的小説。它沒有體現出我“講故事”的能力,而體現出了我在抒情方面的能力。我自己認為《香草山》超越了我此前所有的作品——無論是在語言上,還是在思想上。因此,我絲毫不擔心它受到冷遇和排斥。

    問:寫完這本小説之後,你是否會把自己創作的重點轉向寫小説?

    答:寫小説是艱苦的,也是快樂的。今後我肯定會繼續寫小説,當然是寫與《香草山》迥然不同的小説。

    我會不斷地嘗試新文體的寫作,比如傳記、報告文學等。在嘗試的過程中,我也將努力突破舊有的文體上的劃分。

    我不會放棄近代文學史、學術史和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我脫離了學院和學術界,我的心態一下子變得自由多了。我不必依靠發表多少論文來獲得學位和評定職稱,也無須得到權威人士的承認和褒獎,我更願意做一種有“野狐禪”特色的學問、一種有趣味也有性情的學問。

    當然,我還會繼續雜文的寫作,在雜文寫作中也要求新、求變。這是一塊我所喜愛的“自己的園地”。 (南浦)

    《中國文化報》200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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