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張瑞敏第一次提出海爾要進入世界500強。2005年4月8日,山東省有關部門公佈海爾集團2004年營業收入1016億元人民幣(超過120億美元),進入世界500強“已成定局”。消息一齣,輿論反響熱烈,短短一天多的時間,新浪網上的帖子就達到了700多條。作為一條財經消息,能引起如此反應並不多見,某種程度上説明瞭國人的心情。10年努力終成正果,海爾該高興了吧,但據説海爾保持“低調”,或許是因為張瑞敏説過“再喊會有負作用”?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借此討論一下相關問題。
中國企業的“500強情結”
作為一名研究人員,筆者一直困惑于中國企業界以至中國人的“500強情結”。世界上似乎還沒有哪個國家如此高抬那份美國雜誌,它不過把世界上的企業按照營業收入排了一下序而已,還不見得所有大企業都參評;前些年還只評製造業的,近年才把服務業包括進來。即使在美國,也沒有哪個企業把進入500強作為目標——股東們只關注利潤多少,利潤減少了他會問責管理層,但絕不會指責管理層“怎麼沒進500強”或者“去年還是500強今年怎麼出來了”。管理層更不會傻到把進入500強作為經營業績去向董事會邀功。但在我們歷史悠久、自視甚高的中國怎麼就變了呢?但凡有點頭臉的企業,都以進入500強為驕傲,以進不去為恥辱,於是必須高聲宣佈“在XX年內進入500強”的宏偉目標,似乎不如此就顯得沒有追求。政府也在千方百計幫助企業實現500強的目標,除了以“快速增肥法”催生了中國的一批500強企業外,還在政策上積極為企業成為500強創造條件,甚至在招商引資方面,也把國外的500強榜樣作為“重中之重”。君不見各地都把“引入了多少500強企業項目”作為一個政績宣揚指標嗎?如此氛圍裏,媒體自然也不甘寂寞,率領國人給予了足夠關注,報道企業的時候這是個熱點,每年的500強名單出爐必炒作一番,哪些企業進了,哪些企業離得近了,不一而足。今年更絕,人家的名單出來還早著呢,我們已經宣佈板上釘釘了。《財富》的編輯們可真得體諒我們如此的熱捧,別到時候把第500強的營業收入抬高到130億美元,豈不讓我們尷尬!
但作為一個中國人,筆者也完全能理解國人的這種心態。利害關係導致的變異就不説了吧,百姓的情緒可純粹是一種期待或者是渴望。即使那些質疑海爾業績的人們,心裏還不一樣眼巴巴地盼著中國的企業能夠矗立在500強中?百多年來,中國積貧積弱、飽受欺淩,被壓抑得太久了,所以國民心中有強烈的要證明自己、要在世界上揚眉吐氣的衝動。而在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的國際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況下,500強就成了一個尺規。有多少企業進入500強,什麼樣的企業進入500強,成了我們以為的國際上認可中國企業競爭力、肯定中國經濟實力的標誌。海爾這個“準”500強,只不過是再次把國人的期望引發出來而已。
沒有批量生産500強的制度環境
我們不是沒有500強。2004年,我國有14家企業上榜,國家電網公司以583.48億美元的營業收入排名第46位。但看看這些企業的構成,卻讓人慚愧:絕大部分都是壟斷行業的壟斷性國有企業。國家電網公司自不必説,石油石化行業3家(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52位、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54位、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270位)、金融保險業5家(中國人壽保險公司241位、中國工商銀行243位、中國建設銀行331位、中國銀行358位、中國農業銀行412位)、電信業2家(中國移動通訊公司242位、中國電信257位),只有上海寶鋼集團(372位)、中國糧油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415位)和上汽集團(461位)還算是市場競爭出來的,但也有不足為外人道的地方,如糧油集團是靠糧食進出口專營打下的底子,政府到現在還在嚴把汽車的市場準入關。正因為如此,對這些企業進入500強,企業、媒體和國人確實是“低調”或者是“心虛”,自己知道沒有什麼可驕傲的啊!
在中國一直很風光、也公認為市場競爭最激烈最充分的家電業中有企業進入了500強,情況似乎就有所不同。原來那些進去的企業,多半是靠行政命令“攢”起來的、靠行政壟斷“發”起來的,中國人自己先就不認可,而海爾進去,卻有了道義上的底氣,似乎預示著一種質的變化。對於海爾之後的企業,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但筆者卻不以為然。並非是説中國企業的整體實力不行,雖然中國企業500強和世界500強相距甚遠——資料表明,2004中國企業500強只相當於世界企業500強資産規模的5.61%,營業收入的7.3%,利潤的5.22%;每人平均營業收入中國500強只有世界500強的16.23%,每人平均利潤只有11.62%,每人平均資産則為12.46%——而是沒有適宜的制度環境。沒有必要的制度環境,是不可能批量生産500強的。
比如説家電行業,明星企業多多,但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家進入500強(海爾先別算罷)。不是説中國的市場規模不夠孕育出個500強,也不是説中國的生産要素優勢不足以支撐起個500強,而是中國的制度環境銷蝕了中國企業的發展基礎。若按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法則,中國的大部分家電企業早就“死翹翹”了,但實際上大多數企業還“活著”——靠政府輸血活著,躺在政府身上活著,中國現在不是還有七八十個彩電品牌麼!該死的企業不死,該活的企業也就活不好。因為該死的企業不但繼續霸佔著各種寶貴資源,還在繼續扭曲、破壞著市場規則和競爭秩序,進而把該活或可能活的企業也一起拖向地獄。
在這樣的制度環境裏,那些明星企業的不合理行為也就不是什麼稀奇的了。就像以“振興民族産業”為己任的長虹,把自己作為中國企業的“旗手”,可其作為卻實在讓人難以茍同。且不説囤積彩管的是非,長虹出口美國就是令人瞠目結舌、匪夷所思的失敗。原來長虹不搞什麼國際化,專做國內市場,但在國內市場競爭白熱化、庫存積壓嚴重的情況下,竟然説出就出,根本不用做什麼“戰略研究”和“市場行銷”,就實現了“百萬彩電過大洋”,一年出口美國幾個億。但結果是形成了長虹高達4.67億美元的壞賬,以及中國彩電在美國市場幾乎全軍覆沒,多年的市場開發努力毀於一旦!連累其他中國企業跟著遭了池魚之殃。
讓人想不通的是,以倪先生之精明,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呢?美國市場不是他親自去考察的嗎?對出口風險規避一點都不了解嗎?對反傾銷之類的國際貿易規則一竅不通嗎?即使他不懂,難道他手下沒有一個人懂嗎?難道懂的人不會提醒他嗎?匯票居然被銀行拒付幾十次,怎麼可能發生這麼荒唐之極的事情呢?指責那個華裔經銷商是沒用的,槍斃了他也挽不回損失(長虹説可以追回1.5億,真是幼稚,或者是故意説謊;否則就是那個華商弱智,或者是良心未泯,還在公司的名頭下留那麼多資産等你去追);指責倪先生也沒有什麼意義,他已經把一世英名葬送了,假如沒有幕後交易,追究個瀆職罪又能怎樣?多半還是“工作失誤”、“瑕不掩瑜”了之。
那麼,到底誰應該對此負責?説到底,還是制度。是國有企業的産權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種種弊端,如管理人員任命制、沒有監督、沒有制衡、有權無責、有責無利等等,導致了這一悲劇的發生。但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絕不是個案,此類事件以前很多,今後還不會少——假如國有企業沒有根本性改革的話。
但事情的發展似乎愈加令人悲觀。有政府權威機構的權威人士説,解決國有資産流失問題,“是個世界性難題”,“至今無解”。嗚呼!我們無言。借用哲學家的話説吧,為什麼會造成國有資産流失?因為國有資産在那兒呢!
剖析海爾“國際化”道路
即將進500強的海爾,其作為也頗有可商榷之處。前幾年作為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典型案例,海爾在美國投資生産家電曾被廣泛宣傳。但遺憾的是,如此鋪天蓋地的報道,卻缺乏一些最基本的數據支撐:海爾美國項目的投資金額是多少?生産能力有多大?年銷售額是多少?市場佔有份額多大?這些數字,幾乎成了絕密,即使去海爾也問不出來。但那些形象化的宣傳卻很多,比如津津樂道當地把海爾工廠門前的路命名為“海爾路”等等。
因沒有新的、更詳細的資料,無從判斷這一投資案例的成敗。但僅從理論和經驗判斷,這一行為是違背投資規律的。眾所週知,美國本土上世紀八十年代就不生産電視機了,原因很簡單,成本太高,划不來。難以想像,在經過了20年之後,連承接了上一波家電生産轉移的日本、南韓都開始大規模向中國轉移生産的時候——日本、南韓的電子業巨頭已有計劃,今後幾年將把家電生産中心轉向中國,某些産品生産甚至全部遷到中國,中國的企業難道能逆勢而行,跑到美國去投資生産家電?現在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家電生産基地,配套最齊全,美國反而是少這缺那的,怎麼把那機子攢起來?如果零部件還要從中國採購,那可就更不對了,出整機總比出零部件划算啊!不説運輸成本,單勞動力就算不過賬來,總不能放著中國便宜勞動力甚至是現成的生産能力不用,而出口零部件到美國去用比我們高幾十倍的勞動力成本組裝吧?若説那是張瑞敏逆向思維的結果倒有可能,但並不是所有的逆向思維都是對的,畢竟還有客觀因素的制約。
所以,筆者的結論是,海爾投資美國生産家電,即便成功了也是特例,不可能推而廣之,成為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榜樣。這樣做,也無助於海爾成為旗艦型的中國跨國公司。
但筆者不得不承認,這確實有助於成就海爾“國際化”的形象。“走出去”得有動作啊,海爾投資美國得到了足夠的媒體關注度,那鋪天蓋地的報道、評論,比當年的中央電視臺標王更風光,廣告效果也更好。所以與其説海爾投資美國是個成功的投資案例,不如説是個成功的公關案例。張瑞敏成為中國公認的第一首席執行官,海爾品牌已值616億元,海爾也從一個街道集體企業,逐漸成為青島市委、市政府直接抓的“疑似”國有企業。
此外,海爾的很多舉措都頗有可商榷之處,包括效倣通用進軍金融領域。海爾搞物流還説得過去,畢竟中國的第三方物流不發達,想找人做也找不到。但做制藥對海爾有什麼好處嗎?一年不到一個億的銷售額值得海爾花費精力嗎?保險利潤是很高,海爾也能通過自己的特殊地位拿到稀缺的執照,還能通過合資彌補一點不通保險的缺陷,可迥然不同的運作模式以及企業、行業文化,海爾及其高層主管能夠適應、融合嗎?在中國目前固然投資機會多多,某些行業還有暴利,但對於一個志存高遠的企業和企業家來説,卻必須面對誘惑要能把持得住,對企業的定位和發展戰略有清醒的認識。
再説海爾的內部治理結構。雖然海爾有“日清日高”工作法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設,但都在生産管理層面,屬於技術性的,更為重要的公司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卻似乎有所欠缺。很清楚的一個事實是,海爾幾乎完全依賴於張瑞敏。沒有韋爾奇的通用還是通用,沒有張瑞敏的海爾還是海爾嗎?誰都知道一個企業,尤其是大企業的命運不能繫於一人,關鍵是建立公司制度,可海爾這樣的中國企業能夠做到嗎?可另一方面,海爾如果可以依靠制度良好運轉,或者説,張瑞敏離去不至於讓海爾的天塌下來,那張瑞敏怎麼辦?他退休以後,除了拿退休工資,即使按市領導級別拿吧,每月不過幾千塊錢,嘔心瀝血20年、資産數百億的海爾與他何干?在中國現有情況下,他搞企業制度建設,無異於砸自己飯碗。張瑞敏也是“理性人”啊!
制度缺失歸根産權失位
歸根到底,中國企業的制度缺失,根源在於産權失位。郎教授捍衛中國國有資産的精神可嘉,但力氣用錯了地方。國企改制不是不能搞,而是必須搞,關鍵是怎麼搞。中國銀行、中國電信、中石油這樣的企業自然不能簡單MBO,這些企業主要可不是來自於管理層的貢獻;但海爾、TCL,甚至長虹,為什麼不能?中國人不傻,公平公正而又有助於提高效率的辦法總能找出來。沒有最優方案,次優方案也能找出來,而絕不能一條道走到黑,非抱著最壞的方案不放,甚至還有意無意地強化它。
海爾發展到今天,即使考慮所有的因素,包括初始的集體資本、政府的支援等等,張瑞敏個人無疑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以他對海爾的貢獻,給他海爾一半産權都不過分。並且不是賣,而是送。這絕不是造成了“國有資産的流失”,而恰恰是還企業産權的本來面目,是張瑞敏該得的。並且,這也是海爾要想真正發展成中國的跨國公司、在500強裏站住腳所必須的。
筆者從不否認中國人的企業家素質,而張瑞敏、倪潤峰等人無疑又是中國企業家中的佼佼者。他們犯的一些連筆者這樣的研究人員都能看出來的常識性錯誤,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素質和能力,而是因為內部和外部的制度環境。站在他們的角度想一想,他們的某些看似不合理的決策,不正是合情合理的嗎?反過來再想一想,假如他們的個人權益得到了應有實現,公司産權制度有了根本性改變,他們是否會制定出更為合理的公司經營戰略,在遇到上述相同問題時是否會做出更為合理的決策呢?
毋庸諱言,我們還沒有建立起適宜中國跨國公司生長的制度環境。筆者從不擔心中國人、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但卻不能不擔心制度扭曲壓抑所導致的競爭力削弱乃至喪失。讓我們的企業捆著手腳去角鬥,先就居於下風甚至已經敗了。
21世紀的國際競爭,與其説是技術的競爭,不如説是人才的競爭;而與其説是人才的競爭,不如説是制度的競爭!中國建立跨國公司,技術不是短板,購買、研發,都可解決;人才不是短板,中國有大量高素質人才,又有超強的學習能力;資源也不是短板,比不了美國,總比日本強得多吧——但制度環境卻絕對是短板,並且是短期內難以解決或彌補的。所以,要培育出中國的跨國公司,關鍵是要建設良好的制度環境。而這需要全體國人的勇氣和智慧,以及,痛苦。
世界著名會計師事務所首席執行官白禮德預測,到2010年中國企業“有能力”佔據500強的10%。但遺憾的是,我們似乎至今仍未找到批量生産跨國公司的良方。可實際上,説簡單也簡單,前提條件就是不要違反經濟規律,也別違反人性。把該理順的理順了,何愁中國企業起不來呢! (馬宇 商務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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