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５年，張瑞敏第一次提出海爾要進入世界５００強。２００５年４月８日，山東省有關部門公佈海爾集團２００４年營業收入１０１６億元人民幣（超過１２０億美元），進入世界５００強“已成定局”。消息一齣，輿論反響熱烈，短短一天多的時間，新浪網上的帖子就達到了７００多條。作為一條財經消息，能引起如此反應並不多見，某種程度上説明瞭國人的心情。１０年努力終成正果，海爾該高興了吧，但據説海爾保持“低調”，或許是因為張瑞敏説過“再喊會有負作用”？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借此討論一下相關問題。

中國企業的“５００強情結”

作為一名研究人員，筆者一直困惑于中國企業界以至中國人的“５００強情結”。世界上似乎還沒有哪個國家如此高抬那份美國雜誌，它不過把世界上的企業按照營業收入排了一下序而已，還不見得所有大企業都參評；前些年還只評製造業的，近年才把服務業包括進來。即使在美國，也沒有哪個企業把進入５００強作為目標——股東們只關注利潤多少，利潤減少了他會問責管理層，但絕不會指責管理層“怎麼沒進５００強”或者“去年還是５００強今年怎麼出來了”。管理層更不會傻到把進入５００強作為經營業績去向董事會邀功。但在我們歷史悠久、自視甚高的中國怎麼就變了呢？但凡有點頭臉的企業，都以進入５００強為驕傲，以進不去為恥辱，於是必須高聲宣佈“在ＸＸ年內進入５００強”的宏偉目標，似乎不如此就顯得沒有追求。政府也在千方百計幫助企業實現５００強的目標，除了以“快速增肥法”催生了中國的一批５００強企業外，還在政策上積極為企業成為５００強創造條件，甚至在招商引資方面，也把國外的５００強榜樣作為“重中之重”。君不見各地都把“引入了多少５００強企業項目”作為一個政績宣揚指標嗎？如此氛圍裏，媒體自然也不甘寂寞，率領國人給予了足夠關注，報道企業的時候這是個熱點，每年的５００強名單出爐必炒作一番，哪些企業進了，哪些企業離得近了，不一而足。今年更絕，人家的名單出來還早著呢，我們已經宣佈板上釘釘了。《財富》的編輯們可真得體諒我們如此的熱捧，別到時候把第５００強的營業收入抬高到１３０億美元，豈不讓我們尷尬！

但作為一個中國人，筆者也完全能理解國人的這種心態。利害關係導致的變異就不説了吧，百姓的情緒可純粹是一種期待或者是渴望。即使那些質疑海爾業績的人們，心裏還不一樣眼巴巴地盼著中國的企業能夠矗立在５００強中？百多年來，中國積貧積弱、飽受欺淩，被壓抑得太久了，所以國民心中有強烈的要證明自己、要在世界上揚眉吐氣的衝動。而在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的國際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況下，５００強就成了一個尺規。有多少企業進入５００強，什麼樣的企業進入５００強，成了我們以為的國際上認可中國企業競爭力、肯定中國經濟實力的標誌。海爾這個“準”５００強，只不過是再次把國人的期望引發出來而已。

沒有批量生産５００強的制度環境

我們不是沒有５００強。２００４年，我國有１４家企業上榜，國家電網公司以５８３．４８億美元的營業收入排名第４６位。但看看這些企業的構成，卻讓人慚愧：絕大部分都是壟斷行業的壟斷性國有企業。國家電網公司自不必説，石油石化行業３家（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５２位、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５４位、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２７０位）、金融保險業５家（中國人壽保險公司２４１位、中國工商銀行２４３位、中國建設銀行３３１位、中國銀行３５８位、中國農業銀行４１２位）、電信業２家（中國移動通訊公司２４２位、中國電信２５７位），只有上海寶鋼集團（３７２位）、中國糧油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４１５位）和上汽集團（４６１位）還算是市場競爭出來的，但也有不足為外人道的地方，如糧油集團是靠糧食進出口專營打下的底子，政府到現在還在嚴把汽車的市場準入關。正因為如此，對這些企業進入５００強，企業、媒體和國人確實是“低調”或者是“心虛”，自己知道沒有什麼可驕傲的啊！

在中國一直很風光、也公認為市場競爭最激烈最充分的家電業中有企業進入了５００強，情況似乎就有所不同。原來那些進去的企業，多半是靠行政命令“攢”起來的、靠行政壟斷“發”起來的，中國人自己先就不認可，而海爾進去，卻有了道義上的底氣，似乎預示著一種質的變化。對於海爾之後的企業，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但筆者卻不以為然。並非是説中國企業的整體實力不行，雖然中國企業５００強和世界５００強相距甚遠——資料表明，２００４中國企業５００強只相當於世界企業５００強資産規模的５．６１％，營業收入的７．３％，利潤的５．２２％；每人平均營業收入中國５００強只有世界５００強的１６．２３％，每人平均利潤只有１１．６２％，每人平均資産則為１２．４６％——而是沒有適宜的制度環境。沒有必要的制度環境，是不可能批量生産５００強的。

比如説家電行業，明星企業多多，但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家進入５００強（海爾先別算罷）。不是説中國的市場規模不夠孕育出個５００強，也不是説中國的生産要素優勢不足以支撐起個５００強，而是中國的制度環境銷蝕了中國企業的發展基礎。若按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法則，中國的大部分家電企業早就“死翹翹”了，但實際上大多數企業還“活著”——靠政府輸血活著，躺在政府身上活著，中國現在不是還有七八十個彩電品牌麼！該死的企業不死，該活的企業也就活不好。因為該死的企業不但繼續霸佔著各種寶貴資源，還在繼續扭曲、破壞著市場規則和競爭秩序，進而把該活或可能活的企業也一起拖向地獄。

在這樣的制度環境裏，那些明星企業的不合理行為也就不是什麼稀奇的了。就像以“振興民族産業”為己任的長虹，把自己作為中國企業的“旗手”，可其作為卻實在讓人難以茍同。且不説囤積彩管的是非，長虹出口美國就是令人瞠目結舌、匪夷所思的失敗。原來長虹不搞什麼國際化，專做國內市場，但在國內市場競爭白熱化、庫存積壓嚴重的情況下，竟然説出就出，根本不用做什麼“戰略研究”和“市場行銷”，就實現了“百萬彩電過大洋”，一年出口美國幾個億。但結果是形成了長虹高達４．６７億美元的壞賬，以及中國彩電在美國市場幾乎全軍覆沒，多年的市場開發努力毀於一旦！連累其他中國企業跟著遭了池魚之殃。

讓人想不通的是，以倪先生之精明，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呢？美國市場不是他親自去考察的嗎？對出口風險規避一點都不了解嗎？對反傾銷之類的國際貿易規則一竅不通嗎？即使他不懂，難道他手下沒有一個人懂嗎？難道懂的人不會提醒他嗎？匯票居然被銀行拒付幾十次，怎麼可能發生這麼荒唐之極的事情呢？指責那個華裔經銷商是沒用的，槍斃了他也挽不回損失（長虹説可以追回１．５億，真是幼稚，或者是故意説謊；否則就是那個華商弱智，或者是良心未泯，還在公司的名頭下留那麼多資産等你去追）；指責倪先生也沒有什麼意義，他已經把一世英名葬送了，假如沒有幕後交易，追究個瀆職罪又能怎樣？多半還是“工作失誤”、“瑕不掩瑜”了之。

那麼，到底誰應該對此負責？説到底，還是制度。是國有企業的産權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種種弊端，如管理人員任命制、沒有監督、沒有制衡、有權無責、有責無利等等，導致了這一悲劇的發生。但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絕不是個案，此類事件以前很多，今後還不會少——假如國有企業沒有根本性改革的話。

但事情的發展似乎愈加令人悲觀。有政府權威機構的權威人士説，解決國有資産流失問題，“是個世界性難題”，“至今無解”。嗚呼！我們無言。借用哲學家的話説吧，為什麼會造成國有資産流失？因為國有資産在那兒呢！

剖析海爾“國際化”道路

即將進５００強的海爾，其作為也頗有可商榷之處。前幾年作為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典型案例，海爾在美國投資生産家電曾被廣泛宣傳。但遺憾的是，如此鋪天蓋地的報道，卻缺乏一些最基本的數據支撐：海爾美國項目的投資金額是多少？生産能力有多大？年銷售額是多少？市場佔有份額多大？這些數字，幾乎成了絕密，即使去海爾也問不出來。但那些形象化的宣傳卻很多，比如津津樂道當地把海爾工廠門前的路命名為“海爾路”等等。

因沒有新的、更詳細的資料，無從判斷這一投資案例的成敗。但僅從理論和經驗判斷，這一行為是違背投資規律的。眾所週知，美國本土上世紀八十年代就不生産電視機了，原因很簡單，成本太高，划不來。難以想像，在經過了２０年之後，連承接了上一波家電生産轉移的日本、南韓都開始大規模向中國轉移生産的時候——日本、南韓的電子業巨頭已有計劃，今後幾年將把家電生産中心轉向中國，某些産品生産甚至全部遷到中國，中國的企業難道能逆勢而行，跑到美國去投資生産家電？現在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家電生産基地，配套最齊全，美國反而是少這缺那的，怎麼把那機子攢起來？如果零部件還要從中國採購，那可就更不對了，出整機總比出零部件划算啊！不説運輸成本，單勞動力就算不過賬來，總不能放著中國便宜勞動力甚至是現成的生産能力不用，而出口零部件到美國去用比我們高幾十倍的勞動力成本組裝吧？若説那是張瑞敏逆向思維的結果倒有可能，但並不是所有的逆向思維都是對的，畢竟還有客觀因素的制約。

所以，筆者的結論是，海爾投資美國生産家電，即便成功了也是特例，不可能推而廣之，成為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榜樣。這樣做，也無助於海爾成為旗艦型的中國跨國公司。

但筆者不得不承認，這確實有助於成就海爾“國際化”的形象。“走出去”得有動作啊，海爾投資美國得到了足夠的媒體關注度，那鋪天蓋地的報道、評論，比當年的中央電視臺標王更風光，廣告效果也更好。所以與其説海爾投資美國是個成功的投資案例，不如説是個成功的公關案例。張瑞敏成為中國公認的第一首席執行官，海爾品牌已值６１６億元，海爾也從一個街道集體企業，逐漸成為青島市委、市政府直接抓的“疑似”國有企業。

此外，海爾的很多舉措都頗有可商榷之處，包括效倣通用進軍金融領域。海爾搞物流還説得過去，畢竟中國的第三方物流不發達，想找人做也找不到。但做制藥對海爾有什麼好處嗎？一年不到一個億的銷售額值得海爾花費精力嗎？保險利潤是很高，海爾也能通過自己的特殊地位拿到稀缺的執照，還能通過合資彌補一點不通保險的缺陷，可迥然不同的運作模式以及企業、行業文化，海爾及其高層主管能夠適應、融合嗎？在中國目前固然投資機會多多，某些行業還有暴利，但對於一個志存高遠的企業和企業家來説，卻必須面對誘惑要能把持得住，對企業的定位和發展戰略有清醒的認識。

再説海爾的內部治理結構。雖然海爾有“日清日高”工作法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設，但都在生産管理層面，屬於技術性的，更為重要的公司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卻似乎有所欠缺。很清楚的一個事實是，海爾幾乎完全依賴於張瑞敏。沒有韋爾奇的通用還是通用，沒有張瑞敏的海爾還是海爾嗎？誰都知道一個企業，尤其是大企業的命運不能繫於一人，關鍵是建立公司制度，可海爾這樣的中國企業能夠做到嗎？可另一方面，海爾如果可以依靠制度良好運轉，或者説，張瑞敏離去不至於讓海爾的天塌下來，那張瑞敏怎麼辦？他退休以後，除了拿退休工資，即使按市領導級別拿吧，每月不過幾千塊錢，嘔心瀝血２０年、資産數百億的海爾與他何干？在中國現有情況下，他搞企業制度建設，無異於砸自己飯碗。張瑞敏也是“理性人”啊！

制度缺失歸根産權失位

歸根到底，中國企業的制度缺失，根源在於産權失位。郎教授捍衛中國國有資産的精神可嘉，但力氣用錯了地方。國企改制不是不能搞，而是必須搞，關鍵是怎麼搞。中國銀行、中國電信、中石油這樣的企業自然不能簡單ＭＢＯ，這些企業主要可不是來自於管理層的貢獻；但海爾、ＴＣＬ，甚至長虹，為什麼不能？中國人不傻，公平公正而又有助於提高效率的辦法總能找出來。沒有最優方案，次優方案也能找出來，而絕不能一條道走到黑，非抱著最壞的方案不放，甚至還有意無意地強化它。

海爾發展到今天，即使考慮所有的因素，包括初始的集體資本、政府的支援等等，張瑞敏個人無疑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以他對海爾的貢獻，給他海爾一半産權都不過分。並且不是賣，而是送。這絕不是造成了“國有資産的流失”，而恰恰是還企業産權的本來面目，是張瑞敏該得的。並且，這也是海爾要想真正發展成中國的跨國公司、在５００強裏站住腳所必須的。

筆者從不否認中國人的企業家素質，而張瑞敏、倪潤峰等人無疑又是中國企業家中的佼佼者。他們犯的一些連筆者這樣的研究人員都能看出來的常識性錯誤，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素質和能力，而是因為內部和外部的制度環境。站在他們的角度想一想，他們的某些看似不合理的決策，不正是合情合理的嗎？反過來再想一想，假如他們的個人權益得到了應有實現，公司産權制度有了根本性改變，他們是否會制定出更為合理的公司經營戰略，在遇到上述相同問題時是否會做出更為合理的決策呢？

毋庸諱言，我們還沒有建立起適宜中國跨國公司生長的制度環境。筆者從不擔心中國人、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但卻不能不擔心制度扭曲壓抑所導致的競爭力削弱乃至喪失。讓我們的企業捆著手腳去角鬥，先就居於下風甚至已經敗了。

２１世紀的國際競爭，與其説是技術的競爭，不如説是人才的競爭；而與其説是人才的競爭，不如説是制度的競爭！中國建立跨國公司，技術不是短板，購買、研發，都可解決；人才不是短板，中國有大量高素質人才，又有超強的學習能力；資源也不是短板，比不了美國，總比日本強得多吧——但制度環境卻絕對是短板，並且是短期內難以解決或彌補的。所以，要培育出中國的跨國公司，關鍵是要建設良好的制度環境。而這需要全體國人的勇氣和智慧，以及，痛苦。

世界著名會計師事務所首席執行官白禮德預測，到２０１０年中國企業“有能力”佔據５００強的１０％。但遺憾的是，我們似乎至今仍未找到批量生産跨國公司的良方。可實際上，説簡單也簡單，前提條件就是不要違反經濟規律，也別違反人性。把該理順的理順了，何愁中國企業起不來呢！ （馬宇 商務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