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貿組織坎昆部長會議無果而終。既然如此，互相指責無濟於事。對於ＷＴＯ的所有成員，不管是發達的、發展中的還是最不發達的，根本利益所在，不是阻止談判的進行，或者使談判失敗，而是本著建設性的態度去參與談判，推進談判，促進協議的達成。
世貿組織成員發展水準差異極大，對於某些議題、協議表現出差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個問題，是不可能消除的，只能夠彌補或者縮小。這就要求各成員方，必須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也要考慮其他成員的利益訴求，通過談判尋找到所有成員都能接受的“平衡點”。但同樣必須清楚的是，這個“平衡點”，也不是對於各方利益的實現都是一樣的。這取決於各自的話語權，也取決於各自對於自身利益的判斷，更取決於此後各方對協議的履行及各自的應對。對於我國來説，應該深長思之。我們的利益取向，或許在很多方面並不能與發達國家完全吻合，但卻有著巨大的相互利益；而與發展中國家，固然在很多領域有共同語言，但利益訴求卻也可能相差甚遠。在這樣的國情下，我們應該採取既不同於發達國家，也不同於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開放戰略，並在此基礎上確定我們的貿易談判戰略，包括立場、原則、觀點和策略選擇。我國的經濟外交需要大智慧和新思維。
世貿組織坎昆部長會議無果而終。慶倖也好，失望也罷，各成員方的部長們似乎就是把各自的利益訴求表達了出來，卻在解決分歧方面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甚至反而加深了。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不可能在原定時間內成功結束幾乎是肯定的。
實際上在會議之前，就沒有誰對結果表示樂觀，但失敗得如此乾脆還是出乎意料。歐盟貿易代表拉米表現得十分無奈，稱對發展中國家強烈的反對意見“確實沒有想到”；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指責一些代表團拒絕妥協，把失敗的原因歸咎於“不願做的一群”；一些會外組織譴責發達國家不顧發展中國家的意願強行推動他們的主張，才導致了會談的失敗；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對會議未能取得成果表示遺憾，希望坎昆會議“不是貿易談判之路的終點”，但他同時也對發展中國家能團結起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感到高興，相信這一“可喜”進展將對未來産生積極影響；巴西外長阿莫林則認為這次會議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是“成功的”，因為這些國家在提出訴求上表現得團結一致。第一次以正式成員身份參加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呂福源説，會議結果令人遺憾，但“多哈發展議程”仍將繼續進行，中國願與其他成員一道，共同努力推進新一輪談判和多邊貿易體制向前發展。
很顯然，互相指責是無濟於事的。對於ＷＴＯ的所有成員，不管是發達的、發展中的還是最不發達的，根本利益所在，不是阻止談判的進行，或者使談判失敗，而是如何促進協議的達成。或許世貿組織還不能算是一個“平衡的”多邊貿易體系，或許其已有的規則和協議對於某些成員來説並不是“平等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世貿組織及其一系列的規則和協議，對於所有成員來説，整體上都是有益的；正在進行的“多哈發展議程”，對於世貿組織和所有成員方來説，也是必要的。否則，為什麼要由在世界經濟中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上百個國家和地區，花費幾十年的時間、耗費幾代人的精力、動用如此龐大的資源去建立這樣一個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框架體系？但成功總比失敗困難得多，這就要求所有成員方，都應該本著建設性的態度去參與談判，推進談判，而不是明迎實拒，因小失大，甚至乾脆就是破壞性的。
當然，這裡有個利益判斷問題。世貿組織成員發展水準差異極大，各國的國情、政情也不相同，對於某些議題、協議表現出差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個問題，是不可能消除的，只能夠彌補或者縮小。這就要求各成員方，必須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也要考慮其他成員的利益訴求，通過談判尋找到所有成員都能接受的“平衡點”。但同樣必須清楚的是，這個“平衡點”，也不是對於各方利益的實現都是一樣的，而是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至於誰得的多一些，誰得的少一些，取決於各自的話語權，也取決於各自對於自身利益的判斷，更取決於此後各方對協議的履行及各自的應對。本次坎昆會議，讓人遺憾的，不是會議的失敗，而是為什麼失敗：某些成員，似乎過於注重了話語權，而忽視了利益；或者説，對表面意義上的話語權的重視，可能源於對實質利益的認識不清。
比如説，關於農業問題。筆者不否認其中的不公平現象：９０％的農業補貼集中的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經合組織成員農業補貼高達３３００億美元；而發展中成員不但無力補貼，還要開放本國農産品市場。此次談判中，歐盟同意取消關係到發展中國家特殊利益的農業補貼，但拒絕設立特定期限；美國同意取消農産品出口補貼，但要求對方也作出讓步——這當然也是會議失敗的原因。具體談判程式上，發展中成員強調應首先討論農業問題，然後再討論市場準入問題；而發達成員卻急於討論啟動“新加坡議題”，最終一崩兩散。若如此僵持下去，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照樣保持著，發展中國家的農産品市場照樣封閉著，對誰有好處呢？如果盤點損失，對誰損失更大？
還有投資問題。這本是擬啟動的談判議題之一。但因為某些發展中成員擔心新談判的“多邊投資框架（ＭＦＩ）”可能有利於跨國公司、犧牲本國産業，以及其他一些如討價還價因素，而加以否決。可這樣的結果對誰的傷害更大？發達成員固然希望借此更大程度上進入發展中成員的市場，並保護其在這些地區的投資利益；可另一方面，９０％左右的跨國投資集中在發達國家之間，其投資利益已基本可以通過各自成熟的法律體系、充分開放的國內市場以及雙邊、區域協議等加以保證了。而發展中成員，如今卻為了爭奪國際投資而在進行著優惠政策競賽。一方面意識到了國際資本對於本國經濟發展的作用而去拼命爭取，另一方面卻為了“怕”外資更多進入而損害自己的利益；一方面知道自己投資環境存在缺陷而採取優惠政策去彌補，另一方面卻不願制定國際規則來“束縛自己的手腳”（或提高到“讓渡國家主權”的高度）——某些國家就這樣創造了自己的囚徒困境。同時也可以看出，不管是出於利益判斷的原因還是談判策略的原因，發展中成員還是處於為説“不”而説“不”的階段，而沒有找到實現自己利益的真正路徑。
雖然多邊貿易談判從來沒有順利過，但此次坎昆會議的失敗仍是對世貿組織的重創。有人在沾沾自喜，因為發展中成員終於團結起來展示了自己的力量，響亮地説出了“不”。可貿易談判，遠不是説“不”那麼簡單——拒絕一個協議很簡單，尤其是在世貿組織“協商一致”的原則下；可利益卻只能體現在協議中，體現在協議條款的制定和執行中。
對於我國來説，更應該深長思之。不錯，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即使十幾年後或許也才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可我們已經具有了一萬多億美元的經濟規模，世界第五的貿易地位，吸收外商投資更是名列前茅。何況，我們還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多層次的産業結構、具有相當競爭力的多樣化産品、具有長久國際競爭優勢的生産要素……這決定了我們的利益取向，或許在很多方面並不能與發達國家完全吻合，但卻有著巨大的相互利益；而與發展中國家，固然在很多領域有共同語言，但利益訴求卻也可能相差甚遠。在這樣的國情下，我們應該採取既不同於發達國家，也不同於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開放戰略，並在此基礎上確定我們的貿易談判戰略，包括立場、原則、觀點和策略選擇。
總體上説來，在全球利益格局中，中國不屬於任何集團。在農業問題上，我國將會繼續要求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成員大幅度減少農業補貼、降低農産品進口壁壘、消除出口補貼，這也許與發展中成員更為接近一些；但同時，我國的農産品進口關稅降低、配額許可證管理減少，也走在了發展中成員前面，更接近於發達成員。在貨物貿易方面，我國的關稅水準仍然較高，高於發達成員而與發展中成員相近；但我國每年進口３０００多億美元，進口增長速度達到兩位數以上，更符合發達成員利益。在服務貿易領域，我國需要開放金融、電信、交通、分銷等行業市場以促進發展，這為發達成員的企業提供了更多投資機會；但同時，我國的市場機制不健全、監管體系水準低，又需要採取漸進式開放和保持對外資的調控能力，這似乎又跟發展中成員較為一致。可見，根據我國的利益所在而確定的談判立場以及相應的談判策略選擇，並不能使我們順理成章地歸入某一個特定陣營。而我國利益的多元化，決定了我們若是依據“陣營”來確定我們的談判態度和戰略，將會使我們自己受到極大束縛，甚至會損害我們的利益。
再比如投資問題。１９９６年新加坡部長會議成立“貿易與投資”工作組以後，對投資問題的談判就存在著重大分歧。多數發展中成員怕ＭＦＩ變成跨國公司的通行證和本國的緊箍咒，而一直對啟動談判不積極，甚至要“打掉”它。日本、南韓、歐盟等積極一些，但美國卻認為“低水準的協議還不如沒有協議”，也並沒有表現出積極性。——此次部長會議的最終結果是如發展中成員所願，此議題談判沒有啟動。可這果真對發展中成員有利嗎？如前所述，維持目前的跨國投資格局，等於發展中成員的繼續、甚至進一步的“邊緣化”——１９９０年代初期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跨國投資中所佔份額曾經達到４０％左右，而近年來卻下降到不到２０％，這值得發展中國家警醒。可這種結果的出現，不能能夠單純指責國際資本“惟利是圖”，拋棄了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市場開放度不足、市場體制不健全、法律法規不完善等等是不是更主要的原因？
而這樣的結果，更不見得對我國有利。雖然近幾年我國吸收外商投資在全球外國投資大幅下降的時候仍保持了高速增長，但並不能説明我們的投資環境已經足以保證對外資的吸引力。如我們所看到的，改革、開放，對我國來説，仍是任重而道遠。我國是世界最大的外國投資東道國之一，年吸收外資超過５００億美元，外資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另一方面，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的巨大潛力仍未充分發揮出來，其正面效應也因為多種原因而大打折扣。正因為如此，我國政府一直把改善投資環境、加強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和提高利用外資品質作為一項重要工作。當初加入世貿組織，很重要的一個直接原因是為了適應外商投資的需要；現在我們已經是世貿組織成員，並不意味著一勞永逸，如何進一步擴大開放，完善有關法律法規體系，仍是我們對外開放的重點工作之一。在這個意義上，推進世貿組織ＭＦＩ的談判，對我國應是具有重大利益的事情，我們不能因為此立場更接近於發達成員而不為，或者必須站在發展中成員的立場上“杯葛”投資議題的談判。
商務部部長呂福源在坎昆會議結束後表示，中國“將用建設性的態度來推動談判”。作為ＷＴＯ的新成員，作為一個具有獨特國情和重要國際地位的大國，我國理應在ＷＴＯ中擔當建設性的角色。而擔當這種建設性的角色，也是我國對外開放新形勢的必然要求。
為了更好地推進開放，實現十六大報告提出的“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我國的經濟外交需要大智慧和新思維。
（作者單位：商務部研究院）
《中國經濟時報》2003-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