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競爭説到底是人才的競爭，而沒有一套科學的制度，就不可能創造人才脫穎而出併發揮最大作用的環境。新經濟也好，知識經濟也好，都離不開制度創新。只有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根除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吸收借鑒全人類的優秀文明成果，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為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提供堅實的體制和制度基礎。
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先進生産力的發展提供制度保證
江澤民同志關於“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一個有機整體，“三個代表”之間互為條件、相輔相成。其中，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是基礎。如果沒有先進生産力的形成與發展，就沒有發展先進文化的物質條件，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無法實現。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充分證明，先進生産力的形成與發展，必須以科學的、符合生産力發展要求的經濟體制為依託；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及其對生産力的促進作用，也必須以一定的體制和機制為保證。因此，如何建立一套新的經濟體制和經濟運作機制，以保證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就成為當代中國共産黨人肩負的歷史性任務。
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取得重大進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逐步得到發揮。但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步伐的加快，我們又面臨著新的巨大壓力。一方面，從簡單的開放、引進，到全面融入世界經濟並實現跨越式發展，不是隨時間推移而自然發展的過程，也不僅僅是外貿依存度的提高過程，而是不斷進行制度創新的過程，也是經濟體制與企業經營機制逐步國際化的過程。在既定的世界貿易組織遊戲規則下，國際競爭實際是經濟管理制度和企業制度的較量。另一方面，雖然改革與發展的目標已經明確，但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宏觀體制的改革與微觀基礎的重塑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應當肯定，我們的各項改革都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和階段性的成果，但也要承認，改革正處在進行更廣泛的利益調整和更艱巨的制度創新的過程中。在繼往開來、改革攻堅的關鍵時刻，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僅是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實踐的科學總結，而且也是面向新世紀黨領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客觀要求。因此，我們學習貫徹“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就必須緊密結合我國生産力發展的實際狀況，緊密結合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的實際需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先進生産力的形成和發展提供體制條件和制度保證。
經濟體制、企業經營機制不合理仍然是目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
經濟生活中的大量事實表明，經濟體制、企業經營機制不合理仍然是目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因此，我們必須“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不斷為生産力的解放和發展打開更廣闊的通途”。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制度因素主要有：
宏觀資源配置體制尚不完善。計劃經濟的體制框架已被打破，但計劃經濟的方式、方法、手段尚未根本改變，甚至改頭換面披上了合理的外衣，不恰當的行政干預依然影響著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黨的十四大早已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點，就是轉變資源配置方式，讓市場而非計劃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目前距實現這一目標還有很大差距。行政審批雖然其規模和比例都在明顯下降，但仍大量存在。國有經濟效益不高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以發展中國家最為稀缺的資本資源來講，國有經濟對GDP的貢獻是三分之一，卻耗用了三分之二的資本資源。造成資源分配低效率的癥結，首先就在於資源配置的傳統計劃方法。所謂計劃經濟，其本質和表現就是行政命令和行政審批經濟。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經濟學研究的結果證明，除了戰時等特殊時期外，由政府直接通過計劃審批手段來配置資源，很難與市場的實際供求狀況相耦合，當然也就無法趨向真正的供求平衡，更無法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與升級。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經濟結構“調整———失調———再調整———再失調”反反覆復惡性迴圈的實踐，也無可辯駁地證明了計劃經濟體制束縛生産力的發展。試想，如果以計劃手段配置資源是有效率的，那麼為什麼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審批出來的”低水準的重復建設、重復引進？顯然，在資訊不可能對稱的情況下，靠行政命令和行政審批支撐的計劃手段，無法實現國民經濟的協調、穩定發展，必然鉗制社會生産力的進步。
微觀企業制度改革尚需實質性的突破。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當前，“能人治理”、“行業優勢”和“點子制勝”已完成其使命，在深層次上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使國有企業獲得競爭性市場主體的最基本條件已成為不容回避的現實任務。首先，傳統國有企業在産權關係上存在悖論。在産權所有者連自己到底有多少財産都無法確切知道的情況下，是談不上充分行使所有者權利的。“所有者缺位”帶來的結果，是國有資産“財産權利私人化、財産責任公有化”的矛盾不斷激化。因此，産權清晰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內容。其次，國有企業經理層形成機制的非市場化造成了“逆向選擇”。傳統國有企業的經理層，不是在市場優勝劣汰中憑業績形成的，也不是在企業家群體中通過競爭擇優産生的，而是由政府或黨委任命的。這不僅混淆了企業作為經濟系統與政府作為政治系統的功能，也混淆了政府的國有資産所有者職能和社會事務管理者職能。經理階層所受到的約束不是來自市場，而主要來自行政機關，這就勢必促使經理層花費大量精力“經營領導”，而不是面向市場“經營企業”。在經營企業“不死不活是高手”説法的背後，深刻地反映出這一制度的弊病，即如果企業經營者業績突出，則有被他人覬覦其位置並取而代之的危險。幹得好的經營者無法享受公司治理優化帶來的好處，而幹得不好的，個人也並不遭受任何損失。這種企業人事管理制度，不可能內生出使經營者“實施長遠規劃、致力科技創新”的動力。
分配製度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一方面仍然存在著“官本位”意識、平均主義和行業壟斷等帶來的差別懸殊的利益分配格局，另一方面是職務消費帶來巨大浪費，甚至成為腐敗的溫床。貢獻大者得不到應有的報酬，而造成巨大浪費者仍然端著“鐵飯碗”。貢獻與報酬不對稱使這種制度失去了激勵作用，而損失與責任不對稱又使這種制度失去約束作用。一些曾經“績優”的企業家蛻變成經濟罪犯的案例，使我們進一步看清了這種既背離公平原則又妨礙效率提高的分配製度的弊端。
按照“三個代表”要求，進一步優化宏觀資源配置機制，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
在充滿機遇與挑戰的二十一世紀，我們只有按照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提高駕馭經濟工作的水準，加快推進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突破，才能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必要的體制基礎和制度保證。
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優化宏觀資源配置機制。二十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計劃經濟的“路徑依賴”所導致的種種弊端仍然十分突出。一方面，少數黨政領導幹部習慣於用行政手段領導經濟工作、行使審批權力，這就為“尋租”活動提供了空間，難以避免腐敗的滋生；另一方面，傳統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不願意深化改革，甚至以種種藉口阻撓和延緩改革。這也是妨礙企業制度創新實現實質性突破的主要阻力。一些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門，管理企業的慾望非常強烈，各種“翻牌公司”有增無減；領導幹部為自己管的企業“跑步（部）前（錢）進”、“輸血”、要政策，仍是一種常見的現象，這對改革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實踐證明，在改革的攻堅階段，必須打破舊體制的慣性。只有從宏觀上把握全局，從體制上解決問題，才能取得改革的最終成功。首先，下決心取締政府配置資源的行政審批做法，取消違背經濟規律的計劃審批職能。計劃機構必須徹底轉換職能，由計劃審批轉向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和可操作的産業政策，用經濟的、法律的手段指導行業發展，這也是解決國民經濟增量結構調整與優化問題的治本之策。尤其是對公共投資，應當嚴格按部門預算和國庫集中支付原則實行項目直接管理，確保政府資金的安全、準確、高效運作。如果繼續允許一些行政機構在享有審批、使用資金權利的同時，不承擔任何風險和責任，決策的科學化、經濟效率的提高就是一句空話。計劃投資的有權無責體制，不僅違反經濟規律，而且明顯地違背普通的生活常識。其次，政府資金必須逐步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不再給國有企業“吃偏飯”，為各種所有制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條件。只要有利於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要給予充分的發展機會和平等的競爭條件。這樣做，也有利於促進政府行為的規範。
重塑市場競爭主體，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行業外，其他行業的公司都要實行股權多元化，通過引入國際國內資本和中外非國有股東，建立符合我國法律要求和國際規範的法人治理結構。加快國有企業制度創新，首先要解決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黨政不分、政企不分問題，這是鄧小平多次強調要解決的問題，也是目前國有企業改革的首要問題。首先，改變黨政機關直接任命國有企業經理人員的做法，實行黨組織考核與市場選擇相結合，按照股份制的規範和市場競爭原則，在全社會範圍選聘企業經理人才，形成經理層優勝劣汰機制。這不僅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要求，而且有利於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性，為優秀人才的成長創造有利的制度環境。只有割斷政企之間的“臍帶”，企業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組織參與市場競爭，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其次，完善政府對企業的監管框架，改變行政機關制定價格，配置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的做法，轉而由市場發揮自組織功能和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政府的職能主要轉向集中精力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和制度環境，制定規則、執行規則和充當裁判。第三，完善分配辦法，在改革國有企業組織人事制度的基礎上，借鑒國際通行做法，進一步完善企業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使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真正關注企業的科技創新和長遠發展。只有這樣，國有企業才能儘快成為競爭性的市場主體，才能適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經濟環境。
《人民日報》 (2001年11月22日第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