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政府或統治者要通過建立新的制度安排來消除制度失衡，如果缺乏所要進行的制度創新的有關社會科學知識，就難以建立正確的制度安排。在這方面，一個十分典型的例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發達國家中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導致了國家干預經濟體制的形成。拉坦認為，“無論是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其他社會科學領域，都沒有像經濟學那樣在提供新的知識以有助於降低社會變遷的經濟與人的成本方面那麼成功。”而舒爾茨則通過對近三個世紀以來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經濟的歷史研究發現，一個社會中各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安排的變動和確立，都是由所處時代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思想誘發和塑造的。對此，凱恩斯曾經有一著名的斷言：支配一個社會運轉的主要力量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２０世紀人類社會的發展證明，在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進程中，社會科學的成就廣泛而深入地對社會的各個領域産生著重要影響。它所具有的敏銳的洞察力和充滿智慧的創見，不僅開拓了人們的視野，更以多種形式增強了人們對社會重大問題的感受能力、判斷能力、理解能力和駕馭能力，成為社會公眾廣泛關注並寄予期望的科學。

    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往往與其觀念創新和理論研究的發展同步。特別是在經濟騰飛的階段，對戰略規劃和政策諮詢的需求往往呈現巨量增加的態勢，各種研究組織機構從而迅速發展。比如，隨著美國國際地位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後迅速上升，美國的思想庫因此獲得了三次大發展：１９３０年—１９５９年新建１７個，１９６０年—１９７５年成立３０個，１９７５年—１９９０年增加５５個。日本思想庫的發展也始於其經濟騰飛階段，１９７０年被稱為“智囊團元年”，各種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紛紛成立；８０年代，日本經濟進入國際化的階段，上規模的研究機構達到１００多家。南韓經濟的起飛與發展也與政府重視思想庫的建設密切相關。為了保證政府決策的科學化，南韓每個政府部門下面都設有研究院，並且通過制定研究院法保證研究院的工作。理論的豐富無疑給這些國家的制度變遷提供了有效的供給。

    中國２０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也證明，社會科學界對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各種重大理論問題進行的廣泛而深刻的研究，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命題的全國性大討論，經“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最近的“依法治國”、“以德治國”、“科教興國”、“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等社會科學的概念、命題和理論的提出與確立，無不説明新的正確的社會科學理論為國家以及地區、行業制訂戰略規劃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撐。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目前社會上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重自然科學、輕社會科學的傾向。正如中國傳統文化曾視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為“雕蟲小技”一樣，現在又有不少人視社會科學為空疏無用之學；關於科教興國的戰略，似乎主要是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方面的事；政府在科學事業方面的投入也往往重在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方面。這種認識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

    江澤民同志指出：“社會科學研究的方向正確與否，社會科學發展狀況如何，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社會的道德風尚，對經濟建設，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都會産生巨大而深刻的影響。”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理應是科學的兩翼，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只有比翼齊飛，共同繁榮，才能使我們的科學事業得到全面發展，使社會實現全面的進步。

    （作者單位：廣州電視臺新聞中心）

    《南方日報》 2001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