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國主義武士道文化，是對人類良知的玷污。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初的國家政策，主要是謀求國家的統一和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不久便發生了畸變，走上了瘋狂侵略擴張的道路。１８７４年入侵中國台灣，１８７５年侵略朝鮮，１８７９年吞併琉球。１９世紀末提出了臭名昭彰的"大陸政策"。究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貴族領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把統治集團的擴張政策通過御用文化變為社會思潮；加之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學文化傳統，只有比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明治維新進行了資本主義改革，然而卻是在"王政復古"、"尊王討幕"的口號下進行的，確立並強化了日本近代專制主義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的國教地位。國家神道把崇拜天皇與奉行軍國主義結合成一體，是近代天皇制國家權力的宗教文化基礎。它極力鼓吹"皇國精神"和"皇國之道"，説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後裔，應當統治世界，並使這種充滿宗教迷信的理論，成為支配日本民眾的思想武器，為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對外侵略政策所利用。日本明治時期戰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澤諭吉。他和普魯士的特賴奇克有異曲同工之處。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日本近代文化的締造者的福澤諭吉，晚年成了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者，主張侵略朝鮮，進攻中國。他説，"自己去壓迫他人，可以説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而體現這種哲學的便是武士道精神。它深印在許多日本人的頭腦之中，達到其權力和影響所及的社會各個層面。武士道起源於日本鐮倉幕府，後經江戶時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它還是倡導忠誠、信義、尚武、名譽的。但武士道作為封建幕府時代政治的産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東西而不是它的真諦，儒教和佛教所不能滿足武士道的那些東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日本神道教是多神教，不論好人壞人死後都可以成神，其信念基礎就是不分是非的。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導致極端的兩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殺；注重禮儀而又野蠻殘暴；追求科學而又堅持迷信；欺壓弱者而又順從強者，等等。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武士道作為封建制度的寵兒，在日本法西斯軍隊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地，成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武士道本來就是武士爭雄天下，崇尚殺戮的非人道倫理觀，把軍刀當作勇敢與地位的象徵。特別是"武士道，就是對死的覺悟"，這種思維方式與狹隘民族主義和擴張政策相結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發揮到極端，變為虐殺狂和自虐狂。虐殺狂的表現就是對別國人民的侵略與屠殺；自虐狂則表現為失敗時剖腹自殺並逼迫傷兵和民眾自盡。而這正適應了日本統治集團實行軍國主義政策的需要。日本侵略軍在中國使用最原始、最野蠻、最殘暴的方式虐殺中國人包括老弱婦孺達２０００萬人之多，另有１５００萬人受傷，尤其是對中國婦女和兒童的殘殺更是令人髮指。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侵略軍在這種虐殺中體味到"人生的快感"。所有讀過日本侵華暴行錄的人，都不免要發問：他們為什麼如此殘忍、如此滅絕人性？根本的答案只能從國家政策和戰略文化中去找。
日本這種瘋狂的侵略擴張和殘暴的戰略文化並沒有外部逼迫的條件，完全是自我培育的民族意識的怪胎。井上清、鈴木正四合著的《日本近代歷史》中説，"像這樣沒有間斷地從戰爭走向戰爭的國家，近代世界歷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國。"美國的喬治 弗裏德曼和格雷迪思 勒巴德所著《下一次美日戰爭》中説，"日本從來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義。作為一個國家，它從來言行不一。"用這兩段話概括日本的近現代史並不為過。日本的大陸政策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１６世紀後半期豐臣秀吉統治日本的時期。當時，豐臣秀吉處心積慮地要以武力在亞洲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帝國。為此，他曾制定征服朝鮮、佔領中國，進而奪取印度的侵略藍圖，並於１５９２年和１５９７年兩次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但均未得逞。然而他制定的政策卻是日本近現代戰略文化的根源。１８２３年佐藤信淵寫了《宇內混同秘策》，明確把侵略中國的東北作為第一目標。明治維新後，每發動一次侵略戰爭，日本軍方就把佐藤信淵的書重印散發，作為軍人必讀教材。１９２７年的《田中奏折》就是《宇內混同秘策》的具體化。此後日本的戰略文化便是非理性主義、法西斯思想橫行，出現了被稱為軍部喉舌的"皇道哲學"和"世界史派"，把侵略行徑説成是"世界歷史的當為"，虛構"神國不敗"的神話，肆無忌憚地侵略擴張，直到日本法西斯滅亡。日本不像德國那樣，有眾多的哲學家、歷史學家甚至詩人為它的戰略文化效力。對於當時哲學文化相對貧乏的日本來説，"皇道哲學"加上侵略擴張的軍事戰略和武士道精神就等於戰略文化。標榜信奉中國佛教禪宗的日本武士道信徒們在南京大屠殺中對寺廟的僧人也絲毫不放過，正説明武士道精神對禪宗教義的扭曲和背叛。美國學者克裏瑞説，"大家雖然公認禪宗對於日本文化和人格的影響，但認真研究禪宗對現代日本的影響卻幾乎沒有"，"武士道在精神上和實用上都跟佛教不同……在歷史上一向莊嚴的佛教裏掩飾武士道的某些跟佛教相反的或不屬於佛教的因素。"中國原有的儒教、道教和後來傳入的佛教思想，在中國所産生的影響是仁愛、中庸、平和，而在日本卻畸變為好戰、虐殺、輕生。一棵古老的東方智慧之樹結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果實。這便是戰略文化的分野。而這分野是有深刻的歷史和哲學原因的。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中江兆民説過："日本沒有哲學"，"沒有哲學的人民，不論做什麼事情，都沒有深沉和遠大的抱負，而不免流於淺薄；沒有獨創的哲學就降低一個國家的品格和地位。"正是由於哲學的貧困，所以日本難以産生一位世界級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和大戰略家。中國則不同。中國在發展兵法的同時，也發展了哲學，也就是説，中國的軍事理論始終沒有脫離它的哲學基礎。而日本武士道卻始終沒有脫離它的神道。日本神道教是擯棄一切永恒的道德觀念的原始宗教。它只能使武士道的殘暴無所顧忌。連熱情歌頌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思想家新渡戶稻造在上世紀末寫的書中都承認："對於我國國民的缺點、短處，也要公允地承認武士道有著很大的責任。我國國民所以缺乏深邃的哲學的原因……應溯之於武士道的教育"。但他不會想到，半個世紀後，日本人民為此付出多麼大的代價，更給亞洲人民帶來多麼深重的災難。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戰敗投降，從嚴格意義上講，日本並不是無條件投降，而是在保留天皇制國體和天皇不受審判的條件下的投降。又由於美國對日本實行單獨佔領並包庇大批日本戰犯，繼而又受到美國冷戰政策的庇護，日本法西斯戰略文化和皇國史觀根本沒有受到認真的清理。同樣是十惡不赦的戰爭罪犯，德國的漢斯 弗蘭克在紐倫堡就刑前説："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而日本的東條英機等在就刑前卻狂叫："天皇陛下萬歲"。同樣是政府首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向波蘭人民謝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做過對不起別國人民事情的奧地利、匈牙利、瑞士甚至法國，都進行了深刻反思，向有關國家賠禮道歉。這種反省促進了歐洲的和解。反觀日本，其歷屆政府要員卻不斷上演參拜靖國神社的醜劇，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等等。５５年前，日本投降之初，《朝日新聞》發表文章説，"過去的態度使我們幾乎一無所獲而損失慘重，我們必須拋棄它，採取紮根于國際協調與愛好和平的新態度"。半個世紀過去了，事實表明，日本的戰略文化並沒有從這個起點前進多少。１９９５年，日本《財政界》登載"重新思考昭和之戰"一文，提出日本應當從東京審判這種"定罪史觀"中擺脫出來，"重新思考那次戰爭的意義"。更有甚者，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８日，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外交調查會和外交部會決定要求外國國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參拜靖國神社，那裏面供奉著東條英機等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甲級戰犯的牌位。作為日本執政黨的自民黨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對全世界特別是曾被日本侵略過的國家和人民的公開污辱。難怪有良知的日本人士説，日本是一個"不會反省的民族"。
錯誤的歷史觀是壓在日本身上無形的一個大包袱。人們不理解，戰後５５年過去了，日本一些人為何總要為侵略歷史翻案，一些閣僚為何一上臺就要發表謬論，日本為何總是放不下歷史包袱？其病因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因素外，以下幾個方面也值得人們重視：
狹隘的民族主義。在世界大國中，日本是種族和文化最統一的國家。現代日本人的祖先可能大部分是從東北亞經朝鮮移居日本列島的蒙古人，也許一部分來自華南和南亞等地。這些移民幾乎把日本列島上的土著居民完全同化了。日本由多種族社會逐漸變為單一種族社會。共同的血統、共同的種族、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風俗習慣，條條紐帶把日本人牢牢地拴在一起，形成了"日本大和族"。
日本是一個島國，歷史上經常遭受颱風、海嘯、火山和地震的襲擊，頻繁的自然災害使日本人始終有一種危機意識。日本國土狹小，人口擁擠，資源貧乏，嚴重依賴進口，這也強化了日本人的向心力和危機感。危機意識決定歷史意識。日本人歷史意識中的最主要遺産即是其狹隘的民族主義。日本在歷史上曾兩次大規模地向國外學習，先是與中國、後是與西方，學習比較都使他們感到自卑。自卑感是孕育民族主義的天然土壤。早期的英國、美國以及北歐國家近代民族主義的高漲，都是從落後中激發起來的。２０世紀以來民族主義浪潮在非西方世界此起彼伏，也可以説是對西方優勢的一種反應——當然更主要是西方壓迫和掠奪的結果。幾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日本的民族主義格外強烈。強烈的民族主義曾經使日本得益匪淺，但日本人的民族主義又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在心理上的孤立狀態，加上作為自卑感的補償而産生的優越感，使民族主義成為一種強烈排外的種族中心主義。"日本乃神國、至高無上之國，它象徵著亞洲大陸和太平洋之內的中流砥柱，只有日本才最合適於領導大東亞。
"種族主義驅使日本人投入侵略戰爭，侵略戰爭更激起了他們的種族主義。那位充當過侵略中國的急先鋒、曾任滿鐵總裁的大川周明就毫不含糊地講過："既然某些歷史學家認為日本是我們這個星球上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所以它的神聖使命就是統治所有的民族。"
強迫殖民地人民改成殖民者的姓，這在世界殖民主義的歷史上，也只有日本這樣幹過。在朝鮮、在中國台灣，姓氏，是中國人的家庭意識、血緣觀念、祖先崇拜和歷史感的一個最直接的載體。同處漢文化圈的朝鮮和日本也大致如此。對於殖民地的人民，日本人光是屠殺、強姦、搶劫、奴役和恐怖政策等還不足以維持日本人的獨尊，還要輔之以從小就讓人學日語、日本歷史和進行奴化教育，並強迫人們統統改成日本姓，以便從根本上讓殖民地人民徹底忘掉祖國、忘記祖宗，牢固地樹立起日本的獨尊地位。從強迫改姓之事，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心思之深和氣量之小。
尤有甚者，日本竟將這種狹隘的民族心理推向極端，成為畸形。無論是中國文明，或是西洋文化，它都極為蔑視，無視曾先後向這種或那種文明學習、充實和發展自己的事實，反而認為自己比他們都高明。中國唐代文化在日本的傳播，使日本社會各個領域改觀，促進了日本的進步和發展。然而，戰時日本教科書卻寫道："自天武天皇時起……我國向唐派出遣唐使，以示國威。"反倒是日本人來教化中國。若干年後，當以怨報德的日本人的鐵蹄踏上這塊産生了唐文化從而也滋養了日本文明的土地並加以蹂躪時，它的教科書卻向它的人民灌輸："支那歷來由於廣大而無法實現國家統一，從古到今支那人一直處於戰亂兵燹的水深火熱之中。日本今天的所作所為正是拯救他們脫離苦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戰敗了，它寧肯承認是被美國打敗，卻決不承認同時也是被中國打敗。
日本戰前的"皇國史觀"根深蒂固，戰後仍有很大影響。所謂"皇國史觀"，就是日本軍國主義史觀，它被日本統治者奉為民族綱領，它不僅體現出日本民族特定的思想和觀念，更定下了日本民族為之奮鬥的目標及實現其目標所採用的手段。其核心是將日本的天皇、國土、種族、宗教等都説成是世界上"最優越"的，將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説成是"自存自衛"和"解放亞洲"的"正義之戰"，將為侵略戰爭賣命視為效忠天皇、"為國捐軀的英靈"。１９３１年日本發佈的戰爭詔書曾強調日本開戰的理由是"奮起自存自衛"，以此欺騙日本國民，並通過秘密警察的"洗腦"，灌輸給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日本人。一些當年侵略過他國的日本兵，至今仍以自己當時確信那場戰爭是維護日本的認識來否認戰爭的侵略性質。一些受過戰前"皇國史觀"毒害的人長期陷入一種依靠美化侵略歷史來尋求"雖敗猶榮"心理平衡的精神構造，並自欺欺人，好像美化侵略戰爭就是美化自己的前半生。這種自我安慰，如同吸入"皇國史觀"的精神鴉片後再也離不開它一樣。他們不願正視血寫的客觀事實，而寧肯死抱著當年侵略別國時形成的錯誤戰爭觀。他們不僅長期麻醉自己，而且對下一代隱瞞、歪曲歷史真相，搞自欺欺人的"精神販毒"。
５５年來日本未能用正確的歷史觀教育年輕一代。日本民族十分重視教育，但對侵略戰爭的歷史卻很少進行正確的教育，以至戰後日本青少年對過去的侵略歷史知之甚少。日本一些人始終不承認日本曾經是加害者，而只是片面強調日本是世界上惟一的原子彈受害國，從不告訴日本下一代日本當年為什麼遭到這種惡果，起因何在？反而散佈"侵略行為歷史上多得很，不能只揪住日本"，從而淡化日本在侵略亞洲鄰國時加害者的責任，給日本下一代造成日本是戰爭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的感覺。使得許多日本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理解不是南京大屠殺，也不是第７３１部隊，而是廣島、長崎的原子彈。日本人僅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並由此産生嚴重的"角色錯覺"。一些日本人打著"正確傳授歷史"的幌子，把手伸向年輕一代。他們把早已被當年"東京審判"否定的歷史材料整理成冊出版，旨在為歷史翻案找根據、做準備。一些年輕人也往往認為那場戰爭是上一代人的事，與己無關，有時反而容易受錯誤史觀的影響。
日本一些戰爭遺屬從內心不願承認父輩曾經侵略過別國，一些右翼勢力利用此點蠱惑人心，製造軍國主義的同情勢力。日本在２０世紀上半葉的對外侵略戰爭中，有不少人家都有在海外戰場喪生的，僅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有２００多萬人在海外戰死。１９４７年日本戰爭遺屬成立了"日本遺族厚生聯盟"，１９５３年改為日本遺族會，最初主要是要求解決戰爭遺屬的撫恤金等問題。現在日本遺族會在全國有１萬多個支部、１０４萬多戶、３００多萬人參加。日本戰爭遺屬的大多數都不希望再發生那樣的歷史悲劇。但是，戰後長期以來，也有一些遺屬不願正視日本在中國、朝鮮半島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們一直認為父輩是"為國捐軀"的，反對將過去的戰爭稱為侵略戰爭。在戰爭結束前，他她們戰死的親人曾被作為"自衛戰爭"的"英靈"供奉在國家的靖國神社裏，而戰後靖國神社
變為了一般的宗教法人團體，遺屬也失去了當年的"風光"和"精神寄託"，所以他們要求恢複國家掌管的靖國神社，要求政府首腦去參拜，對戰死者表示"追悼和感謝"，否則就感到對不起去世的老一代，也使自己臉上無光，抬不起頭來。這種精神結構使一些人不願正視日本的歷史污點，而容易受到"皇國史觀"的蠱惑，甚至同流合污。
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後，"大國主義思潮"抬頭，一些人總想美化歷史，重振日本國威。近年來，隨著日本國力的增強，一些人過去不敢公開翻案，現在也開始大放厥詞了。他們認為國會通過"不戰決議"，將使日本"子子孫孫國家和民族的名譽受到損傷"，使日本只能展開"謝罪外交"，"失去外交選擇自由"。他們認為日本作為"發達國家一員"將為建立國際新秩序發揮"領導作用"，戰後處理問題已經解決，不必再通過國會決議謝罪，否則只會給日本"埋下禍根"。
日本當年侵略中國、朝鮮都是以"脫亞入歐"、蔑視亞洲為動力的。１８８５年福澤諭吉曾在日本的《時事新報》發表社論，主張"脫亞論"，其實質就是要脫離中國和朝鮮這兩個"惡友"，與西方列強為伍，反過來侵略中國和朝鮮。此後，福澤諭吉又將中日甲午戰爭稱為"文明與野蠻之戰"。宣揚日本代表西洋的進步文明，日中戰爭是日本先進文明對中國落後文明開戰。日本東京都日中友好協會副理事長古川萬太郎指出："至今一些日本人仍認為，日本不是敗給中國，而是敗給美國的現代化武器和雄厚的物質力量"。這種認識也是他們"歪曲侵略戰爭史實的原因"。隨著日本成為經濟大國，一些人的"日本民族優越感"再度抬頭；"新國家主義"和大國意識膨脹。他們錯誤地認為，承認侵略並向亞洲國家謝罪是"自虐"行為，將使日本"在外交上處於被動"、"永遠被認為是殘暴無禮的民族"、"使後代産生多餘的自卑感，喪失作為日本人的自豪感"，從而會影響日本的"形象"，妨礙日本成為"政治大國"和在國際新秩序中發揮"領導作用"。一些人骨子裏蔑視亞洲的潛意識，變為對亞洲各國忠告的反感。日本有識之士擔心，這樣下去日本很難與亞洲鄰國建立信賴關係，日本的歷史包袱將越背越重。
(摘自《謝罪與翻案---德國和日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侵略罪行反省的差異及根源》，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1月版，定價：21.00元。社址：北京地安門西大街40號，郵編：100035)
光明網2001年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