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是否過熱？日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負責人王小廣博士就此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經濟處於新一輪快速增長的初期，但對局部領域的過熱傾向需要認真分析，防止一些長期非均衡傾向的擴大。

新一輪高增長剛啟動

王小廣説，去年以來國內投資需求呈現持續高速增長態勢；同時，像住房、汽車、通信、旅遊等新興消費熱點開始形成，這與出口高增長結合，使經濟增長明顯加速，由此中國經濟開始擺脫前期連續多年的調整型增長格局，開始向新一輪快速增長週期轉折。“經濟開始‘熱絡’起來了，是好事，是我們多年努力和期盼的結果，也是一個新的發展契機，需要倍加愛護，不能在經濟剛剛‘熱絡’起來就擔心這個害怕那個，動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大方向。”

同時他指出，今後兩三年中國經濟將處於新一輪快速增長週期的初段，在這一過程中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趨強但仍然不太穩定，沒有能力在短期內使經濟增長率達到９－１０％的潛在增長率水準，即使一年達到了，可能接下來又會有一定的回落。

判斷經濟總體尚未過熱，他認為主要基於四個方面的理由：

一是去年以來經濟持續升溫，只能認定為經濟運作于調整型增長階段的強勢區，並開始向新一輪快速增長週期轉折，但離經濟真正過熱還有相當的距離。一方面，在一些指標如投資、出口、工業高速增長的同時，另一些指標如消費和就業卻表現得比較疲弱，這也是內需還未全面啟動的重要論據。另一方面，從供需結構看，實現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基礎仍然不夠牢固。從需求結構看，汽車、住房消費持續快速擴張及其帶動作用不斷增強是新一輪消費結構升級的主要標誌，但我國汽車生産和消費總量仍然偏小，對總需求增長的拉動作用有限；住房消費則因房價過高及供需結構的嚴重不對稱，將對房地産需求的進一步釋放形成明顯壓力。從供給結構調整看，在一些産業和一些地區已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整體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不僅沒有結束，而且任務更加艱巨。

二是目前經濟增長的熱度上升，是“一頭熱”而非“兩頭熱”。去年以來的經濟增長加速與１９９５年前有很大的不同，以前是“兩頭熱”，即消費與投資同步加速，齊漲齊跌；而如今僅是投資熱，消費增長則相當平穩。在這種“一頭熱”的情況下，不會出現整體性經濟過熱的情況，通貨膨脹的壓力不大；一頭熱一頭不熱或仍然偏冷也説明，如果搞得不好，“熱變數”可能再變冷（目前的“熱變數”多是短期因素），而“冷變數”因受長期性因素約束仍然欲熱不能。

三是投資增長總體並不過熱。目前投資高增長的合理性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我國産業結構升級已開始進入到了一個需要大量資本投資的新階段，這是産業規模化和技術投資需求大量增加的結果。另一方面投資高增長還帶有較大的恢復性增長性質及受外在因素的作用。如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我國製造業基建投資曾連續４年下降，２００１年開始恢復性增長，去年才恢復到１９９６年的水準。投資的高增長也與外資的大量流入有關，這體現了入世的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效應也會逐步有所減弱。以上兩方面因素的疊加，是導致投資高增長的主要原因，隨著後一方面因素作用的逐步減弱，投資增長會向適度快速增長回落。

四是物價水準上升動力不足也表明經濟尚未出現過熱。上半年經濟增長率高達８．２％，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僅上升了０．６％，即使一季度經濟增長接近１０％，物價也才上漲０．５％，人們擔心的生産資料價格上漲過快，實際上帶有較強的恢復性增長特徵，一季度生産資料價格指數同比上升６．６％（比上年同期下降５．７％），其中單月曾達到８％，但隨後便出現了明顯的回落。當前的物價走勢在兩方面顯示經濟尚未過熱，一是物價上升動力不足表明市場供大於求的格局並沒有發生根本性逆轉，經濟增長仍面臨需求方面的限制；二是這也表明現實經濟增長率只是開始向潛在經濟增長率靠近，還沒有持續地達到或超過潛在經濟增長率。

解決好“非均衡”是重點

關於房地産、鋼鐵、電解鋁和汽車等行業出現的短期性局部過熱苗頭問題，王小廣指出，政府已相繼發出警示並採取比較適度的調控措施，這種調控的重點應該在於規範，重在對已出臺的政策的落實，而不是進一步加大調控的力度。

確保中國經濟健康增長面臨著更為艱巨的任務，就是要著力研究經濟發展中的一些長期性的非均衡問題。

王小廣説，經濟增長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投資增長與消費增長嚴重非均衡。今年上半年投資增長率高達３１．１％，而消費增長率僅為８％，兩者差距繼續擴大。造成這種非均衡性有投資方面的原因，更有消費方面的原因。投資增長總體是合理的，但在開發區和房地産投資上出現的過度傾向無疑提高了投資率、降低了消費率，使投資與消費的非均衡性加劇。投資高增長和高投資率的背後的確存在結構不合理和效率低下的問題，如房地産投資不僅存在過快傾向，而且高檔住宅投資過多，而與普遍消費者相適應的中低檔住宅供給則不足。另外，電解鋁存在短期投資規模過大，容易産生新的生産能力過剩等。消費快速增長的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收入增長嚴重不均衡；消費環境和體制仍存在明顯的不合理問題；一些消費領域存在增長過快或超前的問題，對其他消費增長起著明顯的抑製作用，如部分地區住房消費超前，居民教育、醫療費用增長過快等，對整體消費增長産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

二是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非均衡性加劇。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這種矛盾是經濟處於特定時期的産物，一方面是由於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仍然沒有結束，另一方面，也説明資本在明顯地替代勞動。另外，在我國社會市場分工不發達的情況下，由製造業升級派生的服務性就業也受到限制。我們認為，在經濟增長強勁而就業增長緩慢的情況下，經濟繼續加速增長的空間將受到限制。

三是地區發展和城鄉發展的非均衡性擴大。地區增長差距擴大既與體制矛盾和結構矛盾不同而導致的經濟活力上的差距有關，也與外貿、外資增長的非均衡性擴大有明顯的關係。城鄉差距的擴大主要是就業增長嚴重滯後於經濟增長。這種非均衡的擴大即影響總體消費增長，也影響産業結構調整進程。這些“非均衡”增長擴大的趨勢，對長期經濟增長將會形成巨大約束，同時也對短期經濟的繼續擴張形成限制。採取各種措施，努力使“短腿”變成“長腿”，“冷變數”變成“熱變數”是挖掘內需的長期增長潛力和保持經濟快速穩定增長的關鍵。（記者 鄒建鋒）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