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農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為確保和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迫切需要農業保險發揮農業生産的穩定器作用。而來自中國人民保險公司2002年的統計資料顯示,農業保險收入僅佔該公司保費總收入的0.6%,比上一年下降20%,是20年來下滑幅度最大的年份。農業保險業務的持續萎縮同農業政策調整目標和農業發展環境的變化形成強烈的反差,已極不適應目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現狀,農業保險處境堪憂。
夾縫中生存的農業保險
我國于建國初期即開設了農業保險,上世紀70年代停止了該項業務。1982年,恢復該項業務,目前開辦的險種有20多個。由於國家財力等方面的限制,我國的農業保險一直作為純粹的商業行為未得到政策性補貼。保險公司作為商業性經濟實體,其自身經濟效益與農民急需得到風險保險而又交不起保費的矛盾日益突出。
我國農村在實施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後,千家萬戶的分散農戶獨闖市場,面臨的市場不確定性增大。特別是加入WTO後,隨著中國農業市場化開放程度的提高,市場風險也隨之增加。我國農業仍以家庭小規模經營為主體,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不高,産業化水準和經營規模很低,技術缺乏,市場資訊分散,農民難以全面而準確地把握市場供求資訊。這些狀況導致市場風險源更多,範圍更廣,不可控制性更深。農民風險大導致了農業缺乏競爭力,缺乏技術創新能力。農戶和企業客觀上都需要尋求一種新的風險轉移機制與管理方式,以保障其生活和生産。
特殊的準公共物品
農業的弱質性突出表現在它面臨的雙重風險。這種風險既來自於自然不穩定下的自然風險。也來自於市場不穩定下的市場風險。因此,建立完善的農業風險保障制度,應是中國農業長期、穩定發展的前提條件和最基本的保證,也應該是政府對農業實施保護的極其重要的一個內容。
農業政策性保險也就是由政府來主導農業保險的供給,政府把農業保險作為一項特殊的準公共物品,給予經營性補貼和其他扶植,並由政府提供或指定機構經營。如發生重大災害,由政府主導農業保險的供給。它以農業生産發生的風險提供經濟補償為宗旨,不以營利為目的。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政策性保險制度下,由於農民付出了一定的保險費,當農業生産遭受損失的情況下,被保險的農民能作為一項權利而提出索賠,而這些損失可以完全或部分在參加保險的農民來分擔。這樣一種合同性質的權利能夠進一步幫助農民提高抗災自救的防範能力與信心,也能鼓勵農民在農業上更多地投資和敢於採用新技術,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産的整體化水準,體現公平原則,從而穩定他們的收入並保證整個經濟穩定發展。這種效果是政府直接救濟所達不到的。
實施保護正逢其時
農業保險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農業保護水準達到一定程度下的産物。從世界發達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在工業化初級階段,由於農業比較利益的下降,農業均處於負保護;到中期階段,農業置於“適度保護”。在這類國家中,農業保險無一例外都得到了政府的扶植,發展已達到相當水準。西歐一些國家如法國、瑞典、西班牙等國,農業保險體系不僅多樣化,有政府保險機構,合股保險公司,大、小型互助合作組織等,政府還對農民所交保險費補貼50%—80%。這種通過農作物保險保證生産者收入的穩定來取代高關稅和價格補貼的做法,既不違背WTO規則,又能起到保護農業的作用。
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的總體水準和態勢正處於建國以來的最好時期,GDP年增長率已在8%左右,農業份額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明顯下降。農業部門的就業人數在社會總就業人數中所佔份額逐年減少。國家財政支農總量逐年提高,國民經濟已步入工業化中期階段。雖然目前農業保護水準總體上仍處於一種負保護狀態,但距離在縮小。
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中國農業也將逐步步入適度保護時期,“三農”問題比任何時期都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在這樣的背景下,實施政策性農業保險正逢其時,不會有太多的困難與障礙。近年來,上海市郊區已進行了這方面的嘗試,農民在養殖業及蔬菜、水稻等種植業方面投保,可獲得政府部門25%至45%的保險費補貼。由於政府給予了農業保險一定的政策和資金扶持,目前上海郊區已有80%的農戶參加了農業保險,水稻、大棚蔬菜、生豬、奶牛的承保率分別達到80%、75%、70%和85%,農業保險領先於全國。(吳揚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人民日報-華東新聞 2003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