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冷戰”時期，面對共同的敵手，北約成為維繫大西洋兩岸關係的紐帶是不爭的事實；隨著“冷戰”的結束，昔日敵手已逝，這根紐帶被懷疑同樣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布拉格峰會所做出的北約再次擴大表明北約的生命力還較強，而且隨著新形勢在轉變其職能，北約仍是維繫大西洋兩岸關係的紐帶。

    值得注意的是，布拉格峰會上有兩個鏡頭耐人尋味：美國總統布希單獨與英國首相布萊爾舉行了會晤，但斷然拒絕與德國總理施羅德面對面會談。聯想到歐美吵架時，英國經常充當兩者之間“和稀泥”的角色，布萊爾也對此“供認不諱”。於是，“英美特殊關係”雖然屬於大西洋兩岸關係範疇之內，似乎也成了維繫“冷戰”後以及“冷戰後時代結束之後”大西洋兩岸關係的又一根紐帶，理由是英國在歐美關係中的特殊地位使其一方面不會拋棄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否則，它在歐洲和世界上的地位將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它必須搭乘歐洲大船，否則，英國便如無本之木，難以在歐洲立足。英國這種“令歐洲人討厭，但歐洲人又需要它”的角色恰好為大西洋兩岸關係的維繫提供了幫助。

    如果説北約和“英美特殊關係”是維繫大西洋兩岸關係的紐帶尚停留在看得見、摸得著的淺層次領域，那麼，真正維繫大西洋兩岸關係的卻是看不見、而又必須存在的深層次領域——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的利益。1998年，施羅德在德國大選前訪問了美國，在華盛頓喬治敦大學作了一個題為《德國社民黨對歐美關係和外交政策的宣示》報告。他在報告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大西洋兩岸“僅僅依賴於昔日的交情，友誼便不可能長久。若要維繫今日與未來的友誼，人們須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的利益”。記者以為，基於這樣的理念，人們才能清晰地剖析“冷戰”期間、“冷戰”後以及“冷戰後時代結束之後”大西洋兩岸關係之脈絡。毫無疑問，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使大西洋兩岸在“冷戰期間”緊緊捆綁在一起，但是，“冷戰”後，美歐矛盾凸現，而“911”前後，這種矛盾越來越蔓延到政治、經貿、軍事、空間、氣候等眾多領域，對大西洋兩岸的共同價值觀和利益産生了巨大衝擊。僅以安全觀為例，施羅德在今年3月接受德國《時代》週刊記者採訪時明確指出，“保障和平需要全面的安全概念”，他説，“單純軍備擴張是片面的”，“不能把安全只和軍事強大聯繫起來。歐洲要充滿自信地發展一個包括經濟、社會、生態和發展政策在內的安全概念。這應該是歐洲政策的特色”。

    如此分析，若以西方非常貼切的“夫妻關係”加以形容的話，美歐未來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的鬥爭將繼續下去，使雙方的共同價值觀和利益一再受損，但不會動搖其根基，雙方在民主制度、意識形態和經貿關係等方面仍擁有許多共同點，其“婚姻關係”不會破裂；但同時，美歐“冷戰”期間那種“夫唱婦隨”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歐洲在與美國合作的同時絕對不再“盲從”美國，而是勇於與美據理力爭。可謂歐美“鬥而不破、合而不從”8個字概括大西洋兩岸關係未來之走向。 （呂鴻）

    人民網 2002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