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閉幕的北約布拉格峰會通過的一項有關伊拉克問題的聲明表示,北約支援貫徹聯合國安理會有關對伊武器核查的1441號決議,但沒有像美國預期的那樣措辭強硬,支援美對伊採取軍事行動。西方有輿論稱,這表明北約內部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雖存在分歧,但它仍然是維繫大西洋兩岸關係的紐帶。
誠然,“冷戰”時期,面對共同的敵手,北約成為維繫大西洋兩岸關係的紐帶是不爭的事實;隨著“冷戰”的結束,昔日敵手已逝,這根紐帶被懷疑同樣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布拉格峰會所做出的北約再次擴大表明北約的生命力還較強,而且隨著新形勢在轉變其職能,北約仍是維繫大西洋兩岸關係的紐帶。
值得注意的是,布拉格峰會上有兩個鏡頭耐人尋味:美國總統布希單獨與英國首相布萊爾舉行了會晤,但斷然拒絕與德國總理施羅德面對面會談。聯想到歐美吵架時,英國經常充當兩者之間“和稀泥”的角色,布萊爾也對此“供認不諱”。於是,“英美特殊關係”雖然屬於大西洋兩岸關係範疇之內,似乎也成了維繫“冷戰”後以及“冷戰後時代結束之後”大西洋兩岸關係的又一根紐帶,理由是英國在歐美關係中的特殊地位使其一方面不會拋棄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否則,它在歐洲和世界上的地位將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它必須搭乘歐洲大船,否則,英國便如無本之木,難以在歐洲立足。英國這種“令歐洲人討厭,但歐洲人又需要它”的角色恰好為大西洋兩岸關係的維繫提供了幫助。
如果説北約和“英美特殊關係”是維繫大西洋兩岸關係的紐帶尚停留在看得見、摸得著的淺層次領域,那麼,真正維繫大西洋兩岸關係的卻是看不見、而又必須存在的深層次領域——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的利益。1998年,施羅德在德國大選前訪問了美國,在華盛頓喬治敦大學作了一個題為《德國社民黨對歐美關係和外交政策的宣示》報告。他在報告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大西洋兩岸“僅僅依賴於昔日的交情,友誼便不可能長久。若要維繫今日與未來的友誼,人們須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的利益”。記者以為,基於這樣的理念,人們才能清晰地剖析“冷戰”期間、“冷戰”後以及“冷戰後時代結束之後”大西洋兩岸關係之脈絡。毫無疑問,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使大西洋兩岸在“冷戰期間”緊緊捆綁在一起,但是,“冷戰”後,美歐矛盾凸現,而“9 11”前後,這種矛盾越來越蔓延到政治、經貿、軍事、空間、氣候等眾多領域,對大西洋兩岸的共同價值觀和利益産生了巨大衝擊。僅以安全觀為例,施羅德在今年3月接受德國《時代》週刊記者採訪時明確指出,“保障和平需要全面的安全概念”,他説,“單純軍備擴張是片面的”,“不能把安全只和軍事強大聯繫起來。歐洲要充滿自信地發展一個包括經濟、社會、生態和發展政策在內的安全概念。這應該是歐洲政策的特色”。
如此分析,若以西方非常貼切的“夫妻關係”加以形容的話,美歐未來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的鬥爭將繼續下去,使雙方的共同價值觀和利益一再受損,但不會動搖其根基,雙方在民主制度、意識形態和經貿關係等方面仍擁有許多共同點,其“婚姻關係”不會破裂;但同時,美歐“冷戰”期間那種“夫唱婦隨”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歐洲在與美國合作的同時絕對不再“盲從”美國,而是勇於與美據理力爭。可謂歐美“鬥而不破、合而不從”8個字概括大西洋兩岸關係未來之走向。 (呂鴻)
人民網 2002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