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外政策：國際合作還是新帝國主義

    “911”事件確實改變了美國與世界的關係，襲擊對美國世界觀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冷戰結束對它的影響。

    “911”後，許多美國人意識到，國際社會面臨著恐怖主義等新型威脅的嚴峻挑戰，儘管美國擁有無人可以匹敵的實力，但仍必須通過國際合作來面對相互依存的全球世界的嚴峻挑戰。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美國利用國際社會對美國空前的道義支援，成功組織起國際反恐聯盟並取得政治主導權；加強了與盟國的關係，並使美俄關係實現了自冷戰結束以來最大程度的改善。

    但與此同時，另一種思潮也在不斷發展。這種思潮認為，儘管美國身居“帝國之位”，但它不堪一擊，必須塑造一個“新美國”，強化軍事實力並以“先發制人”的手段來維護自身的安全，必須以“新帝國主義”來領導世界，實現美國主導下的“全球治理”。在這種思潮誘導下，單邊主義在美國外交中的比重上升，美國單方面終止了《反導條約》並強行推進NMD、退出《京都議定書》、退出全面禁止核子試驗協定、不接受國際刑事法庭對美國的制約、在阿以衝突中更明確地支援以色列、不顧一切地威脅打擊伊拉克。

    其實，在歷史上，美國慣於在 “國際主義”與“孤立主義” 兩種思想上擺動，或參與世界行動，讓它變得更好；或撤出世界行動，以獨善其身。但“911”後，布希領導的美國採取了不同的態度，美國現在似乎是在同時表達兩個觀點：其一，“不參與世界行動，美國就不能保護自己”；其二，“美國在世界上的行動不是為了改變它的殘酷性質，而是為了減少它對美國的威脅”。可以説，美國對外政策中“國際合作”與“新帝國主義”的爭論仍未結束，而它們之間的對比將對今後的國際關係産生重要的影響。

    大國戰略關係：簡單化還是複雜化

    “911”後，恐怖主義成為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威脅，曾經制約大國關係的戰略安全因素的影響有所下降。因而有人認為，“911”事件標誌著冷戰的終結，世界已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相互理解的時代”。但如果我們全面的考慮“911”以來的世界變化就會發現，各大國在為應對新威脅而加強合作的同時，舊有的地緣政治因素並未消失，當今世界的真實情況是各國的利益與矛盾相互交織，大國關係更趨複雜。

    當今大國關係的首要特點，是美國實力地位的進一步上升和“領袖意識”的愈益強化，而鞏固與美國的同盟或保持一種建設性關係成為其他大國政策調整的重要內容，可以説美國的政策變化與各大國相應的政策調整是影響大國關係走向的核心因素。在經歷了恐怖襲擊所帶來的短暫恐慌之後，美國人直接將矛頭鎖定在“基地”組織和“塔利班”身上，並在阿富汗展開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也許他們自己也沒有想到，他們的遭遇贏得了全世界的同情，他們的“反恐”行動得到了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援。美國借反恐突入中亞、深入南亞、重返東南亞，實現了其長期以來的地緣戰略夢想，全球戰略優勢進一步提高。這種形勢更加刺激了美國人的“領袖”意識，“新帝國主義論”和“邪惡軸心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得以出籠。面對美國的強勢，各國都在積極地調整對美政策。西歐、日本進一步強化了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俄羅斯借機與美“化敵為友”，認識到在未來20－30年中，俄羅斯的任務不是與美國爭奪虛幻的國際地位、不是反對“單極”世界，而是集中精力解決自身的國內危機，實現國家的復興；中亞高加索國家力圖借“反恐”向美靠攏；中國也謀求與美發展建設性關係。

    在支援美國“反恐”的同時，其他大國對美國的“新帝國”心態和“單邊主義”的行為方式都保持著相應的距離，並未對其惟命是從。儘管俄羅斯不再謀求與美平等的“超級大國”地位，但其維護國家利益的根本宗旨沒有改變。普京提出的“世界穩定弧”思想正是未來一個時期俄羅斯韜光養晦、謀求復興的理論指針。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俄力求以俄羅斯—北約新機制、獨聯體集體安全體系和上海合作組織為支撐，構築一條以俄南部為中腰、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穩定地帶”。根本目的有三，一要以“穩定弧”取代歐亞弧形“動蕩帶”，營造穩定“大周邊”；二要發揮橫跨歐亞的地緣優勢，借推動歐亞大陸穩定維護國際地位；三要借實現地緣政治穩定，推動地緣經濟合作。可以看到，“世界穩定弧”思想與美國的“新帝國論”和“邪惡軸心論”存在著內在的矛盾，這也就是為什麼近來俄美在伊朗、伊拉克等問題上齟齬不斷的根本原因。美國的歐洲盟國在強化與美同盟關係的同時，也在努力強化歐盟的實力地位，並進一步提升安全與防務的“歐洲特性”。正如巴黎國際關係研究所副主任多米尼克莫伊西所説，“如果説美國在‘911’之後發現了一個敵人，那麼歐洲人也同樣發現了自己的國際作用。這個作用就是調和美國：在仍佔多數的溫和派美國人的幫助下，緩和新型美國帝國主義的危險趨勢。”這些事實證明了當前大國關係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各大國都在縱橫捭闔，對國際關係的變化發揮著自身的影響，力圖在未來的國際秩序中佔據更有利的地位。

    當前大國關係的第三個顯著特點，是大國關係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國利益集團對外交決策影響的左右。以往，我們總是將國家視為獨立的“理性”主體，而往往忽視一個國家內部的決策過程。但在國際秩序處於新舊交替時期的今天，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各國國內的利益集團都在努力地影響國家的外交決策，力圖使其最大限度滿足自己的需求，而大國關係的變化常常受到這些複雜的國內因素的作用。在美國退出《反導條約》的背後，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軍工利益集團的影子；在“倒薩”的喊聲中，我們可以聽到美國石油大亨的聲音；在俄美“鋼鐵－雞腿戰”中我們可以感覺到雙方鋼鐵企業與農牧生産者的“角逐”；而在俄美能源合作中，我們不能不注意到雙方油氣綜合體的影響。因此，一個國家的決策過程和對外政策的國內背景成為我們觀察當前及今後大國關係變化的又一個重要視角。

    令人憂慮的美俄核戰略調整

    “911”以來，世界軍事格局中最重要的事件莫過於美國退出《反導條約》和俄美簽署《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這兩個事件標誌著美俄兩國的核戰略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但分析表明，這種變化很難説有助於國際戰略的穩定與裁軍進程的推進。

    “911”後，美俄兩國核戰略的變化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核戰略指導思想由純威懾轉變為“威懾－實戰”相結合的雙重威懾，核打擊門檻逐漸降低，核實戰成為可能。在傳統核戰略理論中，核武器作為“最終手段”，發揮較為單純的報復和威懾作用。但美俄正試圖突破這一界限，重新定位核武器的作用，使核戰略從純威懾向“威懾加實戰”方向轉變。美《核態勢評估報告》強調加快研發新一代當量小、穿透力強、準確性高的核武器，俄羅斯則將核武器使用範圍擴大到“防止地區衝突”，表示在相應條件下，可“有限或全面地使用核武器”。

    其次，戰略目標由“單向威懾”轉變為“多方位威懾”。近年來，面對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威脅日益上升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勢頭難以遏制的局面，美俄得出了安全形勢複雜化、安全威脅多樣化和核威懾目標多元化的相似結論。美《核態勢評估報告》將威脅劃分為“直接、潛在和難以預測”三種類型，列出可能成為美核打擊目標的七個國家。俄《軍事學説》則判定俄面臨多種安全威脅，強調“戰略核力量應擔負起防止局部和地區戰爭的任務”。但美俄在注重新威脅的同時，並未忘記老對手。雙方雖多次宣稱不再為敵，但依然相互防範。

    第三，戰略手段由“簡單威懾”轉變為“複合威懾”，豐富和發展新戰略威懾手段，以更靈活的方式應對新型威脅。以往美俄戰略核力量是由陸基洲際導彈、潛射導彈和戰略轟炸機組成的“三位一體”。但安全威脅的多樣化促使美俄將戰略威懾手段由簡單向複合擴展，戰略姿態由僵化向靈活轉變，將戰略威懾力量從單純的戰略核武器擴展為“核常兼顧”的武器裝備系統。美《核態勢評估報告》提出必須構築由“核與非核進攻性打擊系統、主動與被動防禦力量以及確保核報復有效性的國際工業基礎設施”組成的“新三位一體”，通過強化非核打擊力量，減少對核武器的依賴，同時通過“在規模、範圍和目的方面各不相同的核打擊選擇為其他軍事能力提供補充”。與此相應，俄安全會議於今年3月中旬召開特別會議，修訂去年年初通過的《2005年前軍事建設計劃》和《2010年前武器裝備發展規劃》，決定發展新一代核武器和高精尖武器裝備，在實現戰略核力量全面現代化的同時，以“技術儲備”為原則，集中有限軍費大力研發新型高精尖武器裝備。

    第四，戰略重心由單純進攻轉向攻防兼備，突出發展戰略防禦系統。美《核態勢評估》強調，“僅憑進攻性能力不足以應對21世紀新安全環境”，必須以戰略防禦系統作為對“傳統威懾”的補充。而蘇聯早在冷戰期間就在莫斯科周圍部署了“橡皮套鞋”導彈防禦系統。美《核態勢評估》出籠後，俄安全會議特別會議又決定加速發展防空裝備和導彈防禦裝備，加速生産和部署S-400等防空系統。

    可見，美俄核戰略的調整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門檻，而美國加速研發部署導彈防禦系統又將使其同時擁有“利矛堅盾”，這不可能不引起其他國家的反應。5月31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等人就公然表示要修改“無核三原則”。隨著時間的推移，美俄核戰略調整的消極影響可能凸顯，有可能對國際軍控進程造成不良影響。

    （馮玉軍博士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國網 2002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