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歐洲過去對美國一向是亦步亦趨的，因此出現這樣的公開的分歧也就分外令人矚目，人們不免會問，這一分歧的根由何在？它又能走出多遠？美國學者卡根曾撰文説，這是戰略文化上的差別，是由歐美力量強弱發生了置換所造成的。而歐洲學者埃弗茨回敬道：這是因為歐美在世界觀上是不同的：歐洲人依重和平手段，而美國人只是一味想訴諸武力。

    其實他們二人都不無道理，但歐美分歧的深層根源似乎更植根于他們不同的歷史經驗和民族特性之中。歐洲人經歷了兩次世界是大戰，他們飽嘗兵燹戰禍之苦，創痛巨深，記憶猶新，因此更願意通過國際機 構和多邊妥協來避免戰爭的發生。法國總理的話表達的正是這樣一種心情。而美國則從最近的三場戰爭中嘗到了戰爭帶來的甜頭：無論是91年海灣戰爭，99年的科索沃之戰，還是阿富汗戰爭，美國都憑藉其舉世無匹的軍事力量，輕易取勝，這就助長了美國政府中鷹派勢力的驕慫之心，於是更加崇尚武力，信奉軍事至上。美國作家佈雷德福史密斯曾寫道：美國人愛輕舉妄動，"在做遊戲時像是在打仗，而對待打仗則又像是在玩遊戲"。

    歐美不同的民族性格是産生分歧的另一原因。歐洲人有著悠久而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人文底蘊深厚，中世紀的貴族教養和騎士風度仍余緒如縷，凡此種種，造就出一種自製寬容平和穩重的紳士氣質，和自已活也讓人活的氣度。而200多年前逃往新大陸的清教徒則多是下層受迫害者，他們要在氣侯嚴酷的蠻荒之地開荒拓土，同時還要同印地安人不斷作戰，因此培育出一種果敢冒險，爭強好勝的牛仔精神。他們頭腦簡單，將複雜的社會只分成善與惡，好人和壞人兩極；他們充滿理想主義，狂熱地要在全世界推行其宗教和價值觀；當然他們也有性格率真，樂於抱打不平的美德。但他們又往往是憑一桿快槍來好勇鬥狠，剋敵制勝。從而養成了傾向於武力解決一切問題的崇尚暴力的習性，這一點從美國校園槍擊案接連不斷就可窺見一斑。有一位美國學者曾經感嘆道：對於謹慎的歐洲人，生活被視為一項事業；而對美國人，生活只過是一連串的冒險。而另一個名叫巴爾齊尼的學者則寫道：歐洲人處事像是一個謹慎有餘的老式銀行家，他們已經習慣於不再匆忙行事；而美國人呢，則象個簡單粗魯的暴發戶，感情衝動，自高自大，鄙視公認的規則和他人的傳統。其實，如果要打個比方的話，歐洲人的性格有點兒象他們的釀造的葡萄美酒--一種味道淳厚的陳年佳釀；美國人呢，也象他們自已生産和飲料--哪個味道有點兒怪異，不停地冒著氣泡的可口可樂。

    歐美選舉制度的不同也使其領導人物的處事方式出現差異。由於實行議會制（法國除外），歐洲政府首相和總理多是議員出身，他們都已在官場混跡多年，對國際事務了然于胸，外交手段圓滑嫺熟，更願意以讓步和妥協求得和平。而美國總統則由大選從民間産生，當選前往往並非職業政客（如杜魯門原是農場主，裏根則出身演員），當選之初他們對國際問題所知寥寥，如布希就答不對許多大國元首的名字。因此他們對外交事務必然要有一個學習適應期--美國人稱之為外交曲線，所以在任職的頭一二年難免由於無知，，也由於財大氣粗和軍事優勢而産生的莽闖行事的衝動，於是乎出些差錯也就不足為奇可以理解了。

    歐美畢竟是不同的國度，各有各的國家利益和國內壓力需要考慮，因此偶爾出現些分歧也是正常現象。但更要看到，歐美畢竟是同根脈、同血緣的關係，是古希臘與古羅馬傳統和基督教精神這棵文明之樹上長出的兩大幹枝，分叉再大，終不脫同一母體；同時更有共同的價值觀將它們緊緊地維繫在一起。上個月份公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就申明：美國及其盟友共同追求的終極戰略目標就是向全世界推行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觀。此外，歐盟雖然正在成長壯大，但尚未具備獨擎半邊天的實力，仍要借助美國的力量來保持自已世界大國的地位與影響。因此歐盟不可能與美國分道揚鑣，他們早晚還是會通過妥協來彌合此次分歧的，因為它們畢竟是目標一致，只不過是在手段和途徑上有所爭議罷了。比如主要大國都一方面反對美國採取單邊軍事行動，，但同時又都表示，如果有聯合國授權，他們就沒有非議，並且有可能參與行動，企圖藉以發揮影響，避免成為局外人。而美國面臨盟國和國際社會的反對，也在迫使聯合國通過新的決議，以便其能師出有名。因此，我們大可以把歐美的爭吵看成是夫妻鬥咀，雖有時很是激烈，但畢竟是在一時一事上的較真，根本利益還是共同的，早晚他們是會和好如初，共同對外的。 （李學江）

    人民網 2002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