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們：困境

    很難説是否應該替傑森斯克拉克感到鬱悶。他是達特茅斯大學塔克(Tuck)商學院2001年的畢業生。雖然畢業的時候被華爾街的一家投資銀行錄用，可是，上班的第一天這銀行就倒閉了。“再呆下去也沒什麼意義”，後來他説，“到處都在解雇人，何況，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想要幹這個。所以，我拿完錢就去釣魚了。而且，不誇張地説，靠著釣魚我還真掙了些錢。現在，我自己都拿不準是不是還要回華爾街去。”

    能夠説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傑森只不過是大量手持文憑卻就業失利的MBA畢業生中的一個。根據倫敦商學院(LBS)職業管理中心勞拉西本斯的説法，在LBS2002年的畢業生中，大概有20-25%的人畢業時沒找到工作。而且，考慮到剩下的人中有些獲得的是短期工作或者只是擬議中的工作，最後的數字實際上比這個還要高。

    從歐洲企業管理學院(INSEAD)的市場部經理尼克巴尼維爾那裏獲得的情況也差不太多。“早些時候的跡象表明，2002年畢業生中可能有15-30%在畢業時沒有找到工作。至於確切的數字，那要等到我們和沃頓商學院的交換學生——大約有30人——回來之後才能知道”。即使是那些足夠運氣出了校門就直接投奔工作崗位而去的人，他們中間也沒幾個能夠獲得一份帶有紅利和豐厚工資的合同。可是在過去，這種合同幾乎可以説是行規的一部分。這幾年，INSEAD的畢業生從諮詢和金融領域中獲得的工作崗位數量下降得非常快，而2002年的數據則表明，這一下降的趨勢仍然在繼續。巴尼維爾説，“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來自工業企業的招聘需求終於能和諮詢、金融這些工作崗位拼上一拼，能夠對MBA畢業生産生吸引力。”

    收縮的並不僅僅是直接的工作機會。對於MBA就業同樣重要的實習機會也收縮了。事實上，多數MBA學生上商學院的目的都是改變自己的工種，這樣，實習就成了在新行業中積累經驗的重要機會。而在過去，公司也願意招收那些學習能力強又雄心勃勃的學生做實習生。但是今年的情況大不相同。現在，美國公司只願意招收那些有本行業經驗的人。而這又引起了更糟糕的連鎖反應：學生們開始在每一個可能的工作崗位上申請實習機會：無論他們是否真的對它感興趣。結果是，那些真正有興趣的學生被淹沒在裏面。歐洲的情況略有不同。因為歐洲的MBA計劃大多數只有1年半，因此有機會在校申請實習的學生並不太多。

    不過，儘管就業的前景並不太好，MBA的畢業生們還是堅信他們所付出的時間和金錢並沒有浪費。至於支撐這種信心的基點，除了課程本身的內容以外，剩下的就是已經被商學院自己宣傳得路人皆知的人脈。比如，面對著艱難時局，塔克商學院的畢業生路斯伍德還是會硬挺著説：“MBA絕不是什麼可有可無的東西。我每天都在運用我在課程中所學到的東西，我跟商學院講企業家素質課的教授保持著經常性的聯繫。而且，我的那些同學也是非常好的資源。”

    跟他相比，管理國際研究院(IESE)2001年的畢業生辛克萊爾對待MBA的態度更為現實：“從短期來説，它基本上就是浪費錢。但是另一方面，毫無疑問地，它為我的生活提供了一個更加寬廣的視野，而這件事你是根本沒法用錢來衡量的。”

    能用錢來衡量的是MBA學費的投資回報率。關於這一點，LBS的院長勞拉泰森(Laura Tyson)有這麼一個並不太負責任的意見：如果你相信你所受的教育的價值，那麼你不妨接受那些起薪比較低的工作。這最多只會延長你償還貸款的時間而已。

    無論如何，對於那些仍然執著的人來説，馬特辛克曼的經驗也許有點用處。2001年從LBS畢業之後，他在今年年初丟掉了他在鑽石叢諮詢公司的工作(Diamond Cluster Consultants)。“我給那些想要開始MBA學習的人的建議是，要非常仔細地想清楚，你到底為什麼要上MBA，然後在剩下的時間裏緊緊攥住了這個理由別撒手。”他説，“回想一下，我自己上MBA的時候犯的就是這個錯誤：讓馬反過來把我給‘騎’了。結果我現在是一個失業的諮詢師，可是，搞諮詢卻根本不是我原來選擇上MBA課程的目的。”

    商學院：課程調整

    産品的困境就是生産/供應商的困境。這並不僅限于因為入學人數減少而帶來的資金上的問題。更嚴重的情況是不斷增加著的對於MBA課程設置本身的批評。一個由美國管理學院聯合會(AACSB)進行的研究顯示，有大量的MBA畢業生認為對於他們的職業生涯來説，最重要的技能是和別人進行有效交流的能力：其重要性要遠遠超出別的技能。可是，調查結果還同時顯示出，只有6%的商學院能夠在傳授這一技能方面達標：這還是把達標的標準降低到“勉強合格”之後的數字。

    不過，這還不是批評意見的主流。在安然和其他公司醜聞之後，主流的批評意見理所當然地集中在了MBA畢業生的職業道德取向，以及道德問題在課程設置中所處的地位方面。

    今年初，阿斯本研究所(Aspen Institute)公佈了一個對2000名MBA的調查結果。這一結果顯示，在接受MBA訓練的過程中學生們的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在MBA課程結束時，他們往往會改變自己原來的態度，把股東利益置於消費者需要和産品品質之上。這個調查因此呼籲，應該在課程中提供更多的案例來説明企業的領導人如何才能在商業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獲得一種平衡。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西北大學凱洛格(Kellogg)商學院正準備把倫理學加入自己的核心課程中。而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安德森學院的院長威利森(Willison)則認為，UCLA和其他的商學院對此能夠做的，是以某種迂迴的方式對學生的價值觀進行塑造。“作為學術機構，我們實際上在倫理爭論中處於某種超脫性的地位。所以，我們就可以在向管理人員傳授對商業道德困境進行處理的方法時，把我們自己對這些問題的態度傳達給他們，並以此對他們産生影響。”事實上，這種要在倫理教育中使用迂迴戰術的説法最近在商學院中有些甚囂塵上的意思。

    相比之下，面對MBA在道德方面所受到的質疑，聖母大學門多薩(Mendoza)商學院的院長凱洛琳伍(Carolyn Woo)似乎有一種更為徹底的解決辦法。按照她的説法，聖母大學正準備在改變MBA教育——甚至本科階段的商科教育——方面佔據領先地位。而這個計劃的首要步驟是，吸引和招收更多本性純良的學生，也就是那種無須教育就已經相信“生活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更多的索取”，或者在追求成功的過程中既注重結果但對手段問題也同樣注意的學生。為此，她嘗試性地設計了一些面試時能把“好人”和“壞人”分開的問題，比如，申請者必須回答，他/她是否認為正義必勝？他/她是否相信生活中有比升遷更重要的事情？不過，考慮到MBA的申請者在接受面試時通常都已經做過充分的人格排練，伍説，要從這些精心修飾的面目中挑選出那種道德上乘的人，最後依靠的實際上是直覺。伍顯然相信她自己的直覺。她的原話是：“狗和嬰兒能分辨出誰在説謊。”

    比起倫理問題這麼複雜的困難，也許創業素質教育問題要簡單得多。至少所有人現在都同意，這本應是MBA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不過，原來的情況並不是這樣。按照勞拉泰森的解釋，這是因為，從歷史淵源來看，商學院原來的目的就只是為投資銀行和諮詢公司這樣一類公司提供人才。所以傳統上並不太重視個人在創立自己的實業時遇到的問題。不過，新經濟和它的衰落卻改變了這一局面。一方面，.COM公司把商業運作中那些與創業歷程有關的問題——尋找風險投資和整合、啟動商業計劃——帶到了桌面上。另一方面，新經濟衰退所引發的經濟景氣問題實際上迫使學生們把就業的注意力從投資銀行、諮詢公司和大型企業轉向小型企業，甚至去創立自己的公司。比如，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毅偉(Ivey)商學院的院長，勞倫斯塔普(Lawrence Tapp)指出，艾維自己的畢業生，甚至那些原來計劃畢業之後立即進入金融服務業的學生，後來也會去考慮開創自己的事業。

    針對這一趨勢，達爾頓(Darden)商學院現在設立了一門關於如何收購小型商業組織的課程。而LBS則為那些擁有自己實業的人開設了法律課程。還有一些學院做了更進一步的努力，來吸引那些擁有自己實業或者對自己創業感興趣的學生。都柏林的斯莫非特(Smurfit)商學院的院長認為，MBA計劃應該不斷地細分，在一些具體的市場中建立自己的專業性。而創業素質就是斯莫非特選中的這樣一個市場。現在，它的企業孵化器有1百萬美元的資金來資助學生和其他願意雇傭斯莫非特畢業生的創業者的各種想法。而迄今為止它已經資助了5個公司，其中包括一個編制電子郵件軟體的公司和一個生物技術公司。康奈爾大學的約翰遜管理研究院則在2000年建立了大紅風險基金(The Big Red Venture Fund)，在它的資助下，商學院學生每年都會舉辦一次商業創意競賽。麻省理工學院的斯隆(Sloan)商學院也有同樣的活動。沃頓商學院則成立了自己的小企業中心。

    事實上，把創業素質教育納入MBA的課程設置之中的意義並不局限于培養未來的創業人才。1996年，斯坦福大學建立了創業研究中心(CES)。到現在，儘管矽谷的創業浪潮已經消退，CES關於創業的課程仍然非常受到歡迎。在這個中心所提供的課程中，除了有關於如何管理公司使得它能夠上市，如何獲得和使用風險投資這樣的課程之外，還有一門“創業機會評價”課。這門課要求學生們以團隊的形式申請註冊，而且要求這個團隊中至少要有一名成員來自商學院以外。然後這個團隊要在課程中實際演練自己的商業計劃。從表面上，這門課程跟前面提到的那些計劃並沒有什麼不同。不過，CES並不把這門課看成是某種小型或者倣真企業孵化器。事實上，CES對自己的定位是某種研究性的機構。從這種自我理解出發，它認為這門課程的任務是讓更多的人了解創業的實際過程，並且讓他們能夠從更為一般的管理學理論的角度去理解整個創業過程。而蘊涵在這一自我任務設定中的則是這樣一種考慮：關於創業過程的知識對於管理小型商業組織也是關鍵性的，所以，即使是那些永遠不會自己創業的人，也應該擁有足夠的關於創業過程的知識。

    價值和可能價值

    很明顯，作為最終消費者的企業才是整個MBA問題的關鍵所在。因為它是整個MBA計劃的價值的最終判定者。而從這個意義上説，無論是畢業生的心態-策略上的調整還是商學院在自己的課程設置的改變，都不如商學院和企業之間的關係上的改變重要。

    和一般的想像不同，恰恰是歐洲的學校在商業管理方面提供了一種更少理論色彩的研究生課程，原因是，它們的商業管理課程更多的直接來源於那些發生在商業部門的變化，而美國的商業管理課程則主要是在大學的羽翼下成長起來的。“在歐洲，學校傳統上更強調動手的能力，也會更貼近商業活動本身”。伊拉莫斯大學鹿特丹管理學院的院長凱彼德説，“現在，企業和學院之間的互動越來越強，原因之一是有越來越多的教師是來自於實際商業活動中的，另外，各種教育計劃也越來越注重實際的演練。在歐洲的大學中一直有一種人文傳統，正是這種傳統使得我們能夠不會把注意力僅僅集中在數據分析和建模的技巧上，而是也會去關注人際關係、文化差異以及實踐技巧方面的問題。”

    歐洲和美國商學院之間的這種差別明顯地體現在它們各自課程的時間跨度上。歐洲的MBA計劃，如果是全日制學生，通常的時間跨度是1年半，而這種學制在美國所需要的時間則要2年。歐洲商學院的另一個特點是它的兼職MBA。儘管這種計劃在美國也有，但美國很多的頂級商學院仍然堅持認為，只有全日制的學習才是教學品質的保證。因為只有通過那種兩年的計劃，才可能獲得一種“脫胎換骨的經驗”。根據哈佛大學柯爾施的譏諷性的説法，“只有當你沒有足夠的教員來提供兩年的計劃時，那種一年的計劃才會出現”。這當然是毫無根據的。至少對於INSEAD來説是這樣。事實上，儘管INSEAD是由3個哈佛畢業生建立起來的。但它從來沒有提供過象哈佛那樣的兩年期的MBA計劃。而且，按照院長巴尼維爾的説法，“從學習時間上説，我們一年制的MBA實際只比兩年制的美國學位少20個學時。”

    但是，柯爾施所提到的“脫胎換骨的經驗”卻有助我們更好的理解歐洲與美國的商學院之間的差別。事實上，和美國的商學院相比，歐洲的MBA計劃與其説是一種人才教育，不如説是一種員工培訓。這種定位的好處當然是它的那種直接面向終端用戶的實用性，但從整個商業生態來説，卻也會導致商業運作模式的僵化。正是在這一點上，美國的“學院派”模式看起來佔了上風。事實上，在將課程設置的重心向創業素質轉移的過程中，已經有一些分析家指出，由於創業過程研究就其本質來説是多學科交叉的：它需要把戰略、商業法、人力資源、領導能力和金融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所以，那些強調創業過程的MBA計劃，最終會擺脫原來傳統的核心課程加選修課的模式而轉向一種更少部門分割的課程設計。這樣一來，對創業過程的強調就可能會讓MBA教育在商業活動中發揮一種更具創造性的作用。換句話説，一方面，新的管理理念和商業理念就可能直接體現在課程設計中：MBA教育不再僅僅是對已經存在的趨勢的傳達和研究。另一方面，在這 一過程中，商學院實際上會成為新的商業模式的實驗場和訓練基地，在這個意義上，在對創業過程的強調中，教授和學生最終會發現他們自己已經站在了商業發展的最前沿。

    《環球企業家》2002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