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當前的農民收入明顯是結構問題而非政策或制度問題。具體來看，當前國家的農村政策或許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之所以農民收入增長不快甚至有所下降，與國家政策無涉。一個常識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衡量一國人民生活品質的恩格兒系數是下降的，恩格兒系數下降，農業份額佔國民經濟總額的比重下降。因此，只要農民不能從農業中大規模轉移出來，農民收入的增長必然慢于整個社會收入的增長，農民相對貧困是必然趨勢。而對一個有9億農民的大國，農民大規模從農業轉移出來，至少需要數十年時間。也就是説，作為一個整體，農民收入的增幅下降是由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決定的，是一個典型的結構問題。加入WTO之後，國際主要農産品價格較國內低，進一步使農民收入鎖定為結構問題。

    而之所以農民收入這樣一個結構性問題反覆且普遍被解説為政策或制度問題，是因為我們的經濟學家們大多患有制度決定論和市場浪漫症的毛病，且深且久矣。認為是國家政策不好造成農民收入增長不快的經濟學家認為，應該鼓勵農民外出務工經商，鼓勵農村土地流轉，引導農民調整産業結構，發展外向型經濟，增加農業信貸，國家投資興修水利等，這種意見認為，國家對農業的扶持政策很重要，當前增加農民收入不是不需要國家干預，更不是不需要國家政策，而是國家應有好的政策，過去一系列農業和農村政策妨礙了農民收入的增加，是有問題的政策。認為是制度不好的經濟學家認為，當前造成農民收入增長不快的根本原因是國家沒有真正將農民放活，農業放開，他們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應該少管農民，相信農民，將農民當作市場主體，讓農民有充分的自由和完整的土地産權，維護農民的權益。其核心是讓農民作為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中自主尋找增加收入的辦法。這種意見經常與給農民國民待遇的意見混合起來。

    問題是，既然農民收入問題是結構問題，而非政策和制度問題，以上制度決定論和市場浪漫症患者增加農民收入的辦法就不會有效果，尋找好政策和建立好市場的努力對增加農民收入就不會有根本作用。其結果，這些經濟學家不可能提出增加農民收入的建設性方案，但他們不滿意所有現有的方案，他們脫離中國和中國農村的實際，批判所有現有的農村和農業政策，用理念而不是具體的研究來説話和做事情。

    回到農民收入問題上，既然農民收入是一個結構性問題，我們就應該從結構方面考慮問題，從結構方面研究解決問題的辦法。國家的有些具體政策可能不利於農民增收，就應該研究改進，某些具體制度也對農民不公平，也可以考慮修正。但一定要防止那些一好政策就靈，一好制度就靈的想當然，拒絕大理論和大話語，多進行農村調查，切實進入到中國實際和中國農村研究的實際，在具體政策和制度上展開討論，否則，我們那些喜歡信口開河的經濟學家就不是建設地而是破壞性地做事。他們看似在為農民説話，為農民增收出主意，實際上是在塞自己的私貨，不僅無法讓農民在短期增加收入，而且會讓農民失去長期的基本生存保障。

    《人民日報》200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