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産減收，社會不安

    最近經常在日本報紙等媒體上看到“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這句話。從主要工業産品的生産量和在世界市場所佔的份額來看，也不能不這麼説。

    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須指出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農業國這一事實。因為13億總人口的70%住在農村地區，經濟活動人口的50%從事農業。就數字來説，這和70年前的日本農業的情況重合。

    20世紀初，年輕的毛澤東親眼目睹了農民的貧困，論述説吃飯問題是中國最大的課題，強調通過革命變革社會。進入新中國後，解決這一問題被當作了重要的政策課題，但大多數國民能夠填飽肚子，還是在80年代實行農業改革之後。

    鄧小平的農業改革使各種農産品大量增産。被稱作鄉鎮企業的農村工業等非農業也迅速成長起來。農民收入增加，以沿海地區和大城市近郊地區為中心，步入小康的農民迅速增加。這20年來的中國，實現了年平均近10%的經濟增長率，而其原因就有農業增産、農民增收、以及農村繁榮在內。

    但是，90年代末以後的中國，通貨進一步緊縮、消費需求停滯的情況突出。農産品的生産過剩引起市場價格暴跌，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大幅度下滑。由於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猛增，農民打工者流入城市的增長率也放慢了速度。再加上隨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增加進口廉價農産品一事得到確認，強化農業體質就成為當務之急。

    中國農業現在究竟達到了什麼發展階段呢？由於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一直努力增産糧食，糧食的生産能力穩定在5億噸的高水準上。中國農業的中心問題，現在已經不是增産，而是轉移到了如何實現增收和提高競爭力的轉捩點上來了。

    這幾年的中國農業，“增産減收”作用明顯。農民收入的增長幅度減慢，農民和城市居民（市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擴大。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購買力停滯不前，從而無法指望擴大消費需求來帶動經濟高速增長。而且，農民如果繼續相對貧困下去，就很難維持社會穩定了。

    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需要儘早解決以下政策課題。即如何實現增加農民收入以及改變農村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如何培養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農業。

    “農民”“市民”的實際身份

    農民和市民的收入差距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成為問題。80年代前半期曾短時期縮小過，但其後就經常保持2-3倍的差距，近年更有擴大的趨向。如果把幾乎只有市民才能享受的社會保障（醫療、失業保險、養老金等）等因素再考慮進去，城市農村之間的差距要擴大4-5倍。

    造成農民低收入的原因，有客觀資源的制約和人為的制度差別。中國每人平均可耕地是日本的3倍。但是，農業勞動者每人平均可耕地98年為0.24公頃，還不及日本的五分之一。這是由於中國農村積壓了龐大的剩餘人口。考慮到佔就業人口50%的農業僅僅創造了生産總值20%的情況，農民的低收入就有其無可奈何的一面了。

    但是，不可否認，半強制性地把幾乎是中國全部剩餘人口封鎖在農村地區的各種制度使農民的相對貧困狀況更為惡化。城市和農村，長年累月被戶籍制度這一看不見的“鐵幕”隔開，造成了“農民”和“市民”這一實際的社會身份。

    毛澤東時代，為富國強兵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而達到這一目的的資本積累由從農業進行資本轉移得以實現。進入鄧小平時代，“先富論”正當化，資本等資源的分配向沿海地區和城市地區傾斜。

    國家在改革後繼續操縱農産品價格、掠奪農民收入。通過稅制和金融杠桿，很多資金從農村地區流出。農村教育等各種公共事業和社會保障，在村民自治範疇的藉口下，全部交由農民自己處理。

    在城市農村雙重社會結構頑強存在的過程中，農民難以成為市民，農民舉家離村的現象非常少。結果，農村家庭數目並沒有隨著經濟增長減少，勞動生産性極低的小規模家庭農業不得不沒完沒了地經營下去。

    要解決中國農業所含的基本問題，必須進行兩大結構轉變。一是打破城市農村雙重社會結構，從封閉的身份社會轉變到開放的市民社會，另一個是在農業政策上從以糧食增産為最主要目標的做法轉變到同時實現增産增收提高競爭力。

    農民和市民一樣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國民。必須和市民平等享受國民所享受的全部權利。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被給予了準國民待遇，沒有道理限制農民作為國民的權利。而目前的現狀是農民只能在村長選舉上表達自己的意見，卻無法在決策過程中反映自身利益。

    如果沒有各種人為的制度差別，農村人口和農村家庭都將因為遷居城市而大為減少。這樣一來，就能減輕農業的剩餘就業，還將出現大規模經營的農戶和農場。再進一步，就有足夠的把握指望提高農業競爭力和增加農戶收入。

    當然，由於大批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城市居民的生活水準或許會稍有降低。因為考慮到如果勞動市場中的供需制約變小，就全體來看工資水準就不怎麼會漲了。

    但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通過從制度上強迫農民犧牲而換來市民富裕的做法原本就極其缺乏公正。

    另一方面，改變迄今為止以糧食增産為第一目標的農業政策的基本方針，調整基於什麼地種什麼莊稼的原則的生産結構，有必要培養為農産品貿易自由化做準備的大規模的農業經營。

    成為經濟的持續增長條件

    上述兩個轉變實際上已經啟動，部分方面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在很多中小城市，戶籍制度造成的遷徙限制得到緩和，農民們正在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職業、決定住所。只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依然存在對農民的制度性差別。

    自99年以後，農業結構調整在政府的強有力的指導下獲得進展。例如，在沿海地區農村，大幅度壓縮失去優勢的糧食生産，擴大蔬菜和養殖。同時土地經營權在農戶之間流動，經營大規模農場的農戶增加。但是，在大多數農村，由於缺乏穩定的非農業就業機會，農地的流動性仍然停留在極少數的階段。

    這樣看來，可以設想因為中國之巨大，這一轉變過程更需要相當的時間。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結構不轉變，農業的基本問題就無法解決，經濟的持續增長也會發生危險。（桃山學院大學教授 嚴善平）

    《日本經濟新聞》200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