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深夜,採訪陳果是在北太平莊的一個偏僻的錄音棚,他利用到北京拍攝《人民公廁》的間隙,為這部新片做旁白錄音。當陳果走到記者面前,很難把“香港新銳導演”的冠名,與眼前這個壯實的中年男子聯繫到一起。記者實話實説:“我原來以為你很年輕。”陳果聽後爽朗大笑,用標準國語答曰:“我是年輕呀,很多年前很年輕!”
陳果作品
《人民公廁》(2002年);《香港有個好萊塢》(2001年);《榴蓮飄飄》(2000年);《細路祥》(1999年);《去年煙花特別多》(1998年);《香港製造》(1997年);《妖街皇后》(1995年);《大鬧廣昌隆》(1993年)
內地新導演很幸運,他們從學校出來,包括第五代,不管出道環境多艱苦,但他們的年齡是和他們的處女作的感覺相當的。但在香港,像我這樣的“新導演”是在商業電影裏混了十多年才會出來。
我的電影是有力量的
記:大家認識你是因為《香港製造》,到後來的“回歸三部曲”,都是反映低層社會,怎麼會有這樣的主題選擇?
陳:香港雖然是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城市,其實那裏很多人還是生活在困苦的環境中。香港很多導演喜歡拍中産階層的東西。主流電影給人們看到的往往是好的一面,看不到貧困邊緣的大眾。以前我也出生在這樣貧苦的環境,所以我有機會拍電影,主題就想圍繞這些生活在低層的人物故事。
記:但“回歸三部曲”品質不是很整齊,像《去年煙花特別多》就感覺往商業電影上靠,你覺得三部曲中最弱的是不是這一部?
陳:《去》有商業的因素,因為我不想讓老闆虧錢,處理上商業些。的確,這部片子受到的批評最多,但也有人特別喜歡,電影不能完全取悅各種觀眾,它是個看不到底的深淵。
記:香港電影對政治、社會生活很冷淡,相對而言,在那樣的人文環境中,你的電影是否是因為題材的出位、另類而脫穎而出,你又是怎樣看待電影的現實教育意義的?
陳:我沒有把自己歸為另類,只是拍自己想拍的東西。香港電影不愛思考,但我的電影有思考性,不是一般觀眾會喜歡的,但我的電影不八股。因為人是不要教育的,是自覺的感悟,在電影裏我只是呈現生活的現實,我沒有去教育觀眾去做什麼,你有感受就有感受,沒有感受就算了,我沒有教育觀眾的責任,我沒有內地導演那麼痛苦、那麼累。我的電影反映社會的現象,是有力量的,是我個人的感受。所以,任何批評、任何讚賞對我來説都無所謂,對我不要有期待。
我在説人的成長
記:你的電影大多是青少年題材,尤其是《榴蓮飄飄》、《香港有個好萊塢》以及《人民公廁》這後三部。
陳:對,我和年輕人接觸多,我拍的電影主要是在講成長,我自覺不自覺在説人的成長。“回歸三部曲”涉及面很廣,但這三部完全是年輕人的故事。
記:你的電影往往用的是香港非專業新人,怎麼會用周迅、秦海璐這些內地演員?
陳:《榴蓮飄飄》的故事就是講內地的女孩子,香港女孩子演不來,首先語言不行,之前有深圳女孩子説想演,但真人演真事很難,我認識海璐時她還是學生。《香港有個好萊塢》需要周迅那樣的感覺。選演員,我更多的是考慮我的電影,像這次《人民公廁》,我選的冬冬還是新人,他出生在哈爾濱,小時候隨父母去了日本,前年到北京進修表演,又被一家南韓公司簽下,那時候我就認識他,他的國際身份就很適合《人民公廁》。
記:你的電影又是在怎樣的環境中成長的?
陳:20世紀60年代日本導演對我的影響很大。那時候我很年輕,像大島渚等日本新浪潮代表,他們的電影成本低,反映很多社會現象問題,我有點像他們的選擇。到現在,不管是非主流還是商業,好看的電影都是好電影,好看的電影都是成功的,我都欣賞,我跟一般觀眾沒有兩樣。
邊緣總會匯入主流
記:這幾年香港電影界也就出了一個你,換個角度,你是不是也成為一種藝術主流呢?
陳:藝術是條奔騰的長河,邊緣的前端總有一天會匯入主流,因為需要新的邊緣來推動。我的電影裏,如果起用明星來演,是不是主流和商業?我不好説。可能是一個風格更恰當。
記:《人民公廁》是一部DV電影,第一次不用膠片拍電影,感覺怎樣?
陳:我不喜歡DV,因為我成長在膠片電影的年代,但你不能否決科技的進步,進步得太快、太離譜,你沒辦法不用。
DV有它的方便,最終也可能取代電影的東西。《人民公廁》開始就決定用DV拍,開始我不習慣,很像電視,與膠片的質感不一樣,不舒服、不舒暢,停了半年沒拍。但慢慢發現它很方便,像在拍家庭記錄,我們在美國大街上拍,那種自由又很好。
記:你對經濟、科技發展中的中國三地電影怎麼看?
陳:台灣電影已經全面垮了,因為台灣的電視頻道太多。香港前幾年有低谷,但2001年香港電影全面起來了,無論是好萊塢電影,還是港産影片,票房很好。這幾年,內地很多領域都越來越好,惟一沒有起色的是電影工業。現在連泰國的電影都起來了,我們中國的電影觀眾應該更多地到電影院看電影,政府部門也應該有更好的機制,讓更多的電影,有分類地拿到電影院裏放,那時候,我想知道我陳果的,就不僅僅是看碟的內地人了。
《京華時報》 2002年0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