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深夜，採訪陳果是在北太平莊的一個偏僻的錄音棚，他利用到北京拍攝《人民公廁》的間隙，為這部新片做旁白錄音。當陳果走到記者面前，很難把“香港新銳導演”的冠名，與眼前這個壯實的中年男子聯繫到一起。記者實話實説：“我原來以為你很年輕。”陳果聽後爽朗大笑，用標準國語答曰：“我是年輕呀，很多年前很年輕！”
陳果作品
《人民公廁》（2002年）；《香港有個好萊塢》（2001年）；《榴蓮飄飄》（2000年）；《細路祥》（1999年）；《去年煙花特別多》（1998年）；《香港製造》（1997年）；《妖街皇后》（1995年）；《大鬧廣昌隆》（1993年）
內地新導演很幸運，他們從學校出來，包括第五代，不管出道環境多艱苦，但他們的年齡是和他們的處女作的感覺相當的。但在香港，像我這樣的“新導演”是在商業電影裏混了十多年才會出來。
我的電影是有力量的
記：大家認識你是因為《香港製造》，到後來的“回歸三部曲”，都是反映低層社會，怎麼會有這樣的主題選擇？
陳：香港雖然是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城市，其實那裏很多人還是生活在困苦的環境中。香港很多導演喜歡拍中産階層的東西。主流電影給人們看到的往往是好的一面，看不到貧困邊緣的大眾。以前我也出生在這樣貧苦的環境，所以我有機會拍電影，主題就想圍繞這些生活在低層的人物故事。
記：但“回歸三部曲”品質不是很整齊，像《去年煙花特別多》就感覺往商業電影上靠，你覺得三部曲中最弱的是不是這一部？
陳：《去》有商業的因素，因為我不想讓老闆虧錢，處理上商業些。的確，這部片子受到的批評最多，但也有人特別喜歡，電影不能完全取悅各種觀眾，它是個看不到底的深淵。
記：香港電影對政治、社會生活很冷淡，相對而言，在那樣的人文環境中，你的電影是否是因為題材的出位、另類而脫穎而出，你又是怎樣看待電影的現實教育意義的？
陳：我沒有把自己歸為另類，只是拍自己想拍的東西。香港電影不愛思考，但我的電影有思考性，不是一般觀眾會喜歡的，但我的電影不八股。因為人是不要教育的，是自覺的感悟，在電影裏我只是呈現生活的現實，我沒有去教育觀眾去做什麼，你有感受就有感受，沒有感受就算了，我沒有教育觀眾的責任，我沒有內地導演那麼痛苦、那麼累。我的電影反映社會的現象，是有力量的，是我個人的感受。所以，任何批評、任何讚賞對我來説都無所謂，對我不要有期待。
我在説人的成長
記：你的電影大多是青少年題材，尤其是《榴蓮飄飄》、《香港有個好萊塢》以及《人民公廁》這後三部。
陳：對，我和年輕人接觸多，我拍的電影主要是在講成長，我自覺不自覺在説人的成長。“回歸三部曲”涉及面很廣，但這三部完全是年輕人的故事。
記：你的電影往往用的是香港非專業新人，怎麼會用周迅、秦海璐這些內地演員？
陳：《榴蓮飄飄》的故事就是講內地的女孩子，香港女孩子演不來，首先語言不行，之前有深圳女孩子説想演，但真人演真事很難，我認識海璐時她還是學生。《香港有個好萊塢》需要周迅那樣的感覺。選演員，我更多的是考慮我的電影，像這次《人民公廁》，我選的冬冬還是新人，他出生在哈爾濱，小時候隨父母去了日本，前年到北京進修表演，又被一家南韓公司簽下，那時候我就認識他，他的國際身份就很適合《人民公廁》。
記：你的電影又是在怎樣的環境中成長的？
陳：20世紀60年代日本導演對我的影響很大。那時候我很年輕，像大島渚等日本新浪潮代表，他們的電影成本低，反映很多社會現象問題，我有點像他們的選擇。到現在，不管是非主流還是商業，好看的電影都是好電影，好看的電影都是成功的，我都欣賞，我跟一般觀眾沒有兩樣。
邊緣總會匯入主流
記：這幾年香港電影界也就出了一個你，換個角度，你是不是也成為一種藝術主流呢？
陳：藝術是條奔騰的長河，邊緣的前端總有一天會匯入主流，因為需要新的邊緣來推動。我的電影裏，如果起用明星來演，是不是主流和商業？我不好説。可能是一個風格更恰當。
記：《人民公廁》是一部DV電影，第一次不用膠片拍電影，感覺怎樣？
陳：我不喜歡DV，因為我成長在膠片電影的年代，但你不能否決科技的進步，進步得太快、太離譜，你沒辦法不用。
DV有它的方便，最終也可能取代電影的東西。《人民公廁》開始就決定用DV拍，開始我不習慣，很像電視，與膠片的質感不一樣，不舒服、不舒暢，停了半年沒拍。但慢慢發現它很方便，像在拍家庭記錄，我們在美國大街上拍，那種自由又很好。
記：你對經濟、科技發展中的中國三地電影怎麼看？
陳：台灣電影已經全面垮了，因為台灣的電視頻道太多。香港前幾年有低谷，但2001年香港電影全面起來了，無論是好萊塢電影，還是港産影片，票房很好。這幾年，內地很多領域都越來越好，惟一沒有起色的是電影工業。現在連泰國的電影都起來了，我們中國的電影觀眾應該更多地到電影院看電影，政府部門也應該有更好的機制，讓更多的電影，有分類地拿到電影院裏放，那時候，我想知道我陳果的，就不僅僅是看碟的內地人了。
《京華時報》 2002年0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