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主義時裝的春天(圖)  

    “XX主義比銀河系還要遙遠,但一定會到來”,演員郭濤在小劇場話劇《臭蟲》裏這樣説。對時裝界而言,極端主義服裝看起來還是遙遠,但是設計師極端分子的春天已經到來了

    

    

    做比約克不容易。這個黑頭髮小個子的女歌手擅長尖刻地撕破我們的耳膜,特立獨行,同時擅長特立獨行的裝扮。她著名的服裝包括2001年出席奧斯卡的天鵝裝,還有最近亞歷山大麥克奎恩設計的鮮紅色鴕鳥羽毛裙子:當比約克在舞臺上晃動的時候,她身上這襲明亮的裙子看起來仿佛超脫了她而獨立存在,裙子上的2000個手工製作的小玻璃珠子裝飾品也發出了細碎的聲響,這讓她看起來挺奇怪的。

    

    大多數人都樂意一星期7天穿得輕快暢意,如果有選擇,衣服就應該讓生活變得舒服一點。誰還記得什麼時候自己曾經站在街上死盯著別人的衣服看了?朋克在20世紀70年代就這麼幹了,新浪漫主義時裝在80年代也出過風頭。如今就算比約克開開自己的玩笑,也不過是履行表演工作者的職責。很少有人想去給身體加上累贅的東西,或者願意穿上一件像灌木叢似的讓人忍不住要動手修剪的衣服。但是倫敦很酷,維多利亞&阿爾伯特美術館(V&A)選擇了這個時刻,集合了11位設計師的極端主義時裝展出,作為對時裝現狀的一個挑戰。

    

    館長克萊爾威爾科克斯女士挑選了如今被認為是最有遠見的設計師,這本新時尚“聖經”包括:胡塞因查拉雅(Hussein Chalayan)、赫爾默朗(Helmut Lang)、馬丁馬吉拉(Martin Margiela)、亞歷山大麥克奎恩和Junya Watanabe,還有一些我們熟悉的老先鋒派:Azzedine Alaia、讓保羅戈蒂耶、川久保玲、三宅一生、維維恩韋斯特伍德、山本耀司。

    

    為比約克設計的裙子成為亞歷山大麥克奎恩在V&A美術館的極端主義時裝裏展示的作品之一。對典型的時尚無政府主義者麥克奎恩來説,咄咄逼人的挑釁是其設計的基本要素之一。“極端主義時裝很難讓人們正襟危坐地欣賞。”他説,“它們有時很粗俗,有時很美麗。大多數時候,我都試著去挑弄人。我是説如果有人離開、或者有‘這到底是什麼狗屁東西啊?!’的感覺,我就覺得自己似乎做到了。”

    

    他們令人眼花繚亂的設計大多數只在人們的夢境裏出現過。胡塞因查拉雅設計出一款可以變成桌子的裙子,只需要按一下彈簧。Junya Watanabe的襯衫只能讓人歪著肩膀穿。比利時設計師馬丁馬吉拉體現了憂鬱的北歐人的審美特點,在他手裏,解構作為一個非學術意義上的術語,給我們從截然不同的角度審視極端主義時裝帶來一絲睿智的色彩。他的時裝設置也許是最有挑戰性的,它們放在一系列搬運用的木板條箱子裏,透過箱子上的開孔可以看見裏面的時裝。川久保玲是少數有能力把讓人厭倦的元素轉換為令人迷惑的時裝發佈的設計者之一,她的1997年春夏時裝發佈是她最令人難忘的極端主義時裝:一個模特前面的巨大鼓包讓她看起來像已經懷孕8個月了,別的模特身後像有巨大的腫瘤,若干模特似乎是被捆綁的德國香腸。布料是普通的紅格子棉布——最標準快樂的野餐桌布。山本耀司的設計包括白色絲綢的解構主義新娘禮服,還有紅藍白三色的新娘禮服,安排在V&A的鏡廊裏展示,怪誕別致,又令人感覺不安,像是為幽靈而設的禮服。赫爾默朗的Low-tech則正好是麥克奎恩的對立面,在V&A裏赫爾默朗的發佈被放在簡單黑暗的角落裏,小小的一對椅子前面的銀幕上,電影持續了3小時,所有他的時裝發佈被剪輯播出,這是顯示這個設計師美學精髓完美的思考。對朗來説,他從來沒有一個多餘的縫針,簡潔,然而總是有一個突兀的變化,例如雪紡綢的上裝有一道不規則的棱線,就像一個顯眼的紅色疤痕。

    

    或者這僅僅是些讓人莫名其妙的東西。但若沒有這些東西,時尚精神將死。

    

    胡塞因查拉雅説:“極端其實很含蓄,對我意味著是一些激烈的東西,表現在衣服上,就是一些實驗性。通常,我不認為自己是設計極端分子,只是一個做了極端時裝的人。彈簧桌裙子就是這種想法的巔峰,我沒有期待著人們會穿上這個桌子裙子走到街上去,但如果這麼想了,那我也許就是一個極端分子吧。”

    

    而真正的極端時裝分子三宅一生自70年代起就開始試驗,他30年以前設計的衣服,皺褶設計和特殊合成的布料,似乎是他永遠不變的一個標誌。但是如今他聲稱不再想做類似的時裝了,為什麼要抱著拷問和質疑時裝的態度來工作呢?如今他想設計和仔褲、T恤同樣容易穿著的衣服。去年,三宅一生停止了他的品牌設計,把工作轉給了他合作多年的助手。

    

    極端主義時裝和年齡無關,也和它引起的新的震動無關。13年前川久保玲發佈她的簡單聲明:“紅就是黑(成名即失敗)了。”她已經設計了30年,馬丁馬吉拉則超過20年,法國老頑童讓保羅戈蒂耶已經50歲,儘管江湖地位早已確立,但永遠是一副和年齡不相稱的叛逆嬰兒的形象。Azzedine Alaï也51歲了,這位巴黎的突尼西亞人設計師,仍然堅持在小型沙龍裏為他的忠實顧客服務。

    

    這些新老先鋒派都在為世界高級品牌工作。赫爾默朗返回了普拉達集團,馬丁馬吉拉是時尚界的J.D.塞林格,深居簡出,從不拍照,同時他被任命為豪華品牌Hermes的設計師,以往只被少數時裝狂所接受的觀念,如今被中産階級普遍接受了。時尚的極端分子從沒有像現在這麼強而有力,他們不折不扣的極端,不折不扣的前衛,同時不折不扣地商業化了。

    

    極端主義時裝的春天

    

    菲必

    

    導語:“XX主義比銀河系還要遙遠,但一定會到來”,演員郭濤在小劇場話劇《臭蟲》裏這樣説。對時裝界而言,極端主義服裝看起來還是遙遠,但是設計師極端分子的春天已經到來了

    

    做比約克不容易。這個黑頭髮小個子的女歌手擅長尖刻地撕破我們的耳膜,特立獨行,同時擅長特立獨行的裝扮。她著名的服裝包括2001年出席奧斯卡的天鵝裝,還有最近亞歷山大麥克奎恩設計的鮮紅色鴕鳥羽毛裙子:當比約克在舞臺上晃動的時候,她身上這襲明亮的裙子看起來仿佛超脫了她而獨立存在,裙子上的2000個手工製作的小玻璃珠子裝飾品也發出了細碎的聲響,這讓她看起來挺奇怪的。

    

    大多數人都樂意一星期7天穿得輕快暢意,如果有選擇,衣服就應該讓生活變得舒服一點。誰還記得什麼時候自己曾經站在街上死盯著別人的衣服看了?朋克在20世紀70年代就這麼幹了,新浪漫主義時裝在80年代也出過風頭。如今就算比約克開開自己的玩笑,也不過是履行表演工作者的職責。很少有人想去給身體加上累贅的東西,或者願意穿上一件像灌木叢似的讓人忍不住要動手修剪的衣服。但是倫敦很酷,維多利亞&阿爾伯特美術館(V&A)選擇了這個時刻,集合了11位設計師的極端主義時裝展出,作為對時裝現狀的一個挑戰。

    

    館長克萊爾威爾科克斯女士挑選了如今被認為是最有遠見的設計師,這本新時尚“聖經”包括:胡塞因查拉雅(Hussein Chalayan)、赫爾默朗(Helmut Lang)、馬丁馬吉拉(Martin Margiela)、亞歷山大麥克奎恩和Junya Watanabe,還有一些我們熟悉的老先鋒派:Azzedine Alaia、讓保羅戈蒂耶、川久保玲、三宅一生、維維恩韋斯特伍德、山本耀司。

    

    為比約克設計的裙子成為亞歷山大麥克奎恩在V&A美術館的極端主義時裝裏展示的作品之一。對典型的時尚無政府主義者麥克奎恩來説,咄咄逼人的挑釁是其設計的基本要素之一。“極端主義時裝很難讓人們正襟危坐地欣賞。”他説,“它們有時很粗俗,有時很美麗。大多數時候,我都試著去挑弄人。我是説如果有人離開、或者有‘這到底是什麼狗屁東西啊?!’的感覺,我就覺得自己似乎做到了。”

    

    他們令人眼花繚亂的設計大多數只在人們的夢境裏出現過。胡塞因查拉雅設計出一款可以變成桌子的裙子,只需要按一下彈簧。Junya Watanabe的襯衫只能讓人歪著肩膀穿。比利時設計師馬丁馬吉拉體現了憂鬱的北歐人的審美特點,在他手裏,解構作為一個非學術意義上的術語,給我們從截然不同的角度審視極端主義時裝帶來一絲睿智的色彩。他的時裝設置也許是最有挑戰性的,它們放在一系列搬運用的木板條箱子裏,透過箱子上的開孔可以看見裏面的時裝。川久保玲是少數有能力把讓人厭倦的元素轉換為令人迷惑的時裝發佈的設計者之一,她的1997年春夏時裝發佈是她最令人難忘的極端主義時裝:一個模特前面的巨大鼓包讓她看起來像已經懷孕8個月了,別的模特身後像有巨大的腫瘤,若干模特似乎是被捆綁的德國香腸。布料是普通的紅格子棉布——最標準快樂的野餐桌布。山本耀司的設計包括白色絲綢的解構主義新娘禮服,還有紅藍白三色的新娘禮服,安排在V&A的鏡廊裏展示,怪誕別致,又令人感覺不安,像是為幽靈而設的禮服。赫爾默朗的Low-tech則正好是麥克奎恩的對立面,在V&A裏赫爾默朗的發佈被放在簡單黑暗的角落裏,小小的一對椅子前面的銀幕上,電影持續了3小時,所有他的時裝發佈被剪輯播出,這是顯示這個設計師美學精髓完美的思考。對朗來説,他從來沒有一個多餘的縫針,簡潔,然而總是有一個突兀的變化,例如雪紡綢的上裝有一道不規則的棱線,就像一個顯眼的紅色疤痕。

    

    或者這僅僅是些讓人莫名其妙的東西。但若沒有這些東西,時尚精神將死。

    

    胡塞因查拉雅説:“極端其實很含蓄,對我意味著是一些激烈的東西,表現在衣服上,就是一些實驗性。通常,我不認為自己是設計極端分子,只是一個做了極端時裝的人。彈簧桌裙子就是這種想法的巔峰,我沒有期待著人們會穿上這個桌子裙子走到街上去,但如果這麼想了,那我也許就是一個極端分子吧。”

    

    而真正的極端時裝分子三宅一生自70年代起就開始試驗,他30年以前設計的衣服,皺褶設計和特殊合成的布料,似乎是他永遠不變的一個標誌。但是如今他聲稱不再想做類似的時裝了,為什麼要抱著拷問和質疑時裝的態度來工作呢?如今他想設計和仔褲、T恤同樣容易穿著的衣服。去年,三宅一生停止了他的品牌設計,把工作轉給了他合作多年的助手。

    

    極端主義時裝和年齡無關,也和它引起的新的震動無關。13年前川久保玲發佈她的簡單聲明:“紅就是黑(成名即失敗)了。”她已經設計了30年,馬丁馬吉拉則超過20年,法國老頑童讓保羅戈蒂耶已經50歲,儘管江湖地位早已確立,但永遠是一副和年齡不相稱的叛逆嬰兒的形象。Azzedine Alaï也51歲了,這位巴黎的突尼西亞人設計師,仍然堅持在小型沙龍裏為他的忠實顧客服務。

    

    這些新老先鋒派都在為世界高級品牌工作。赫爾默朗返回了普拉達集團,馬丁馬吉拉是時尚界的J.D.塞林格,深居簡出,從不拍照,同時他被任命為豪華品牌Hermes的設計師,以往只被少數時裝狂所接受的觀念,如今被中産階級普遍接受了。時尚的極端分子從沒有像現在這麼強而有力,他們不折不扣的極端,不折不扣的前衛,同時不折不扣地商業化了。

    

    《三聯生活週刊》200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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