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鍾先生就是在這個致遠齋。那時我剛調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任黨組書記兼秘書長。鍾先生是這個協會的主席。為了協會換屆的問題，我們黨組幾位成員到鍾先生家拜訪，徵求他的意見。

    對德高望重的鐘敬文教授，我早已心嚮往之。遠在六十年代，我在南開大學中文系讀書的時候，就聽系主任李何林先生介紹過鐘敬文。李先生説，做學問就要耐得住寂寞，甚至要經得起挫折和磨難。他的一位朋友畢生致力於民間文學的研究，雖被打成右派，仍然矢志不渝，這樣的人必有大成就。李先生素以仗義直言著稱，但如此毫無遮掩地讚頌一名“右派”，著實令人吃驚，何況此時他自己也正被斥為“修正主義！”對號入座，誰都知道，李先生説的是鐘敬文，聽了這番話，我心中禁不住對這位“右派”暗暗産生了敬仰之情；同時頭腦裏偷偷勾畫出鐘敬文的形象：一個剛直不阿寧折不彎的倔老頭。

    説實在話，第一次拜訪鍾先生時我還頗有點惴惴不安，生怕我們費盡週折提出的方案被老先生蹶回來。

    我們按約定的時間來到鍾先生家，老人家已經在他的致遠齋等著。只見他頭戴無沿帽，身著紫毛衣，手拄一支磨得發亮的竹手杖，笑呵呵地從顯然是他專用的柔軟而寬敞的單人沙發上站起來歡迎我們，一點兒也看不出有什麼倔。談話中，鍾先生很爽快地表示贊同黨組的方案，還特別強調一句：人事問題，要由組織上定，你們代表黨組織，我尊重你們的意見。看著他滿臉真誠的笑容，我內心禁不住十分感動，一位身在民主黨派，受了多年委屈的老教授，還對黨懷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怎不令人肅然起敬！大概是考慮到我初來乍到，鍾先生詳細地向我介紹了民間文藝界的情況，使我驚奇的是，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竟然滔滔不絕地一口氣談了3個多小時，思路清晰，興致盎然，語言簡潔，邏輯性強，使我等後輩自嘆弗如！我表示，自己對民間文學所知甚少，今後還要多向鍾先生請教。鍾先生滿口答應説，你做過研究工作，許多方面都是相通的。

    此後，我和鍾先生的交往漸多，他兒子鐘漢華的幾位好朋友伍紹祖、柳樹滋同時也是我的好朋友，因此談話的範圍也日漸廣泛，不限於民協的工作。一次，我進了鍾先生的致遠齋，見桌上放著一捆書，順便看了一眼。鍾先生笑著説，上次你不是説要研究民間文學嗎？我不知你有具體計劃沒有，先挑了幾本概論性質的書，你拿去看看，在哪方面有興趣，再作深入地探討。我一聽，禁不住覺得臉上發燒，實不相瞞，聲稱研究，在我不過是隨便説説，其實尚無認真打算。鍾先生大概看出了我的尷尬，指著面前的那捆書對我説：民間文學雖然看似不很深奧，但其內容卻浩如煙海，這幾本書都可稱一家之言，只要你深入鑽研，便知奧妙無窮。鍾老的一席話，使我想起了李何林先生對他的評價，相比之下，頓覺自己的淺薄。這致遠齋，真是遠得沒有盡頭！

    寧靜方能致遠。縱觀鍾先生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不知親歷了多少大風大浪，繞過了多少激流險灘，若非心如止水，焉能平靜如斯？這平靜涵蓋著澎湃的熱流，蘊含著無窮的能量，使其能百折不撓地達到致高的境界，此所謂寧靜而致遠者也。鍾先生雖然與世無爭，心中卻充滿了對社會對人生的巨大熱情，先生之平靜，乃入世之靜，非出世之靜也。他的無爭，非無物之無，亦非無力之無，而是無私無我之無也。這種境界，來源自對生活的洞察和對人生的熱愛，一句話，這平靜，是熱，不是冷，唯其如此，這種寧靜才能致遠，才能持之以恒地追求遠大目標，從一而終。

    對人生如此，對朋友也如此。有一件事，使我更清楚地看到鍾先生的為人。那是在鍾先生九十華誕之日，中國民協擬隆重開會慶祝，鍾先生執意不肯，最後只同意開一個只有少數親友參加的學術研討會，名單由他親自審定，壓縮到最低限度。出人意料的是，他在對名單大加刪減的同時，卻親手增加了一個人的名字：王蒙。那時的王蒙剛剛辭去文化部長，遠沒有以前當部長時的顯赫，也沒有以後當純作家時的瀟灑，和在名單中被刪去的文化界要人相比，王蒙與民協的關係也並不更密切，鍾先生卻執意要請，而且當時很少參加社會活動的王蒙也居然準時來了，王蒙欣然回顧了他和鍾先生在1957年結下的深情厚誼，在場親友無不為之動容。

    在為鍾先生祝壽的盛會上，一位南韓弟子送給先生一把金鑰匙。善哉此舉，在我看來，鍾先生手中的金鑰匙，不僅能打開民間文學寶庫之門，同時也能打開人們心靈之門。

    一代宗師鐘敬文飄然遠行，但他把他的金鑰匙留在了致遠齋，永遠成為世人共同的財富！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2年0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