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設性合作成為中美關係的主流

    經過兩國領導人及人民的不懈努力，中美之間達成推進建設性合作的共識。儘管美國國內對中國還有很強的偏見和懷疑，但合作已成為中美關係的主旋律。

    中美之間本來一直存在許多現實的和潛在的共同利益，但蘇聯解體後，美國未能擺脫冷戰思維的慣性和實用主義的束縛，看不到甚至故意忽視這些共同的利益，任由“中國威脅論”發酵，在中國定位問題上忽左忽右，過多強調中美分歧和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使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未能得到更有效地開發和推進，而一些本來可以協商解決的分歧以及本可避免的衝突呈危險態勢。

    “911事件”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的世界觀和中國觀，對中美共同利益和分歧點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原屬分歧的領域由於美國或中國調整了政策而向合作方向轉變。從前美國把中國政府打擊搞恐怖活動的“疆獨”組織視為人權問題，現在布希政府承認“疆獨”為恐怖主義組織，使中美之間有了更堅實的合作基礎。

    布希政府出於反恐、“倒薩”等迫切需要，向國際社會壓力做出妥協，並認識到聯合國等多邊國際機制以及大國合作的重要性。布希政府9月提交國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第8部分宣稱要“制定與其他主要全球權力中心的合作性行動日程”，將“軍事優勢、大國合作、政權改造”作為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的三大支柱，欲以此建立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布希提出的“其他全球權力中心”是指美國以外的主要國家力量，包括作為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國，其次是俄羅斯、印度，第三類是中國。這樣實際上等於繼承了尼克松的五大“力量中心”概念，承認他們是與美國平等的“全球力量中心”，而沒有像前任那樣只稱他們為“主要力量”,首次體現了布希競選時提出的“謙遜外交”思想。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國已成為美國最為關注的國家，與中國合作被賦予特別的意義。

    中美兩國同意，在有著共同利益的領域擴大並深化合作，也要在利益不同及以存在分歧的領域建立互信，謀求合作。在習慣上被認為是中美之間發生分歧的領域，一經轉換思維方式便可成為合作互動的領域。中美之間將進一步擴大在反恐、伊拉克等問題上的協調。

    布希在與江主席會晤時，表明擔心朝鮮搞核武計劃，並反對朝鮮半島成為擁有核武的地區，承諾要為解決朝鮮核武器危機尋求和平解決方案。布希説，説服朝鮮放棄核武器計劃的過程，將為中美兩國提供一個密切合作的機會。江澤民重申，中國始終堅持朝鮮半島應該保持一種無核化狀態，中國全然不知目前朝鮮所承認的核武計劃。美國總統布希重申“我們要確保台灣問題能夠和平解決，其中包括表明我們不支援台灣獨立。”中美軍事交流將在平等互利、加強信任的基礎上展開。中美法律和執法合作將進一步深入。美國政府正著手制定一項全面計劃，向中國提供跟WTO有關的技術援助，國會撥專款用於商務法律發展項目，在中國開展商務法規訓練。中美之間在打擊洗錢、防治艾滋病、計劃生育、治理環境污染等問題上加強合作。

    二、“和而不同”是中美關係長期穩定發展的關鍵

    中美之間不僅要在共同利益上加強合作，求同存異，還要在分歧領域化解分歧，但中美之間謀求化解分歧，並不等於放棄自己的原則和信念，處處與美國看齊或“茍同”。美國如果有“不同則不和”的心態也必將損害中美關係。

    中美之間在文化、價值觀上存在巨大的差異。老子説，“不敢為天下先”，這種思維方式既制約了中國對外開拓的進程，也註定中國不搞擴張的稟性。但美國文化的不同之處就在於鼓勵“敢為天下先”。所以美國總是將最先進的科技用於研製並部署最先進的武器系統，通過軍事強權向全世界擴展其勢力，給美國帶來的是資源供應的全球化、生産基地的海外化、商品市場的世界化、消費水準的美國化，成為世界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

    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按照資産階級啟蒙思想家們提出的契約論、三權分立、代議制等理論建立了資産階段民主政府體制，這種制度在政治上約束了政府權力的過分膨脹，卻在經濟上刺激了對利益的無限慾望。美國資本的擴張加劇了對世界資源的攫取和開發，進而造成了國家之間的緊張，也造成了文明之間的深層敵對。美國對內政策的低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本國民眾的權利和資源，但其對外政策的高效率卻造成了美國在海外有過度擴張的危險。這種制度使美國成為一種矛盾的“現象”：親美與反美力量共長，“山巔上的燈塔”照亮的可能不是嚮往自由的人們，而是引燃反對美國擴張的“仇恨火花”。

    中國尊重美國的制度模式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但我們也不諱言兩國之間的差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旨在建立以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為基礎、剔除現行資本主義制度弊端的先進民主制度。但美國對中國的制度和成就並沒表現出足夠的尊重。最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指責中國“尚未就改變國家的性質採取根本性的改革步驟，”斷言“中國遲早會認識到只有社會和政治自由才是建立偉大國家的唯一齣路”，發誓要在中國推進“民主和經濟開放”，並認為這是維護中國穩定和國際秩序的最好基礎。對美國來説，中國是否成為美國的夥伴，一個民主的中國是必要的前提；在中國實現“民主”之前，美國“不會感到安全”。報告也肯定了中國已走上政治開放之路，如允許更多的個人自由，舉行村級選舉，但指出美國的目標是進一步“推動中國實現思想、集會和信仰自由”。

    江主席在布希圖書館發表演講時引用《論語》“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中美之間、國家之間應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衝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江主席指出，“中華民族自古就有以誠為本、以和為貴、以信為先的優良傳統。”他説，“國家之間、民族之間、地區之間，存在這樣那樣的不同和差別是正常的，也可以説是必然的。我們主張，世界各種文明、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應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鑒，在和平競爭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

    江主席的這段論述應成為中美關係的指導思想。距離産生美感，“不同”也是一種美。這種“距離”不是矛盾的對立面之間的距離，“不同”絕非民主與不民主之間的不同，而是為了謀求各自國家和世界人民利益採取的不同模式，目標應該是一致的，殊途同歸。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其主語是“君子”，也就是説兩國必須都是對人民、對世界負責任的大國才能達到“和而不同，不同也和”的境界。那種以為只有“相同才能合作”的想法是不對的。換言之，“小人同而不和”，即使兩國都實行同樣的制度、奉行同樣的“主義”，如果對國家利益缺乏正確的認識和選擇，也免不了要發生衝突。近代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發生過無數次戰爭，甚至引發兩次世界大戰，他們的文化可謂相同，價值理念不可謂不同。正因如此，1848年英國人才感嘆“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美之間要實現長久友誼，需要達到兩個超越，一是對國家利益的超越，二是對不同價值觀念的超越。按照現行流行的國際關係理論，國家利益是一國外交政策的基礎，也是國家間關係的基礎，利益一致時才能合作，利益不一致時就分裂對抗，利益減少時就製造磨擦。這是對國家間關係的誤導，勢必導致外交中大興實用主義。以國家利益為目標，國家間是敵是友只是實現利益最大化的一種手段，正是歷史上乃至當念世界上衝突和戰爭不可避免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不同價值觀念、治國模式的不同不應成為發展國家間合作關係的障礙，更不應成為一國對另一國干涉的藉口。所以國際關係只有以和平共處、共同發展進步為目標，才能擺正各自國家利益及其共同點或分歧。

    光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並不足以維護中美關係。中國強調，要站在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高度和為長遠著想的角度來審視中美關係，合作不僅是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不是為了分享“戰爭紅利”，而是為整個地球、整個人類的可持續性發展著想。只有在這個高度上達到“志同道合”，中美合作才能持久健康地向前發展。

    （魏宗雷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

    中國網 2002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