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外貿在越南已然前景有限，與此同時，政策也在大力向外商投資設廠傾斜。中國公司在越南迎來了“第二次機會”。

    對於晚到和未到的中國企業來説，真正的拓荒時代已然過去，TCL、力帆和新希望等公司正在奪回一度失去的中國品牌號召力。

    “這種機會在國內幾乎找不到了”。

    越南首都河內，距機場路不遠的大型工業區裏，一家名為“優耐特”的摩托車配件廠剛剛落成開工，藍色的玻璃廠房外殼在亞熱帶的陽光下光芒四射。

    這個用6000萬人民幣建立起來的工廠，已經是去年中國對越南投資中十分顯眼的一宗。不過，按照野心勃勃的計劃，它的投資還在追加，總額將高達980萬美金。

    就在不久之前，總經理吳名生還是國內一家國企的坐班族，坐在總會計師的位置上拿著安穩的工資。去年，他辭掉工作，作為重慶東立集團新任命的職業經理人，衝殺到越南市場的前線，在短短的時間裏苦學越南語，和兩個夥伴一起研究那些複雜瑣碎、互相牽連的投資法規，腦袋裏則充滿狂熱的創業激情，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吳“一點彎路都沒走”地在去年9月辦好了投産所需的各種手續。

    “我很慶倖，我們的股東非常有魄力，做出了正確而且有遠見的決定。”吳名生説，“越南百廢待興！是個好機會！要知道，這種機會在國內已經幾乎找不到了。”

    不難想像，“優耐特”的4個廠房和新到位的幾十名當地員工一旦運轉正常，將會成為越南企業界的大佬——80萬套的年生産能力，比起那些仍處於小作坊階段的越南本土企業來説，確實是個龐然大物。

    “曾經有個小公司來找我，想要包銷我們的産品。我告訴他們，工廠的速度是每分鐘生産一個新配件！結果他大吃一驚，嚇得不敢説了。”吳名生笑説。

    在近兩年來涌入越南的眾多中國民間資本當中，東立全資擁有的優耐特只是眾多的先鋒兵團之一。以摩托車業為首的中國企業幾乎同時一改往日的保守作風，代之以衝刺速度。

    中國駐越使館的商務參贊杜志國為成堆的申請信件和一批批的考察團很有點頭疼。他抱怨説，憑使館的這幾個人，就是有三頭六臂也管不了那麼多事。

    在這背後，一個新越南正在東南亞的經濟圈中迅速崛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它的GDP增長在2001年將達到4.7%——雖比越南政府預計的6%要低，但這個數字將在今年加速為5.3%，並在2003年達到7%，使得越南成為與中國和印度並列的遠東地區經濟增長前景最為樂觀的國家。

    自從1975年最後一架美軍直升機從西貢的美國大使館屋頂起飛離開之後，越南這兩個字給人們最多的聯想就是“戰爭”，然後是蘇聯的前哨；現在，它正在渴望一個全新的含義：投資者的天堂。

    這個願望正在變得越來越有現實意義——越南的計劃投資部最近發表報告稱：在2001年前9個月中，越南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達336個，吸引資金達19.4億美元，比2000年同期分別增加42%和21.8%。

    近鄰中國的企業這幾年的淘金運動更為此提供了非常生動的注腳。從1991年中越兩國關係正常化以後，中國在越的投資規模一直停留在1億多美元。“但從1999年以後一下子就增長了1億2千萬，跟前11年一樣多。”杜告訴記者。

    “尤其是摩托車企業，過去作貿易的，現在都想設廠。”杜參贊説。據其介紹，國內摩托車企業尤其是“重慶係”的三巨頭已同時發力：宗申已和一家港資公司合資在胡志明市設立了工廠；隆鑫正在申請審批；“力帆今天早上剛找過我，也是説這個事。”

    和吳名生一樣，身在越南的中國商人們説起這個市場的潛力都滿懷興奮。摩托車業之外的一些重量級玩家也已暗渡陳倉：TCL集團經過選拔的一組先鋒軍在1999年來到這裡，用不高的價錢買下了原香港陸氏集團的牌照，把國內已經不時髦的21?彩電生産線搬到這裡，結果2000年就營利13萬美金，TCL越南分公司總經理易春雨告訴記者，這個數字在2001年估計能達到45萬美金。

    飼料業巨鱷新希望搶先一步在河內和胡志明共投入900萬美金設立了兩個飼料廠。不久，兄弟兼老對手東方希望也如影隨形地到來，把這一家族企業的恩怨演繹到越南。

    國內，外經貿部下屬的中國東南亞商委會以前每年都會組織一批國內的商界人士前往越南考察，現在，頻率變成了每月一批。幹事許寧寧告訴記者，他們正在籌備開一些講座，報名者肯定很踴躍。

    卞洪登身兼外經導報總編和寶貝集團董事長，自從去年從越南考察回來，他就在忙去河內籌建“中國城”的事。因為到越南去的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大家都在為居高不下的房價發愁。

    “中國企業現在已經不少，如果搞一個類似工業區的房地産項目，實行一條龍服務，馬上會形成一股潮流。”卞説。

    “15年前的中國”

    由於越南人第二職業的風行，使得統計越南的中産階級成為一件很困難的事。然而一個論斷説，它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等於15年前的中國。

    許嘉燕今年剛剛被中國的TCL公司錄用。當年，她的曾祖離開廣東省來到越南，並娶妻在越南定居下來，許爺爺曾在法國的軍隊中服役，而許爸爸以前當過教師。後來，遇到許媽媽後，就決定繼承她家裏的小理髮店，再後來，就有了嘉燕和弟弟妹妹。

    這就是越南一個非常典型的普通家庭。每個月，許嘉燕拿到的工資相當於人民幣600塊——這也是越南外企員工的平均勞動力成本。許媽媽説，“錢當然不多，不過這要怪她自己不努力嘍。”而許家的小理髮店生意時好時壞，平均下來，1個月只有1000塊人民幣左右。

    在越南，像許家這樣靠做小生意為生的草根層小業主成千上萬。由於越南解放後雖然沒收了一些大企業轉為國營，但始終未禁止私營經濟的存在。家家戶戶有小生意，而實際註冊的卻不多，所以實際購買力要比官方的統計更高，要接近400美元。

    按這個標準衡量，越南仍將被劃分在“窮國”之列。但是，只要把眼光投向過去，你會發現真正的進步。

    西貢，如今的胡志明市，這個被譽為“東方巴黎”的城市曾在60年代初讓上任未久的李光耀稱羨：“但願新加坡能有一天像西貢這樣繁華！”。結果，從那時起，人們看到的是新加坡迎來了長達40年的快速發展；而越南不久即被捲入美越戰爭的泥沼，經濟發展被攔腰斬斷。到1975年越戰結束時，新加坡正開始以“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威名傲睨世界，西貢卻已是一片廢墟。

    不過，到如今，堅韌的越南人已經向世界證明了：他們不但能贏得戰爭，還能贏得和平。

    許家還清楚地記得剛剛解放後，因為通貨膨脹曾經連續三次兌換貨幣。那時候各種東西都要憑票供應，如果家裏有客人來，頭天晚上要去排隊買肉，一直排上一夜。不過，生活水準上升得很快。現在，許家不但在前年買了一台JVC彩電，今年嘉燕工作後，還給弟弟妹妹買了一台電腦。

    這一切都得益於具有轉折意義的越共“六大”的召開：1986年，越共宣佈，推行“革新開放”政策，全力恢復經濟。

    “不再是戰場而是市場！”自90年代初開始，下決心向世界敞開大門的越南更是在街頭到處張貼起這個具有誘惑力的標語橫幅，展示政府和百姓求發展的急切決心。

    “所謂的‘革新開放’，實際上就是學習中國的‘改革開放’經驗，只是個譯法的問題，但沒有明確地説。”杜志國參贊説。

    這包括，如何重組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放鬆貿易限制、搞活中小企業、吸引外商投資……更重要的，如何避免前蘇聯失敗的“休克療法”，採用中國漸進式的改革方案，以求在市場改革和社會穩定之間找到平衡，實現由計劃經濟向政府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的順利過渡。

    根據官方公佈的數據，越南的國有企業已從90年代初的12000家減至現今的5300家左右，其中約有40%的企業仍在虧損，另40%的企業持平，剩下的20%則為營利。

    與之相伴隨的，是一個新越南的誕生：幾年前，四層高的市政府小樓還曾是河內顯眼的建築，現在隨著房地産的發展，它已淹沒在層層疊疊的樓群當中。夜間的胡志明市恢復了昔日西貢的燈火通明，西貢河邊，一些世界名牌商品打起了巨大的燈箱廣告，巨大的漁船和輪渡正在往來穿梭。新開張的小型私營商店正在這個城市裏迅速蔓延。資料顯示，僅去年1年，越南申報註冊的小型私營企業就達1萬8千家。

    外商投資的興起則是一個更大的亮點。1987年12月，越南國會通過了第一部《外商投資法》，1988年1月1日正式實施。

    “這是一個標誌，”中國駐胡志明市領事館的經濟、商務參領事王龍虎説，“投資法的實施是越南戰後政策的第一次開放，所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對於國外的商品和投資來説，是進入越南的第一次機會。”

    儘管當時的越南投資環境遠未成熟，仍有大批懷有淘金夢的人們一波波涌入越南。到目前為止，共有3600多個外商直接投資項目通過許可，合同投資總額約410億美元。

    “在我們這個行業，越南市場很可能需要10到20年才能發展起來，但現在正是最好的進入時機。”在越南經營汽車製造廠的泰裔美國商人Charles Young Lee説，他有著近40年的成功商業生涯，在世界多個國家包括中國廣西都擁有産業，但在3年前，他最終決定集中精力開拓越南市場，目前在河內和胡志明各擁有一個汽車製造基地，這僅僅是開端。

    “還有什麼比一個國家的復興更具有投資機會呢？”他反問。

    如此踴躍的投資都基於同一個認知：越南，將可能成為東南亞最後一片投資熱土，其增長潛力難以估量。從數據上看，越南的國土面積雖僅有33萬平方公里，但它承載著7800萬人口，人口數在世界排名第13位，在東南亞僅次於印度尼西亞；此外，這片處於亞熱帶地區的國土蘊藏著極豐厚的自然資源，只需合理開發，其經濟發展將很快得以恢復。

    第二次機會

    來自越南的官方統計表明：目前在越南投資勢頭最猛的國家和地區就是新加坡和台灣。儘管中國現在已上升為越南的第五大貿易夥伴，但是相對25個億美金的雙邊貿易額，中國內地在越南的直接投資卻少得可憐，僅以總計2.4億美元的金額排在第23位。

    在“革新開放”的政策實施後不久，新加坡、台灣和香港等地就曾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越南投資熱。台灣的小型私人投資多年來一直持續不斷，尤其在製鞋，成衣等製造業，越南當時的極低成本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讓台灣商家欣喜若狂。為規避越南政府當時對外商投資的種種關卡和限制，當時的台灣人甚至紛紛在越南成家，一時間，“3萬台灣人，5萬台灣新娘”的怪狀蔚為奇觀。

    遺憾的是，中國內地企業錯失了這次機會。

    “那個時候我對越南最深的印象就是空的貨架，上面的商品根本沒辦法擺滿，”常駐越南的新華社首席記者張加祥這樣描述，“那個時候越南真是什麼商品都緊缺，有錢也買不到東西。中國能通過邊貿過來的東西，對這裡而言都是很難得的外國貨，機會多好啊！可惜，我們的企業過來的太少了，更沒有樹立品牌形象。”

    言及此，中國駐胡志明市經濟、商務領事王龍虎也是滿臉懊惱。“我們的企業過去對越南市場的認識不足，總認為越南很落後，不值得投資。後來也有一些失敗的企業。但不是説，在這個市場上就做不成事兒，只是策略問題。”

    1990年代越南不成熟的投資環境的確讓很多人望而卻步，當越南政府在進行複雜的漸進式改革探索時，外商投資者不得不面對一系列的問題：基礎設施的薄弱，法律和金融體系的滯後，迂腐的官僚主義，不透明的管制政策，企業的高進入成本，令人費解的土地轉讓，僵硬的外匯管理體制，熟練技工的缺乏……最基本的牌照申請也是往往是漫長而令人頭疼，而這期間，諸如稅率等投資環境因素還經常變化。

    凡此種種，未免使得1990年代初進入越南的大多數冒險家們非常失望，包括寶潔和聯合利華這樣的巨無霸。在西方有關越南的媒體報道中，你常見到這樣的標題——“晚安，越南”(與一部有關越戰的電影《早安，越南》相對)。

    而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暴發時，這種失望迅即演變成倉皇撤退。越南尚不完備的金融體系——沒有股票市場、官方貨幣越南盾並不是可自由兌換——雖使其避免了毀滅性打擊，但衝擊還是在所難免——越南外商投資的主要來源正是那些受亞洲金融危機之苦的國家和地區，1998年，越南的經濟增長從1997年的8.2%下降到4.4%。受此影響，加之石油和天然氣部門和重工業部門等資本密集型産業部門的外商投資已趨飽和，越南的外商投資額從1996年的峰值84.9億美元急跌至1998年的36.6億美元。

    本來冒險精神就差的中國企業自然是選擇了隔岸觀火。王龍虎目睹了這一切。自從5年前到河內作商務領事開始，他每個月都忙著接待一批一批的中國商貿考察團。可惜，這些浩浩蕩蕩的考察團離開後，往往沓無音信，即使與越南企業談得很好的合作項目，回國後也常被束之高閣。

    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1998年-1999年，越南政府從採取增加外商投資限制的政策轉而採取放寬外商投資限制和擴大外商投資優惠的政策。比如，其中一個較大膽的措施是，外商在合資公司中持股可以超過50%(此前為30%)。

    2000年5月，越南國會通過了《外商投資法案修正案》，在這份旨在改善外商投資環境的文件中，一批更為大膽的措施紛紛出臺(參見輔文)，並於當年7月1日生效，為重樹外商對越南的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去年12月4日，越南財政部在河內與外商投資者舉行了第四次座談會，在與會代表看來，這也是目前為止最為成功的一次座談會。會上，財政部副部長黎氏冰心表示，政府已經確立了未來的引資計劃：在2001年-2005年吸引150億-2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越南將會努力遵守對外商的承諾，並致力於使投資環境更為開放和有吸引力。

    對於外商經常抱怨的越南的電力、水力和通訊價格要比東南亞其他國家高的情況，黎氏冰心亦表示針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價格調整方案(2005年以前)已經提交給總理批准：在2002年，外商將享受與越南當地居民同樣的水力價格；網際網路資費會下調40%；2003年，通訊費用會與東南亞其他國家持平。除此之外，外商投資企業將在外匯購買時享受到優惠措施——他們已被允許在越南銀行購買外匯。

    政策正在大力向外商投資設廠傾斜。“越南政府現在給中國的投資企業以很大的優惠政策，”越南駐中國使館商務參贊胡國飛説，“按中國的説法，盈利企業可以三免三減。另外，中國企業可以拿全部機械設備、辦公用具、以及原材料到越南，統統免關稅。在手續上，以前在越南設立辦事處都要六、七個月，手續繁瑣，現在只需要一張執照，一份申請書，不到十天就可以了。過去的手續費是5000美元，現在只要70塊。”

    胡還指出，2003年啟動的東盟10國自由貿易區的誘惑力也不能小看。那樣，中國在越南設廠，東西賣到東盟10國都免稅，到越南設廠就等於打開了東盟10國的市場。“現在全世界都怕中國貨，它的競爭力特別強。中國的生産能力強，價格也佔優勢，如果把廠設在越南，我認為比中國本地生産成本還要低，競爭力更大，在東盟10國不愁有市場！”

    “機會來了，但是不同於10年前，而是一定要深入腹地，在這裡設廠。”TCL的易春雨説，“要是還像10年前那樣只想做簡單貿易，你就死定了。”

    所謂的“簡單貿易”，是指國內一些企業的普遍思路：搞一個公司，帶兩三個人過來，找兩個經銷商，把産品賣過來，簡化再簡化，價格壓低，不考慮品牌建立，也不考慮服務。

    易春雨曾經見到不少失敗案例，一個企業過來兩三年仍沒有起色，隨即而來的就是歡送會和告別。人們抱怨：越南市場沒法做！

    原因何在？“現在每年的廣交會，都會有不少越南的商人過去，他們馬上會得到一些新産品的資訊，把樣品拿到以後，馬上就拿到廣東深圳、東莞一帶的鄉鎮企業裏面去訂做，然後在越南銷售。所以中國企業來搞貿易，你拼價格，拼對市場的了解，都拼不過他。到最後，中國的貿易公司不得不簡化，降低原料成本，最後就完了。”

    “這是第二次機會呀，”王龍虎説，“有眼光的企業家應該抓住第二次機會，作長遠的打算。”

    不用再擔心國內民營企業家的判斷力了。在眼下的這場新的越南淘金運動中，他們雖還構不上主力，但他們有理由相信，這個與中國非常相似的市場將帶來好運氣。

    為了選好邁出國門的第一步，新希望集團總裁劉永好曾在東南亞地區包括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緬甸等國廣泛考察，但最終選定越南。

    “來這裡是因為和中國最像。一來兩個國家風土人情和生活習慣非常相似；二來越南也是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向中國學習改革，政策上相同。此外，中國農村人口占80%，越南也差不多，它的農業産值大概佔85%。總之，兩個市場十分接近。”

    寶貝集團的卞洪登也説，去越南的最大感覺就是不像出國。“如果我們在這個市場上都做不好，何必奢談其餘？”

    最令中國企業興奮的仍是市場轉型所蘊含的巨大機會。新希望胡志明分公司總經理孔永紅説，“在國內我們的布點已經完成了，不可能再取得以前那樣的增長。而在越南，如果我們能抓住機會的話，是一次非常好的二次創業機會。”

    TCL的易春雨認為家電市場也出現了類似的狀況。現在，即使TCL在越南的價格只算是中檔，一款同樣型號的TCL彩電的售價仍比國內高出60-70%，而平均的毛利率大概在21%左右。越南目前年消費彩電的數量卻只有60萬，預計在未來的幾年內，越南彩電市場的規模將會比目前翻一番，達到160萬。

    TCL現在已開始嘗試投放VCD機和其他電工産品，而其他家電産品如手機、電腦、空調等也在未來的計劃之內。

    中國製造

    討論中國商品在越南的競爭力，來自摩托車的行銷數字就足以令人興奮——在1999年底，越南對摩托車組裝線未放開限制以前，全國的摩托車年銷量是40萬輛；而這道關卡一旦打開，2000年，僅從中國進口的摩托車就達140萬輛。也就是説，中國摩托車企業用一年的時間，在越南挖掘出了一個高於過去3倍以上的新市場！

    每個越南人都會提起去年中國摩托車在越南熱賣的熱鬧場面。在河內，胡志明和全國的大城市，大大小小的越南商家爭先恐後打出橫幅標語：“銷售中國摩托車！”“新款中國摩托，價格便宜！”普通的小批發商對記者形容説，700輛的進貨可以在10分鐘內就被各店家搶購一空。

    要知道，這個成績可是在越南人對日貨近乎宗教式的崇拜中取得的。一個簡單的例子可以説明中國摩托車發難之前日本對手的壟斷地位——越南的詞彙裏面有個叫HONDA(本田)，就是摩托車之意。1998年，日本摩托車在越南的市場佔有率是90%，現在這個數字正好是中國摩托車的市場份額。

    對於遲到的中國企業來説，真正的拓荒時代已成過去。在一個尚未飽和的市場中，靠性價綜合比從其他海外競爭對手那裏“搶”來市場份額，是每一個心胸遠大的中國企業現階段在越南必須解決的主題。這既需要膽識，更需要紮實的市場調查。

    在1999年4月正式設廠之前，TCL公司內部對於越南市場的爭議曾十分激烈，焦點是越南市場的前景。經過幾次的討論和辯論，總裁李東生還是拍板決定來這個市場。

    “我們到這邊來，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從負數開始。”TCL河內分公司副總田野告訴記者。

    當時的越南市場面臨奇怪的局面：1998年，全球幾乎所有的家電企業全在越南設有工廠，整個彩電行業生産能力已達到300萬台一年，但是每年的實際銷售量卻只有60萬台。看起來，在這個超飽和的市場裏，供求矛盾有5倍的差異。

    現越南分公司總經理易春雨在1998年8月來到越南市場，在3個月裏，他寫出了一份極為詳盡和深入的市場調研報告。易在報告中指出：

    這個市場雖然嚴重供過於求，但是它的市場結構極度不合理：日本彩電的價格非常高。在香港市場上賣600美金的彩電，在這裡要賣到1000多美金，可以看出市場可供挖掘的潛力非常大；

    而TCL作為中國的大企業，品質有保障，實力上也不遜於這些日本企業。由於越南和中國人的消費習慣比較相似，TCL的一些型號的産品如果拿到這邊來，肯定能適用；

    此外，在越南設廠，製造業的成本比國內還要略低一些，只要TCL樹立一個好的口碑，然後以略低於日本企業的價格來打市場的話，發揮的餘地自會很大。

    “所以，撥開供過於求5倍這個巨大差異的迷霧，我還是從越南看到了屬於TCL的機會。”易春雨説。

    到如今，易的判斷顯示出了效果。胡志明市街頭，一個家電批發商店的小老闆如今是TCL彩電送貨員的老朋友了。他告訴記者，曾經有一段時間，中國商品給越南的印像是價格低，但品質不高，比不上日本貨，但現在，他不這麼想了，因為“以前來的都是些信譽不好的小企業，真正的中國大企業剛剛才開始來到越南。”

    當TCL彩電第一次送到他手裏的時候，他還錯以為是香港産品，後來才聽説是中國內地的。“那時候我差一點就放棄了，因為聽説中國有許多假冒偽劣的商品。”他説，“但現在，TCL彩電賣得越來越好，越南人也願意購買TCL。”

    “我自己也賺了一些錢，最近在胡志明開了好幾家分店啦。”他説，並笑呵呵地坐在TCL彩電前請記者照相，希望給他的小店作廣告。

    樹立品牌從而重樹中國商品在越南市場的信用，可以説是目前中國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

    作為近鄰，中國商品向越南的輸送幾乎從來未曾斷絕。在越戰剛剛結束的饑餓年代裏，通過邊境注入越南的中國商品大到機械，小到一針一線，源源不斷地出現在貨架上。那時，中國貨是奢侈品、好東西的代名詞。由於古越南曾是中國的附屬國，那些摻雜著對中國悠久歷史和強盛國力的羨慕，以及千年來友好鄰邦的信任熱情為這些商品蒙上了一層光環。僅僅依據官方的統計，建交之後的邊貿就呈爆炸性增長，這還不包括那些通過各種渠道被越南人帶回國內的走私品。

    在普通越南家庭中，經常可以見到標有中國字樣的日用品。一位家庭主婦告訴記者，那時候的中國貨品質特別好，她最喜歡的就是寫著“喜”和“福”等漂亮的中國字的商品，那時候市場上很難買，要託人從邊境上買才可以。

    可惜，輕易得來的又被輕易失去。中國邊境城市一些小商家向越南傾銷産品的狂熱埋下了十年後的隱患，高利潤導致大量低質商品流入越南。建交後來到河內的杜志國參贊説，曾經有一個廣西小鎮的“縣太爺”興奮地向他宣揚，縣裏沒人要的東西全賣給越南了。

    越南駐華使館商務參贊胡國飛買過一輛名牌的鳳凰自行車，到中國來的時候，他把這輛車帶了過來。“結果，上海自行車廠告訴我，它是假貨。”胡國飛攤開雙手説。

    1999年以來摩托車業錯誤的銷售戰略似乎雪上加霜。在力帆、隆鑫等企業進入之後，風聞越南市場可以“撿錢”的數十家中國摩托車企業開始魚貫而入，以低價互相拼搶，將1996年開始在中國內地開演的價格戰轉移到越南，而批發商們又趁勢壓低價格。一輛100CC摩托車從去年年初的600美元演變至年底，已下跌到270美元，接近成本價。

    “我們剛進去的市場啟動期，售價確實還很規範。但1999年下半年，中國的摩托車就開始大量涌入。下半年是硝煙初起。2000年，白熱化。2001年，遍體鱗傷。”力帆集團總裁楊永康如此形容。

    “其實我們進來的摩托車有好有壞，有些好的品牌，品質是不低於日本貨的，”使館的杜參贊説，“可是現在越南人已經造成了一個印象，就是凡是日本貨都是好的，盲目崇拜，凡是中國貨都是假冒偽劣的。這樣到現在就難做了。”

    新希望集團海外拓展部的經理張濤説，他們剛開始到越南市場的時候，最頭疼的就是這個問題，幾乎想換個品牌另起爐灶算了，但最終還是決定堂堂正正用中國品牌。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的商品根本沒有品牌意識，沒有長遠的規劃，也沒有開拓精神，互相壓價，賺一筆是一筆。”東南亞商務會的許寧寧強調説，“我們必須重建信用，那些小而零散的生意曾經破壞了中國給越南的印象，但現在，我們應該做的是，樹立品牌，作更長遠的規劃。”

    時勢正在出現轉機。2001年5月18日，一個名為“中國企業商會”的組織在河內成立，會長是中國石化集團越南分公司總經理伍萬華。使館的杜參贊説，在他數任商務參贊期間，來來去去，每一次都想把商會辦起來，但過去中國企業太少，現在，這個想法總算實現了。

    會長伍萬華告訴記者，他們要學習日本商會的經驗。每一個日本企業在採取降價或其他動作之前，都會圍坐在圓桌前商定共同的對外策略，維護整體形象，避免價格戰。

    “現在，雖然時間和經費都很緊張，但我們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最重要的是幫助越南的中國企業相互溝通。”他説。

    這是個先兆。這個由60多家中國企業共同組成的民間機構是完全自發的，他們都希望能重建中國在越南的信譽，共用成果。幾個明星企業已經在其中樹立了威望，包括TCL、新希望和優耐特。

    “我們特意選取了優耐特(UNIT)這個國際化的品牌名稱，”吳名生説，“以前的摩托車太不注意打品牌，我們要吸取教訓。其實，國內的摩托車品質技術水準並不比日本差，只是我們太沒有品牌意識。”

    痛定思痛，一改以前的盲目，隆鑫在機場路上樹起了碩大的廣告牌，而力帆分管宣傳的陳經理則正忙著把力帆明星飛越紅河的計劃付諸實現。此外，他們的摩托車終於將與日本本田相近的商標徹底甩掉，真正打出了力帆的牌子。

    通過艱難的努力中國貨才逐漸擺脫陰影。前任大使李家忠在1999年的一天，在越南街頭找不到中國産品，感到十分失望。他徑直走進一家國營電器商店，走向櫃檯，問售貨員説：“你為什麼不賣中國的電器？我是大使，我要向你推薦我們中國的電器。”

    “可是，沒有你們中國的呀。”售貨員對怒氣沖衝的大使小心翼翼地回答。

    “我們的大企業怎麼都不進來呢？”李大使回去後對使館的工作人員犯愁。

    “正好，TCL剛剛進來了。”工作人員回答説。

    事隔兩年，現在，TCL已迅速擺脫噩運，佔領了10%的市場份額。

    “這個過程或許不是很快，但我們當時認為，每賣出一台都是一顆種子。”TCL越南分公司總經理易春雨説，“我始終有信心。”

    《環球企業家》雜誌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