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率為何這麼高

    在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成都、廈門、瀋陽、鄭州8城市的3404名18歲以上成年市民進行多段隨機抽樣的入戶訪問後，零點公司發現，“調查結果相當正面”。

    8個大城市有約8成的市民知道誰是本市市長，約6成半的市民表示，即使在直接投票中，自己也會選擇支援現任市長。在對市長表現的評價中，清正廉明是一項廣受肯定的因素，北京、上海、武漢、成都、西安、廈門的市長在這方面得到的認同率更高至70-90%。

    鄭州、廣州、成都、北京的居民中有超過50%比例的人認同本市市長的施政政績；六成以上的廣州、成都市民對本市市長的施政計劃表示了贊同。

    假如由市民直接投票，八大城市中的所有現任市長均可能再度當選。在正確地回答了現任市長名字的市民中，傾向於支援現任市長者佔64.1%，即44.4%的“可能會支援”者和19.7%的“肯定會支援”者。交叉分析顯示,對於支援度最具正面影響力的因素是了解並贊同現任市長的表現。

    有趣的是，一些被調查者儘管不知道市長是誰，也不知道市長做了哪些事，卻選擇了支援。研究者分析後發現，這些大都是年齡稍大的群體，他們對於黨政領導者有一種自動的心理支援機制，這從一個側面顯示他們對於現實生活的滿意度。

    “考慮到目前社會處於轉型期，各大城市市政問題頭緒頗多，牽涉的利益群體十分複雜，各位市長所獲支援率已算較高。”袁岳説。

    他認為，近年來中國各大城市普遍重視市政建設和為民辦實事，改善市容市貌，是市長們獲得高支援率的重要原因。

    中國市長缺什麼

    但市長們在與市民溝通的道路上都還有著很長的路要走。

    施政狀況的開放性和透明度似乎亟待改善。調查發現，對於市長的施政計劃與政績報告完全不了解的市民高達4成，另有一成多市民表示，對施政計劃雖有了解但不贊同。

    多數市長都有待進一步塑造自己在民眾心目中的個性化魅力和形象親和力。8大城市有6成市民對於市長的個人形象具有“臉譜化”的認知，而這種認知大都來自電視裏的會議、講話及報紙頭版頭條裏傳達的公式化資訊，但對於市長們的個性化資訊，人們幾乎毫無所知。

    有4成市民要麼説不出市長姓名，要麼雖然知道市長姓名但對市長個人形象表示沒有任何印象，對施政計劃“毫無所知”，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市長“大人”在幹些啥。

    袁岳認為：“中國市長們有必要採取經營者做廣告的方式，多學點消費心理學，多講些老百姓有興趣聽並且聽得懂的語言，而不是坐在主席臺上説官話、套話。”

    “為什麼不能像民眾當中一些受尊重的人一樣，以一種普通人的腔調發出正常的聲音呢？”袁岳説。

    在他看來，多數市長仍習慣於在大會上講如何貫徹執行中央和上級的精神，而不是告訴市民們，“我想怎麼做，我要怎樣來管理這個城市”。個性的缺乏導致形象受傷。

    在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壽龍看來，市長們所獲得的8成的知名度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與地方報紙和電視裏的大量曝光率不相稱。“這表明我們的很多宣傳是一種‘無效宣傳’”。

    無效宣傳必然導致政務資訊溝通的不暢。毛壽龍認為，改進的方法就是加大市民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參與。

    袁岳也認為，作為“經營者”，一個市長成功的標誌就是最大限度地實現市民的期望與價值。這本來是中國共産黨對所有“人民公僕”的要求。

    但現實中往往會聽到老百姓説，“黨中央的政策是對的，到了基層就走樣了”；一些地方政府和幹部的作風給人的感覺也好像是在製造中央和民眾之間的矛盾。

    “只有站在市民的角度，才能把中央的精神與百姓的需要創造性地結合起來，否則反而可能造成中央精神與市民需求之間的隔裂。”

    將民調納入法定程式

    袁岳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份調查報告已發給國內外數百家媒體，並引起國外媒體的濃厚興趣。日本一家媒體在評論此事時説，“這是中國政治史上一件耐人尋味的新鮮事”。

    但袁岳表示，“我們做這項調查前並沒有得到任何政府部門的授意”。迄今為止他們還沒有收到有關部門對發佈這項調查結果的批評。

    實際上，這家公司早在四五年前就已開始陸陸續續接受一些地方政府部門的委託，對一些基層工作人員進行民意測評試驗，其中包括對一些地方縣長、局長的考評。

    隨著幹部民主考評制度在中國各層各級的逐漸推廣，零點公司的研究者感到，民意正越來越成為評價黨政幹部業務能力與政治表現的重要依據來源，對地方高層領導進行民意測評的輿論空間正在形成。

    進入新千年後，包括中國高層領導人在內都提出過“經營城市”的概念，這個概念要求城市市長們要像一個經理人一樣來經營和管理城市，一個經理人的成功必然離不開員工和消費者的滿意度，市長們的成功當然離不開市民的滿意度。

    但中國一直沒有對於市民滿意度的公開測評。袁岳認為，民間仲介機構可以開一個這樣的頭。

    不過，零點此次調查的其實是10個城市，但因另外兩個城市的市長支援率過低，所以他們在報告中只發佈了來自8個城市的結果。

    袁岳沒有透露另兩個城市的名字，但他説，其中一個城市市長剛上任，另一個城市的市長任期太長。

    “出於對人們接受心理的考慮，我們做了這樣的保留，”他説。在他看來，如果這項調查結果是在十年前進行的，可能會被認為是“搗亂”。現在，“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正處於過渡期”。

    這位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MPA認為，旨在建立起政府與民眾之間良性互動關係的民意測驗，應當逐漸深入到中國幹部考評制度中去。

    這次零點的調查主要考察市民們對於市長的施政計劃、施政表現、廉政形象、個人風格四個方面的了解狀況和欣賞程度。袁岳認為，這只是簡單的粗線條的考察。從全面評估看，這4個指標不夠，應當進一步細化和具體到社會保障、教育政策、交通、治安等，看看市民們到底對哪方面滿意，哪方面不滿意。這樣才會對市長們改進工作決策起參考作用。

    中共中央在7月份出臺了《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要求把群眾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落到實處。

    中國人事部下屬的人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王通訊對中國《新聞週刊》説：民意測評應在一定範圍內成為監督考察幹部的一個側面。

    王通訊説，傳統的考察幹部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現在要上下結合，而且，應當逐漸引入仲介機構的評價。“只有這樣，才能讓各級黨政幹部真正學會對上對下都負責”。

    但這位中國人事專家認為，目前的體制還不足以鼓勵地方領導人大膽表現個人風格與觀點，“多數人扛不住”。

    制度學者毛壽龍進一步表示，中國應當建立起對於黨政幹部和地方領導人的多元化評估體系，其中黨內考察和黨外考察、上級監督和民眾監督應並行不悖，都很重要。

    在他看來，民意測評作為一個重要的手段，應當成為法定程式的一部分，“既不能過分誇大或高於法律，更不能放棄”。 （胡奎）

    《中國新聞週刊》 2002年8月19日